辅导员在高校合力育人体系中的协同功能研究
摘要：高校合力育人体系的完善需要协同者。通过搜集和分析辅导员协同育人工作案例，研究发现辅导员特殊的职业身份、工作内容和专业特长决定了这支队伍能够在高校“合力育人体系”中发挥重要的协同功能，提出了进一步完善高校合力育人体系的对策建议。
中图分类号：G45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9）15—0023—03。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一项涉及社会、高校、家庭各方面的系统工程。深入研究这个问题，把学校各方面的力量动员起来，把各方面的资源整合起来，构建“合力育人体系”，才能真正实现高校办学“立德树人”的根本使命。
“三全育人”理念自中央16号文件颁发以来，在高校已经提了10年。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12月举行的全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会议上再次提出，“要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实现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努力开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在“三全育人”工作理念的指导下，各高校都有志于构建“合力育人体系”。这个体系由支持系统及促进人、财、物等资源分配、共享，促进信息传递、沟通交流的平台构成，并通过制定相应的流程和制度促进体系运作。“合力育人体系”中的支持系统包括学校支持系统、家庭支持系统和社会支持系统。学校支持系统除负责思想政治教育的辅导员、班主任等外，还包括专业教师、校院两级的教育相关职能部门工作人员以及学生骨干、舍友，社会支持系统中的110、120、119、新闻媒体等社会组织人员以及强大的校友资源，家庭支持系统中的亲朋好友、亲密伴侣等。
高校构建的“合力育人体系”运作至今，已为促进大学生成长成才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仍然存在未能解决的难点问题。首先是第一课堂、第二课堂尚未真正实现有效连接，专业教师上课只完成专业教育任务，“德育工作”则由辅导员全权负责。第二是高校内部职能分工带来的责任壁垒导致育人合力还没有完全形成：院系与学校职能部门之间，不同院系之间，不同职能部门之间，各职能部门内部和院系内部各科室、部门之间，都有各自的工作职能及相应职责，一些棘手的问题往往产生在不同职能部门的职权交叉地带。第三是学校、家庭和社会还没有真正形成合力：初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的衔接和相互支持不够通畅；家庭教育的缺位或错位导致高校成为“无限责任体”等。要使“合力育人体系”发挥更大的作用，就要先解决其内部不同支持系统间如何有效协同的问题。
而所谓协同，即协调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不同资源或者个体，协同一致地完成某一目标的过程或能力，其本质就是打破资源（人、财、物、信息、流程等）之间的壁垒和边界，通过对各种资源最大的开发、利用和增值以充分协作达成共同的目标。因此完善高校“合力育人体系”的破解之道在于解决体系内的“协同问题”：谁是协同者？如何协同？
高校“合力育人”的对象是大学生。与育人对象最直接、最密切的接触者是辅导员。教育部2014年印发《高等学校辅导员职业能力标准（暂行）》（以下简称《标准》）中对辅导员的职业定义为“高等学校教师队伍和管理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教师和干部的双重身份”，“辅导员是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骨干力量，是高校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和管理工作的组织者、实施者和指导者”。辅导员的职业能力特征为“具备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相关学科的宽口径知识储备，具备较强的组织管理能力和语言、文字表达能力，及教育引导能力、调查研究能力等”。辅导员的职业身份特点和工作内容，以及职业能力中的宽口径知识储备和较强的综合能力素质，都表明辅导员的角色定位是一个天然的“协同育人者”：具有协同育人理念，善于创造协同育人机会，拥有协同育人能力，以及在“立德树人”使命的驱动下将“协同育人”由意识转化为行动的强大动力。
以下是笔者在课题研究中搜集的辅导员协同育人工作典型案例。通过案例分析可发现辅导员如何找到“协同育人机会”，如何发挥“协同育人能力”，达到“协同育人效果”的过程。
（一）案例简介。
案例A：辅导员王某擅长运用团体辅导技术开展班级破冰活动。王某所在院系的一位专业教师积极响应学校本科生院教学改革的号召，开设了强调“小组讨论”的新生研讨课，并邀请王某为该课程设计破冰和团队组建环节，以构建良好的课堂讨论氛围。王某在深入了解课程性质并认真研究教学目标及内容的基础上，成功设计并组织了第一次课堂活动。由于在第一课上组建了有效运作的学习小组，后续的课堂研讨中小组交流积极高效，充分实现了预期的教学目标和效果。
案例B：辅导员杨某是学校辩论队的指导老师，同时承担了《思想政治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杨某一方面注重在平时工作生活中收集身边与大学生有关的思想、道德、法律案例，另一方面与法律专业出身的专业教师一起研究课堂内容、推敲细节，同时还将“辩论”技术引入课堂教学。例如，在以“大学生情感”为主题的课堂讨论中用“在阳明桥上接吻要不要受到公德指摘？”作为辩论题目，启发学生思考“个人情感表达与社会公德的关系问题”。辩论赛的课堂形式和关注同学成长的课堂内容，让同学们十分投入和享受课堂讨论环节，他的课堂上少见“睡觉族”和“手机控”。
案例C：曾任辅导员的张某转岗后从事教学管理工作，发现“1+1+2”管理模式下，大二时行政班、專业班并存导致新班级同学关系涣散、专业认同感不强等问题。通过研究专业培养方案发现各专业在短学期都开设以探索和了解专业为目标的实践类课程《认知实习》，且授课教师都由班主任担任，将《认知实习》课程安排在专业确认后的大一暑假短学期，可为班主任通过课程环节促进新专业班级建设，该方案得到了学院教学委员会的认可。
案例D：辅导员沈某的责任学生是推免保送生。这类学生未经高考选拔，组成情况复杂，专业学习能力参差不齐。为了更好地结成教育同盟，沈某在学院支持下着力推进家委会组建，并搭建网上家委会平台，利用网络发布工作动态，让家长为学生的发展出谋划策，为学院建设建言献策；家委会成员还积极贡献如就业、实习、实践机会等社会资源，汇聚成为学生成长的支撑平台，促进了家校合力的形成。
（二）案例分析。
以上都是与辅导员有关的协同育人工作案例。按照STAR法则可将四个案例分别解析为“协同育人”事件发生的背景、要实现的目标、采取的行动及最终结果（表1）。
如前文所述，协同是打破各种资源之间的壁垒和边界，使它们为共同目标进行协调的运作，通过对各种资源的开发、利用和增值以充分达成共同的目标。因此可从“谁打破壁垒”“打破方式”“打破什么壁垒”“共同的目标是什么”以及“开发/利用或增值的资源是什么”等五个维度解析四个协同育人工作案例中的协同过程（表2）。
通过案例分析可发现“协同育人”的机会可以是辅导员主动出击去寻找的，也可以是通过提升自己能力素养后“守株待兔”获得的；但无论通过何种方式，辅导员在整个协同工作中的态度都是积极主动的。在协同育人过程中找到彼此的“共同目标”即共同的“价值取向”，是促进协同育人成功的根本出发点。是否真正达到“协同育人效果”取决于协同双方的资源（包括拥有的技能、特长、职责、权限等）是否都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
（三）案例启示。
1.在高校育人体系中，辅导员拥有成为“合力育人体系”协同者的天然优势，这是由辅导员自身职业发展的内在需要決定的。为了实现“立德树人”的根本目标，辅导员拥有较强的“协同育人”工作意识；辅导员职业能力标准的客观要求决定了辅导员掌握多种跨学科知识的可能性和较强的沟通、组织、协调能力，从而具备解决“协同育人”问题的能力。
2.辅导员如何更多地参与“协同育人”。根据案例分析可以发现，通过有针对性的学习，辅导员不仅能够主导第二课堂实践活动，寓教于乐地开展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也有承担和支持第一课堂的能力，将思想道德法律、健康心理养成、职业发展规划、社会化技能获得等素养课程化，成为第二课堂影响第一课堂教学模式创新的桥梁和纽带。具体途径包括：（1）辅导员应有勇气根据自身特长，主动出击寻找第二课堂外的“协同育人”机会。（2）辅导员应加强学习，提升自我专业化水平，寻找与第一课堂或其他育人阵地“协同育人”的机会。（3）辅导员进入第一课堂的方式包括直接承担思想政治教育类的课程，直接参与具有相关专业知识背景的实践、实习、探索类课程，积极参与设计自身能力及专业相关的专业课堂讨论活动等。
3.辅导员进入第一课堂也会引领师德师风，对专业教师“立德树人”理念产生影响。那些乐于开展教学研究的专业教师也非常期待辅导员进入第一课堂，找到并与这些专业教师合作，这是辅导员擅长的工作。
第一，学校在职能分工导致的责任壁垒暂时不能完全消除的情况下，统一思想达成共识仍是第一要务，学校、学院各级搭建更多促进教学队伍与思政队伍交流的平台，保持信息传递和意见渠道的畅通。
第二，引进或招聘的专业教师一定要有担任班主任或兼职辅导员的经历；专业教师招收研究生前须担任德育导师1年以上——与学生第一线的接触将有利于他们理解学生。
第三，高度重视辅导员队伍建设。高校非专业教师系列的人员可以统一从辅导员中招聘，这个队伍与学生有最直接的联系，已经树立了“育人”是高校根本任务的价值理念，在进入其他岗位时更能有大局观，不忘“育人”的初心，具备“协同育人”的意愿和能力。
第四，推动辅导员队伍专家化发展，作为高校“合力育人体系”中最具备协同潜力的辅导员，应努力提高自身的协同意识和能力，形成综观全局的工作理念和思维习惯，有主动工作的意识和愿望；发现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和信息；准确找到“合力育人”的切入点，并付诸行动；加强学习提升专业素养，成为值得合作对象信任的协同者。
在“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指引下，包括高校专业教师在内的各类育人主体都有以“育人”为根本使命的责任感和价值感。辅导员，作为天然的“协同育人者”，迈出“协同”的每一步都可能推动“合力育人”体系的最终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