作为问题的中国文论身份研究（笔谈）
时胜勋。
身份是确定某物某人归属与价值的一个术语，身份问题的提出有其特定的时代情境。随着全球化、现代化、信息化进程的加快，身份问题日益突出地成为当代社会文化的热点。身份触及人本身，在生理、心理、精神维度均有展开，今天的性别、身体、欲望、青年等问题就是证明。身份也触及社会本身，拜金主义、消费主义、族群歧视、城乡矛盾、家庭伦理等问题也日益突出。身份更触及文化问题，在价值观层面展开激烈的冲突，如中国与西方问题、传统与现代问题、物质与精神、科学与文化、政治与人文问题等。可以说，在“地球村”时代，身份问题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突出过。当社会流动性越大时，身份问题也就越尖锐、激烈。随着多元化趋势的加快，那种二元对立、单边主义、霸权主义、本质主义的入思方式正在受到质疑，身份问题也就随之成为当前文化研究的重要问题。
作为身份问题的一种，文论身份又将如何呢？中国文论在今天可谓遭遇了从未有过的身份危机：文学终结，理论终结，中国文论集体失语、国际影响力几乎为零，历史虚无主义与文化虚无主义弥漫期间，文论应对现实乏力，文论不再具有思想的牵引力而成为课业的巨大负担，文学批评荡然无存，文论大家寥若晨星……面对这些困境，难道中国文论就没有一点危机感？显然不是，问题的关键在于，何谓文论身份，文论身份是如何发生的，又将如何解决？
这里的文论身份特指的是中国文论身份问题，是相对于西方和中国特定的社会文化语境而言的。一般的学术研究往往是将中西并举，但是中国文论身份并不仅仅是与西方相联系的，它还与当下中国特定的社会文化实际息息相关。作为中西问题，这是学理与知识层面的，自然有无数的差异，但是，中西问题很快就会被导向实际的问题（古今问题），那种纯知识性的态度就会被各种各样的功利主义态度所裹挟，于是，“西优中劣”、全盘西化或者保守主义等就会成为常态，但是，文学理论所面对的是处于不同时间空间的社会文化共同体，又怎么能使用同一套西方标准或古代标准呢？当然，那种一味注重原创性的看法也忽视了当今全球化的既成事实，关起门来搞中国文论建设或者喃喃自语自然是行不通的。
我始终认为，中国文论身份的根本问题是要立足中国当下特定的社会文化情境，直面突出的中国文学、艺术、美学、哲学等实际问题（学科、学术、文化等），应以严谨的现实主义态度，在注重知识性、学理性、学术性的同时，注重思想性和创造性，注重对中国文论理想形态、开放形态、未来形态的文化期许与积极开拓。文论身份问题开启的是一个跨学科的课题，充分调动了学者的主观能动性与学术个性。文论身份问题是一个现实问题，而非纯理论的问题，中国文论身份问题的解决不是流于口号，而是一件细致、耐心的学术工作。中国文论身份研究需要的不是思辨，而是面对现实问题的入思，这个现实问题就是处于全球化语境中的中国文化现代化问题。
“中国文论身份研究”是我在北京大学开设的研究生课程，以我曾经出版的《中国文论身份研究》（河南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一书为框架，进行了一学期的研讨，加深了我们对中国文论身份问题的理解。尤其可贵的是，选修本课程的北大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还有访问学者和延边大学文艺学硕士研究生们，积极参与本课程讨论，贡献了他们较具思想性的文字。这一组笔谈就是他们积极思考的结果，触及的问题也较为广泛。当然，他们的思考或许还不太成熟，但足以表明他们通过自己的思考在努力介入当前前沿学术问题，我想这一点是值得赞扬的，他们的思考对于中国文论身份问题的进一步深入研究也是有所助益的。
【时胜勋，北京大学中文系讲师，文学博士】。
黎潇逸。
在文论身份的讨论中，政治是一个很重要的范畴。虽然我们必须承认文艺具有一定的自律性，但也无法断言任何艺术都可以绕开政治问题。
一个场域可以被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或一个构型。进一步说，场域是一种具有相对独立性的社会空间，相对独立性既是不同场域相互区别的标志，也是不同场域得以存在的依据。所以，政治场域可以说是附着于政治权力的一系列历史关系所构成的社会场域，政治无所不在。政治场域中始终充满着阶级性的斗争，不可否认、不可抹杀。场域是充满力量的，是指个体在场域中展开竞争，每一个场域中都有统治者和被统治者，而任何统治都隐含着对抗。在政治场域之中，阶级力量的消长，产生场域之中中心和边缘的相对位置，它们之间存在着对抗的张力。
对于政治场域中的文艺而言，即便艺术家和作家的创作遵从内心的本性、艺术发展的客观规律，追求一种艺术自律;但在一个更大的权力场域之中（比如政治场域），存在不可抗力，压制、裹挟的力量。权力的倾斜、轮转、颠覆，力量的此消彼长，支配着文艺不自觉地进入该权力场的空间运作轨道中发生作用，甚至参与权力的斗争。
政治与文论有何关系？在特定的政治场域中有相应的文论，虽然文论的发展有自身独立性，但处在一个大的政治话语之中，或多或少会受到该场域的作用影响。自由资本主义社会中，在一个拜物教神话中，从艺术品到劳动力都被商品化，文学的价值被具体量化、应用到社会中、市场中，是以销售排行榜、以及各种奖项来精准计算的。这种说法可能略显极端，但必须承认这是一种倾向。文学作品没有国界，但是作家和文论家是有国籍的，有他们自身所处的立场。
但我们切不能因此而悲观看待文艺与政治的关系，认为政治场域中的文艺发展只能屈从于权力。假如完全失去一个主导，全面破碎、虚无和恐慌，精神价值的失落，容易导致另一种极端力量的崛起，就像一种新的神话和信仰重新占据这个中心的主导位置，对文论和文艺的发展进行新的牵引和导向。
那么作家何为？批评者何为？作为文艺工作者和批评学者，需要思考的是，处在政治场域的整体大环境中，既然不可能完全破除政治的影响，依然要以积极的态度去面对。在政治立场之外，我们仍需要关注那些历经时光变迁、岁月磨蚀而不会变动的东西，既有生活角落细碎的感受，也有星辰大海浩瀚的生命体验，既有人情世故、喜怒哀乐，也有正义价值、永恒真理。随着朝代更迭、时间流逝，我们所处的政治环境和权力话语一定会发生变化，但是这些超越时间和空间的东西却可以让不同时代、不同国度的人在文艺的领域中相知、相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