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合所有制改革为什么要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
摘要：文章从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宏观层面与公司治理层面，梳理了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背景与逻辑，结合当前国有企业改革中存在的逆向选择问题，分析了在混合所有制改革中以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必要性，对深入理解混合所有制、?M一步探索国有企业改革具有的借鉴意义。
下载论文网 关键词：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公司治理；逆向选择 国有企业引入私人资本不是一个新的现象，但是作为新时期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提出却有其特殊意义。
国有经济民营化看重的是产权层面的权益归属；而混合所有制则更多强调治理层面，通过不同背景经济成分的相互补充和制衡，在增量上、渐进地改善国有企业长期存在的一些问题。
这一转变意味着，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成果要在长期的效率提升中通过国有资本的增值得到体现，而不再是“一锤子”的产权交易。
发展混合所有制不应延续“甩包袱”的思路，改革目标的实现，依赖于公平的市场环境下，企业根据自身发展需求实现自发的产权融合。
一、 混合所有制企业溯源 长期以来，国内“混合所有制”仅是用在宏观语境下，强调整个经济体内所有制结构的非单一性，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实践中都缺少对混合企业层面的专门研究，以至于流行着不少误解。
实际上，混合企业不仅在长期的改革开放中已大量形成，就是在倡导自由化的西方国家也并非绝无仅有。
如果没有对混合企业历史、现状和本质的全面了解，就难以在改革中把握方向和重点， 政府与私人同时作为同一企业股东的现象由来已久，并且在世界范围内广泛存在。
欧洲的混合企业可追溯到重商主义时期，美国的混合企业则可追溯到1791年成立的美国第一银行和1860年代成立的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
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私人资本与国家政权结合，形成了所谓的“国策公司”（佟福全，2001）。
20世纪七八十年代，混合企业在英、法、加等发达国家曾一度迅速发展，尽管在私有化浪潮中一度受到削弱，但仍然是一类重要的企业组织形式。
国际上，混合所有制企业也很早就作为一类特有的企业类型受到了广泛的关注。
Brada （1996）将政府让渡国有产权的方式分为两种：（1）直接出售国有企业股权或资产；（2）私有化发行（SIPs），即通过公开发行股票将政府在国有企业的股份部分出售。
1961年，联邦德国政府将大众的多数股权出售给公众，被认为是战后第一例大规模的“非国有化”案例；1984年，英国电信公司（BT）通过IPO方式向市场出售50%股份亦被视作私有化发行的典型案例。
1990年到2000年间，出售国有产权一度在OECD国家流行，以至其该项收入占了全球同期的2/3。
或许是出于对私有化步伐的控制或者经济社会问题方面的顾虑，此类产权让渡常常并不彻底，从而造就了大量的混合企业。
一项对OECD国家1997年以前在公开市场上的私有化发行行为研究表明，私有化并不如初看上去那样彻底，直到2000 年底，政府仍在2/3 的企业中作为最大股东或拥有重大权力，国家（state）作为私有化后的企业的最大股东的情况很普遍。
此外，一些国家采用机会主义的私有化策略，在市场较好或是政府缺钱的时候出售大型国有企业的一部分股票，这也客观上带来了阶段性的混合企业形态。
目前为止国际上大量的混合企业是部分私有化的产物，其初衷或者是回笼资金的资产出售行为，或者是为放开政府对企业的控制。
而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转轨的组成部分，难以用“私有化”或“部分私有化”简单进行概括。
官方实施混合所有制的初衷不是改变这一现状，相反是要通过吸引民营资本来实现国有资本更大的杠杆效应。
二、 中国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宏观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年均增长率高达9%，创造了大国经济增长的奇迹。
然而，以2008年的世界经济金融危机为转折点，经济增长背后的问题日益凸显。
其中，最具时代代表性的是，通过分权激励的强刺激、由地方政府统领经济发展的模式遭遇瓶颈：一则，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大，财政刺激基础设施建设对经济总量的拉动作用面临边际性递减；二则，从结构上看，行政驱动下的低效率投资进入回收期，资金推动、劳动密集型的传统产业普遍产能过剩、重复建设严重；三则，地方政府从经济发展中牵涉的利益过多，土地财政难以为继。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对世界经济的总量影响显著，创新引领则严重不足。
“中国经济向何处去？”不仅与每一个中国人休戚相关，也是令全令世界所瞩目的问题。
不可否认，持续低迷的外围经济环境加剧了经济增长的困难，但归根结底，“中国问题”的症结在于自身，是在三十年改革红利和人口红利消耗殆尽的情况下，资源的结构性错配和增长动力源衰竭的问题。
中国正处在发展的十字路口，当务之急是为未来十年的持续增长找到新的源泉，进而为进一步的改革争取时间，大规模存量国有企业潜在的效率提升空间为此提供了一个可能性。
经过多年的改革，绝大部分国有企业已经建立了相对规范的现代企业制度，在前一阶段的经济发展中展示了改革的巨大作用。
然而，进入21世纪以来国有企业改革的步伐有所放缓，在宏观布局和微观管理层面，仍然存在不少问题。
当前，国有经济在经济总量中的比重仍然很大，处理好这块效率洼地，就有望为未来十年的经济增长找到新的源泉。
例如，许召元和张文魁（2015）研究发现国企改革可以通过提高资本边际产出、改善资本动态配置效率、促进TFP增长和发挥对其他企业的外部溢出效应等途径提振经济增速，如果每年有5%的国企进行改革，经济增速可提高0.33个百分点左右，如果每年有10%或20%的国企进行改革，则经济增速可提高0.47或0.50个百分点左右。
国有企业改革要解决两大问题：一个是与外部市场的关系问题，产业分布、控制力、竞争的公平性；一个是自身的内部问题，平衡激励与约束。
这两个问题有时会相互影响。
十八大以来的改革中，并购重组、打造国有资本投资和运营平台着重解决的是与外部关系的问题；员工持股、管资本定位着重理顺的是内部关系。
上述不少举措都不可避免涉及产权层面的变动，出现不同所有制资本的融合，从而纳入所谓混合所有制的范畴。
从政策制定的角度，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目的是通过进一步做活国有企业来挖掘经济的增长潜力。
实际上，“靓女先嫁”并不必然带来国有资产的流失。
市场上，优质企业出售股权引入战略投资者、换股结成战略联盟等方式并不罕见。
企业股票的公开发行，本质上也是一个向投资者出让未来收益的行为，但往往只有最优质的资产才能符合发行要求。
对于一些资产优良的国有企业，从完善公司治理需求的角度，引入优秀行业资源的角度，或者是经过战略梳理不宜继续作为主业发展的，应该鼓励引入民营资本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
因此，混合所有制改革中不存在“靓女先嫁”或是“丑女先嫁”的绝对优先法则，而是取决于机会的成熟度，与作价的公允性。
反对“靓女先嫁”的无非是担心优质国有资产被瓜分，但这样做实际上并不能达到所期望的效果。
混合所有制改革成功的前提是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站在对等的地位上，革除??有资本与民营资本融合的体制性障碍，通过构建灵活公正的企业产权交易市场，促进企业股权流转，健全公司治理结构，提升企业运营效率。
五、 结论与建议 综上所述，混合所有制不是一种新型的企业组织形式，也并非一国一地所独有，而是企业改革的过渡阶段，或者是为实现特定的治理结构而采取的特殊的股权安排。
目前我国已经初步建立了相对完善而巨大的市场，民营资本也已经具备较大规模，与国有企业在业务层面出现了很多的交集，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混合所有制发展道路具有宏观基础与微观需要。
与此同时，中国作为转型国家，政府对市场干预的力量仍很大，特别是地方政府破坏市场公平的行为仍屡有发生，国有资本和民营资本竞争地位仍然悬殊，这一事实必然会影响民营资本参与混合企业的初始预期。
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目标应是建立一个产权自由融合的市场，把具体的融合配置功能交给市场去完成。
在这样的市场环境下，才有可能实现民营资本和国有资本出于资本增值和优势互补目的的融合，提升企业运营效率与整体的经济发展水平。
“靓丑抉择”只是混合所有制改革中逆向选择问题的突出表现之一。
作为当前绝大多数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起点，什么样的国有企业推行混合所有制改革，微观实践能否真正支撑起宏观目的，对于改革的实际效果有重要的影响。
关于这一选择问题，目前较好的解决方式是建立起市场、监督好市场，然后交给市场。
参考文献： [1] Brada， Josef C.， Privatization Is Transition Or Is It？[J]，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1996，（10）：67—86. [2] 李小斌.改善混合所有制企业的治理结构[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06—03. [3] 宋立刚、姚洋.改制对企业绩效的影响[J].中国社会科学，2005，（2）：17—31. [4] 佟福全.西方混合所有制企业比较[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 [5] 许召元、张文魁.国企改革对经济增速的提振效应研究[J].经济研究，2015，（4）：122—135. [6] 张文魁.中国混合所有制企业的兴起及其公司治理研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0. [7] 张卓元.混合所有制经济是什么样的经济[J].求是，2014，（8）：13—20. 作者简介：李小斌（1984—），男，汉族，四川省雅安市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中级经济师，研究方向为公司治理。
收稿日期：2017—1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