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消最低注册资本限制制度的优势
从2013年3月深圳商事登记改革2013年10月国务院制定在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下称上海自贸区）内的相关规定，再到2014年3月全国普适性法律的修改并施行，最后2014年8月《上海自贸区条例》的制定。
取消最低资本限制的确立与发展，对于投资来说是改革释放的红利，然而一项制度的改革因触及各方利益而兼有利弊，值得深入探究。
从公司法适应性品格角度出发进行研究，便会有更为辨证的利弊衡量。
一、取消最低注册资本限制在我国的发展 （一）深圳商事登记改革：初见端倪 取消最低注册资本限制的最初实验并不是在上海自贸区，早在2009年之2010年间，深圳地区就开始了改革的探索，酝酿三年后，深圳的商事登记改革因《深圳经济特区商事登记若干规定》的颁布尘埃落定，其中便明确了有限责任公司实行注册资本认缴制度。
申请人申请有限责任公司设立登记时，商事登记机关登记其全体股东认缴的注册资本总额，无需登记实收资本，申请人无需提交验资证明文件。
该规定将登记机关的权力和责任限制在形式审查范围内，提高了商事登记效率。
（二）国务院在上海自贸区的改革措施：进一步深化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10月25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在上海自贸区部署推进公司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降低创业成本，激发社会投资活力。
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取消有限责任公司最低注册资本3万元、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最低注册资本10万元、股份有限公司最低注册资本500万元的限制;不再限制公司设立时股东（发起人）的首次出资比例和缴足出资的期限。
与深圳商事登记改革相比，此次改革在上海自贸区把取消最低资本限制扩展到有限责任公司与股份有限公司一体适用，无疑是一次深入性的实验。
（三）公司法修订：全国性普遍适用 公司法的基本目的之一就是方便投资者设立公司，提高效率。
公司法最新修正案于2013年12月28日颁布并自2014年3月1日施行。
对比新旧法条，我们可以看到此次共修改了公司法条文12处，包括将第七条的实收资本删除以简化登记事项、取消对最低注册资本的限制实现一元也能办公司等，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便是取消最低注册资本限制。
公司法的修订，实现了从深圳经济特区、上海自贸区的地区性试验辐射到全国普遍适用。
至此，我国公司设立制度已发生根本性变化，其进步意义不言而喻。
（四）上海自贸区条例：区域性合法适用 自上海自贸区成立以来，自贸区条例的制定便成为立法工作的重中之重。
2014年7月25日通过并自2014年8月1日起施行的《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条例》中也最终确认注册资本认缴登记制。
《条例》规定：自贸试验区推进企业注册登记制度便利化，依法实行注册资本认缴登记制。
条例的明文规定在公司法修改之后便有了形式上的合法性与正当性。
二、从公司法适应性品格角度分析利弊 取消最低资本限制的举措具有创新意义，显示改革者对于中国现行的法定资本制的修缮与放开，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是向授权资本之过渡的大胆尝试之举，对于投资来说是改革释放的红利，然而一项制度的改革因为触及各方利益而兼有利弊，值得深入探究。
如果从公司法适应性品格角度出发对其进行研究，便会有更为辨证的利弊衡量。
（一）我国资本制度之定性：法定资本制 取消最低资本限制后，我国依旧是法定资本制还是已经过渡到授权资本制的探讨必不可少，厘清其性质是首要任务，只有在定性正确后，才会有符合逻辑的利弊考量。
而两者最大的区别就在于：法定资本制仅要求股东实缴法律规定的最低资本，不要求股东一次性缴纳所有认缴（购）的资本，只需在一定时间内补足认缴（购）资本即可;而授权资本制不仅不要求股东一次性缴纳所有认缴（购）资本，而且不要求股东在公司成立之后补足认缴（购）而未实缴的资本，是否认缴仅看股东个人意愿。
简言之，法定资本制下，只要认就一定要缴，只是时间有所宽限。
而授权资本制下，即使认也不一定要缴。
解读新修订的公司法相关条文 ，笔者仅可得出两点结论。
第一，首次出资额（实缴）不受限制，第二，公司设立后，补足认缴（购）资本的期限不受限制。
而在公司设立之后，认缴的资本是否仍需缴纳并未提及，既未提及，也就意味着依然要缴，股东在公司设立后，依旧负有充实资本的义务，只是不再受到《公司法》所规定的期限的限制。
赵旭东教授曾在一次访谈中形象得说道：认缴资本不是永远无需兑现的空人物头支票，公司注册资本也不是可以漫天设定、随意玩弄的儿戏。
因此，实质上取消最低资本限制并没有让我国的公司资本制度由法定资本制向授权资本制转变，本质上仍然是法定资本制。
（二）何谓公司法的适应性品格 在理解公司法时，不能忽视市场对规则的检验和评估机制。
绝大多数公司法规则的生发契机都在于市场的变化。
公司法的适应性品格就在于是市场的需求反映到立法的修缮。
法律的出台本意并非管制，而是适应市场。
立法改革的初衷和根因是什么？是市场有呼声，是实践有空白。
如果市场没有呼声，实践中也没有空白，恐怕立法者的改革便有做秀之嫌。
市场有需求，法律便适应市场应运而生、顺势而变。
（三）从公司法适应性品格探究其进步意义 取消最低资本限制制度得以最终合法而正当的确立根源在于市场的呼唤，市场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普通大众的积极投资与充分就业。
就目前而言，中国的GDP大多依靠投资拉动，可以预想的是，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将依旧大部分依靠投资拉动，而就业是民生之本，扩大就业和促进再就业不仅是重大的经济和社会问题。
在这个意义上，市场经济的发展离不开积极投资，就业市场的萧条呼唤大量就业岗位的生成。
取消最低资本限制意味着门槛的放低，这将充分激发普通公众的投资热情，激励公众创业，并由此拉动就业，创造更多就业机会。
刘俊海教授在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