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区经济一体化与中国的对策
地区经济一体化又称地区一体化、区域化，是指同一地理区域的国家建立经济一体化组织，进行广泛对话、协商和政策合作，使地区经济关系日益密切并导致制度统一的现象。
从20世纪40年代末至1994年，全球曾建立109个地区经济组织；而1995—1999年，新成立的地区经济组织就达69个。
1998年，地区贸易份额占世界的61%，其中亚太经合组织(APEC)、欧盟(EU)、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这三大区域就占54.4%（注：FredBergsten,FiftyYearsofTradePolicyLessons,TheWorldEconomy,January,2001,pp.4.）。
目前，地区合作的理念意识——地区主义与全球主义一样十分流行。
正确认识地区一体化的历史、原因、功能和趋势，对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和全面融入全球化过程的中国来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地区一体化的历史发展 地区一体化并非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新现象。
自19世纪以来，伴随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地区一体化大体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一）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初以货币同盟为主体的早期阶段 19世纪，始于英国的工业革命在欧美迅速扩展，以自由贸易为特征的经济全球化兴起。
19世纪中期以后，欧洲处于这场革命的中心。
1860年，以英、法签订“科布登条约”为标志，欧洲的贸易自由化达到高潮。
1834年，尚处于邦国同盟状态的德国出于经济统一和工业化的要求，建立了由18个邦国结成的德意志关税同盟。
1852年它扩展到全部39个邦国。
1857年，它与奥地利建立了德奥货币同盟，使用共同记帐单位——银马克，直到1866年因普奥战争而解体。
1865年，由法国、比利时、瑞士和意大利4国建立了拉丁货币同盟，奥地利和希腊在1867年加入。
1875年，挪威、瑞典和丹麦3国建立了斯堪的纳维亚货币同盟。
这两个货币联盟的共同特点是成员国协商安排货币制度，统一规定货币重量、名称、形式和流通汇兑方法。
拉丁同盟形成的直接原因是，英国在世界贸易中的主导地位以及它1821年确立的金本位对法国等西欧大陆国家银本位及相互关系的冲击。
拉丁同盟采取金银复本位，一方面与贸易自由化和经济开放相适应；另一方面可以保持货币独立性和成员国之间经济关系的稳定性。
1878年后，拉丁同盟实行跛行金本位制度、依然坚持白银的法偿地位。
斯堪的纳维亚货币同盟源于法国等实行复本位、而英国及德国实行金本位所产生的挤压，建立货币联盟是一种居中的选择；1885年后，联盟主要发行无黄金保证的纸币，并一直坚持到1914年。
20世纪初，由于西欧一体化的影响，1910年在非洲出现了由南非等4国建立的“南非关税同盟”。
虽然两次大战之间也出现过区域化组织，加1922年成立的比卢经济同盟、20世纪30年代的奥斯陆集团等，但这些地区组织为时不久、也无实质性发展。
（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40年中以共同市场为主要形式的全面兴起阶段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区域化发展进入复兴和全国兴起的新阶段。
在西欧，1948年，比、卢、荷3国根据1944年伦敦协定建立了关税同盟；1952年法国等6国创立“欧洲煤钢共同体”，1958年建立了“欧洲经济共同体”；1960年，英国等7国成立了“欧洲自由贸易联盟”。
在亚洲、非洲和拉美地区，从1959年法国指导加蓬、刚果、乍得和中非共和国4国在巴黎建立中非关税与经济同盟开始，兴起了一大批发展中国家的一体化组织。
具有代表性的地区组织，在非洲有：西非经济共同体(1959)，中非关税与经济同盟(1959)，东非共同体(1961)，马格里布共同市场(1964)，南非关税同盟(1969)；在拉美有：中美洲共同市场(1959)，加勒比共同体(1968)，东加勒比共同体(1968)，拉美一体化协会(1960)，安第斯共同市场(1969)；在亚太有：阿拉伯共同市场(1964)，澳新自由贸易区(1966)，东南亚国家联盟(1967)。
到20世纪70年代初，关贸总协定成员中有80多个成员分别属于17个区域组织。
这个时期区域化的主要特点是：(1)地区合作除了关税同盟和货币合作外，还包括产业、科技、文化、社会、政治、安全方面的合作，经济共同体为主要形式。
(2)大部分地区一体化组织建立了超国家性质的功能性机构，如地区合作基金、地区中央银行和投资银行等。
虽然地区内有传统经济联系、政治经济状况相近或相同成员组成的区域组织仍是主流，但与战前相比，区域化的内容、组织和分布都有了很大变化。
地区一体化复兴和全面兴起的背景是：独立后的发展中国家十分重视自主发展与国家安全，既要参与美国主导的贸易和投资全球化，又担心外来控制和卷入国际争端。
而西欧国家既担心经济上受美国控制，又担心美苏争霸危及欧洲安全以及内部冲突再起，欧洲联合被视为保证欧洲政治独立和经济自主、在东西方关系中找到回旋余地、维护欧洲安全与稳定的重大战略。
法国政治家莫内曾指出，“在当今世界上，就现代技术手段而言，与今天的美国和俄国以及明天的中国和印度相比，我们这些国家已变得太小了。
欧洲各国人民统一于欧洲合众国是提高生活水平、维护和平的一种手段。
这是当代莫大的希望和运气”（注：皮埃尔·热尔贝：《欧洲统一的历史与现实》，中文版，165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
20世纪70代中期以后，由于全球经济危机的打击，区域化高潮开始回落。
（三）20世纪80年代中期后以开放化和多样化为特征的加速发展阶段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冷战由缓和到终结，以贸易自由化和资本开放为特征的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区域一体化进入振兴和加速发展期。
其主要表现是：(1)地区组织在更广泛的领域内、更高的层次上开展合作，更多地关注社会、环境、和平与安全问题。
例如，欧盟1995年扩大为15国，1997年开始筹备东扩、计划吸收中东欧国家。
又如东盟，1984年吸收文莱，1995年越南加入，1997年吸收老挝与缅甸，1999年接纳柬埔寨，成为拥有10个成员国的“大东盟”。
(3)新的地区组织大量崛起，如北美自由贸易区(1992)、南方共同市场(1991)、亚太经合组织(1989)、南亚区域合作联盟(1985)、中西亚经合组织(1985)、孟印斯泰经合组织(1997)、里海经合组织(1992)、独联体联盟(1993)、非洲经济共同体(1991)等，地区组织已遍布全球。
(4)地区组织打破了原有单一类型的结构，形成了类型不同的国家合作共存、多种类型的地区组织并存的局面。
目前许多地区组织中既包含了发达国家、又包含了发展中国家，既包含了社会制度和价值观相同的国家、也包含了社会制度和价值观不同的国家。
(5)地区组织向跨区域联合方向发展，地区组织表现出明显的开放性特征。
如南方共同市场与欧盟的合作，亚欧会议开始的欧盟与东亚的合作，环印度洋地区合作联盟等。
所谓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新地区主义就是指在全球化压力下，地区一体化的开放性、多样性，地区涵义拓展、合作内容加深、范围延伸的新状况。
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地区主义的发展显然是因为各国、各地区都希望抓住发展机遇，应对全球化发展引起的一系列挑战。
连欧盟这个目前最成功的地区组织也一再强调，强大的、稳定的和开放的欧洲才能成为全球经济的主角，而这又必须以地区一体化发展为基础。
全球化打破了传统的地区性国际关系、形成了全球国际关系体系，但地区一体化再度加强了地区关系。
这种“回归”现象客观上要求合理的解释。
二、地区一体化的理论解释 长期以来，学术界对区域化原因的解释主要是经济一体化理论。
该理论认为，地区一体化建立地区统一市场、利用市场机制推动地区经济发展的市场化功能，是它兴起的基本原因。
例如，关税同盟理论认为，关税同盟通过“贸易创造”和“贸易转向”效应扩大内部贸易，有利于资源配置和生产发展。
大市场理论认为，共同市场可以获得规模经济，加强竞争，推动技术创新，增强经济活力。
协议分工理论指出，国家间协凋解决地区分工和市场问题，可以实现成本长期递减，促进贸易和生产和谐发展。
最优货币区理论认为，区域货币合作有利于地区要素流动和国际收支均衡。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丁伯根指出，经济一体化就是废除阻碍经济运行的人为因素，创造最适宜的国际经济结构。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莱斯特·瑟罗认为，由于民族国家经济难以直接走向单一世界经济，地区一体化在走向单一全球经济中起过渡作用（注：莱斯特·瑟罗：《资本主义的未来》，中文版，116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
与此相应，国际政治学界提出了解释区域化发展机制的各种理论。
例如，具有代表性的新功能主义理论认为，地区精英团体发起的功能性合作活动会创造出新功能活动的要求与环境——这种“溢出效应”不断扩大，推动一体化运动向前发展。
交易主义理论认为，地区内人民间大量的交易、社会学习和“共同体心理”形成过程，是一体化运动的动力。
国际机制理论认为，地区合作机制定义了博弈规范，这种机制保证着一体化发展。
政府间至上主义认为，地区一体化加强了政府权力，政府不断推动着一体化发展（注：DimitrisN.Chryssochoou,MichaelJ.Tsiniszelis,TheoryandReformintheEuropeanUnion,ManchesterUniversityPress,1999,pp.7～27.）。
如果说地区一体化单纯是促进经济发展的市场化手段，那么，它不应与全球化并存发展，因为就资源的市场最优配置而论，它不及全球化；假定它是全球化的准备，全球化兴起它将失去存在的理由。
地区一体化之所以在全球化中兴起和发展，根本问题在于全球化与区域化的性质不同和对主权国家的影响不同。
我们知道，全球化是指经济资源在全球自由配置、各国经济联系日益紧密的状况和历史过程。
全球化在本质上是市场化，它的主要功能是利用市场竞争机制和全球资源促进增长和发展。
古典经济学认为，分工是效率和增长的来源，市场是分工的条件，通过市场竞争，各经济主体乃至各国明确自身优势，形成合理分工，资源充分利用，经济获得增长。
但是，全球化既意味着市场由中心向外围延伸，更多国家参与增长过程，也意味着波动和冲击易在国家间蔓延。
因为全球化一方面产生扩散效应既外围加速增长趋势，另一方面又产生极化效应即财富向中心集中、使中心更有力地支配和影响外围的趋势。
至于这两种趋势何为主流，则取决于技术创新和主导部门调整的相对速度，以及经济主体的创新意识和市场机制的灵活性。
因此在客观上出现中心与外围、外围与外围、中心与中心的竞争和博弈撞击过程。
而且由于经济交汇使国家的主权功能受到限制，国家特别是外围国家很难控制安全和稳定问题，安全概念本身成为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科技、环境在内的综合安全概念，而不仅是领土完整、国家不受到外部军事威胁问题。
早在19世纪全球化过程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指出，“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注：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中文版，3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些西方学者宣称，全球化破坏了民族国家与国民的安全契约，国家不能维护国民和企业的利益，国民对国家失去信任与忠诚，从而使民族国家这一社会组织走向分化与终结（注：DanielDrezner,GlobalizersoftheWorld,Unite!TheWashingtonQuarterly,Winter1998,pp.209～223.）。
这固然夸大了全球化冲击，确也指出了全球化对国家安全和稳定的不利影响问题。
它并不反对市场化和全球化，但它倡导和坚持平等对话与协商原则，在这一基础上开展包括政治、经济、贸易、货币、文化、科技、控制冲突等方面的合作，通过政策合作引导市场化发展。
这种合作特性使它具有应对全球化冲击，维护安全与稳定发展的功能。
第一，地区一体化坚持合作发展意识，摈弃极端利己主义意识，平等对话协商，求同存异，化解地区内国家间矛盾与冲突，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发展。
全球化不等于国家、个人和公司的同质化，个人、公司和民族的特性并不因市场界限的突破而消失，不同国家市场主体间的非同质竞争和利益冲突最终表现为国家间的竞争和政策冲突发生。
地区内国家间的合作，既有利于缓和矛盾，也有利于市场竞争的继续发展。
例如，地区内各国政府共同发起的经济技术活动，将直接推动各国市场主体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培养共同发展意识，形成政府引导下的市场竞争，改善地区经济结构，避免结构趋同引起的过度竞争与冲突，这对地区经济发展、就业、劳动保护、环境污染控制、提高国际竞争力、保证基本商品稳定供应都有重大意义。
此外，全球化过程中对重要资源的要求，会引发地区内各国在领土主权、疆域归属上的争端，地区对话、协商、合作，一方面可以消除误解、抑制冲突、保持稳定，另一方面可以在合作开发、共同利用中逐步寻求解决途径。
第二，地区一体化形成经济活动的地区集中化，客观上减少对外部的依赖，造就一个区域大市场，有利于抗御外部经济冲击，维护地区经济安全。
大规模的贸易流动和资本进出使一国市场很难容纳和承受，而冲击的后果是企业大量倒闭、失业剧增、收入和消费急剧下降、经济活动萎缩，包括社会、经济、政治在内的国家综合安全遇到严峻挑战。
地区大市场除了有利于资源配置、增强地区实力之外，由于它的规模和深度优于一国市场，有利于缓和外部冲击。
货币冲击实际上是一个货币依赖问题，地区货币一体化既有利于形成金融大市场，也有利于国际货币金融结构的对称发展，削弱少数国家的金融霸权、抑制该国市场主体利用货币特权进行资本冲击的机会。
贸易冲击也是不对称依存问题，经济发达、市场庞大的中心国家对外依存度比经济规模小的国家低，前者的贸易政策变化和经济波动往往是后者的贸易经济活动强烈张驰和紧密的重要原因；地区贸易合作既适应了小国或发展中国家经济对外依存度高的特点，又降低了对外部的依赖度及所产生的贸易冲击。
当然，地区政策合作也意味着内部贸易、金融、货币和经济活动的协调性增强，减少了内部冲击的来源。
第三，地区一体化在国际体系中形成地区政治与经济力量，推动世界多极化格局发展，有利于抑制霸权主义，维护国际政治安全。
全球化往往与少数中心国的霸权主义行为相联系。
因为中心在经济上的既得利益往往转化为政治军事优势、民族优越意识和霸权欲望，促使它打击新兴力量，与其他中心国争夺霸权。
争夺霸权、维护霸权、霸权扩张是全球化中世界和平安全与稳定发展受到威胁的基本根源。
地区一体化不以军事联盟而以经济合作为重点，一方面可以避免正面冲突，另一方面可以形成新的经济中心，改变世界资源结构，削弱霸权主义的资源基础，使霸权争夺的斗争难以为继，从而缓和国际紧张局势。
同时，地区合作加强了地区力量、提高了自身地位，在国际关系中有更大的回旋余地，在国际规则制定上有更大的发言权，可以更好地维护国家主权。
比如，少数发达国家常以人权和环境的全球关联性为由，粗暴干涉发展中国家的主权，发展中国家的主权受到严重挑战，唯有通过联合和地区合作才能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