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结构变化与经济增长研究综述
摘 要：人口结构变化在国家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人口与经济增长理论的关系研究是西方主流经济学发展数百年始终关注的问题。本文首先对经济增长理论中的人口因素进行梳理，进而从年龄结构总结了人口因素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综述了经济学对人口和经济增长的研究经历也由数量到质量，由浅入深的过程。中国正处于人口转变和人口红利消散期，研究结果表明，尽管中国还面临着严峻的人口问题，人口老龄化加剧，但通过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积累等手段，可以弥补人口结构变化给经济增长带来的负面影响。
人口是经济增长理论与实践中最重要和最基础的因素，也是社会经济发展中最重要的主体。经济学理论最初的形成就将人口置于与土地和物质资本同等重要的地位，经济增长理论对人口的认识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并且不断深化。
经济增长理论是主流经济学研究的中心议题。在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中，亚当·斯密（1776）认为劳动力、物质资本和以土地为代表的自然资源构成了经济增长的全部要素投入。物质资本和劳动力的边际报酬增加能够带来财富积累和经济的增长，而社会分工是形成规模经济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重要途径，一定数量的人口规模又是社会分工的基础。此外，从物质生产的视角，人口又可以分为生产性人口和非生产性人口，其中只有生产性的人口比例增加才能促进经济增长。
尽管如此，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贯穿着对人口因素的悲观看法，最为著名的当属英国传教士、人口学家和经济学家马尔萨斯。马尔萨斯（1798）认为土地的边际报酬是递减的，生活资料是算数级数增长的，而人口却是以几何级数增加的，因而物质和自然资源必将被耗尽。如果不控制人口增长，经济的增长将会进入倒退阶段。马尔萨斯关于人口与经济增长的观点也被称为“马尔萨斯陷阱”。古典经济学的重要人物大卫·李嘉图（1821）在短期经济增长上的观点继承了亚当·斯密的分工理论，认为基于禀赋差异的分工能够发挥比较优势，促进财富增长。马克思（1867）基于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劳动理论发展出了劳动价值论，并以劳动价值论来解释经济的增长。当资本品或劳动力的投入不断变大时，社会的总产出将会增加，从而实现了社会的扩大再生产和经济的增长。只有改变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才能实现社会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蔡昉等人（2002）认为人口问题不在于人口本身，是经济社会发展自身出现了问题。正是马尔萨斯主义和新马尔萨斯主义的深远影响，我国在上世纪70年代末实施了严格的人口规模控制措施——计划生育政策。
二战后西方经济的复苏促使部分具有前瞻性的经济学家开始重新聚焦经济增长的源泉和动力问题。
哈罗德—多玛模型是哈罗德（1939）和多玛（1946）分别提出并经后人整合的新古典增长模型。该模型首次将数理方法引入了经济增长的理论研究中，将着眼于短期静态分析的凯恩斯模型长期和动态化，奠定了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基础（吴汉洪，2000）。该模型基于一定假设认为，当实际增长率、有保障的增长率和自然增长率相等时，经济在平衡增长中的最大增长率为人口的增长率。也就是说平衡增长下，人口增长越快，经济增长越快。反之，当三者不相等时，经济处于非平衡的增长路径，如果有保障的增长率大于自然增长率，人口下降会限制消费和投资的需求，导致经济增长停滞。
索洛等人（1956）在哈罗德—多玛模型的基础上修正了技术不变的假设，引入外生技术进步提出了新古典增长理论中经典的索罗模型。该模型在要素边际报酬递减和劳动促进型技术进步等的假设下，得出结论认为平衡增长路径中储蓄率对经济增长没有影响，产出的增长率受到劳动增长率的影响。
经济增长理论在20世纪60至70年代经历长达二十多年的沉寂，之后焕发出强大生机。经济要增长就必须有一个增长的源泉和动力，而增长理论的使命就是寻找增长的“发动机”（Howitt and Aghion，1998）。新增长理论认识到新古典增长理论在技术外生这一假设上的缺陷，引入内生技术进步，构建起了新增长理论的基础，因而新增长理论也被称为内生增长理论。卢卡斯（2002）进一步指出经济增长的自我实现在于人力资本的积累，这是经济长期增长的源泉。人力资本的本质便是人口素质，例如劳动力的受教育年限越高、技术水平越高，则人力资本越大，经济增长迅速。
回顾整个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可以看到人口因素的理論的发展中始终处于较为核心的地位。在早期经济理论中，增长理论和人口因素的关系并不十分明确，更多的是依赖理论的推导和衍生。而从新古典增长理论开始，人口突破了数量投入拉动经济增长的思维局限，走向人口质量的提高促进经济长期增长的道路。
年龄结构的转变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历来是人口学家和经济学家关注的重点。本文将综述与此相关的两大基础理论——人口转变理论和生命周期假说，并在此基础上梳理年龄结构影响经济增长的路径。
人口转变理论最初由法国人口经济学家A.Landry（1909）于20初世纪提出，其产生的背景是20世纪初的法国、德国、英国等主要欧洲发达国家在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中，出现了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双双下降的现象，人口的自然增长率维持在较为稳定的低水平。A.Landry（1909，1934）分别划分了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三大人口发展阶段，即原始阶段、中期阶段和现代阶段。W.Thompson（1929）弥补了人口转变学说的一般化问题，从而把人口转变学说提升为人口转变理论。较为系统划分人口转变阶段过程的是美国人口经济学家F.Notestein（1954）。第一阶段为工业化之前人口死亡率高而多变，死亡率是实现人口持续增长主要影响因素。第二阶段为工业化时期，技术的发展促使人口死亡率加速下降，而出生率在工业化中期也经历了加速下降的过程。尽管西方学者在人口转变理论上提出了三阶段模型、四阶段模型甚至于五阶段模型等等，但主要是基于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历史统计资料的分析，模型的基本框架并没有改变（李建民等，2004）。
由于人口转变理论中出生率和死亡率的变化在时间上有继起，从而形成了人口转变引起的年龄结构转变的三个阶段，这也被认为是经济增长的额外源泉（蔡昉，2004）。Williamson（1997）提出了与人口转变相适应的年龄结构转变的三个阶段。年龄结构转变的三个阶段分别具有的特征是：高少年抚养比、高劳动年龄人口比、高老年抚养比。由于不同社会发展阶段，人口的年龄结构不同，而不同年龄的劳动者或者消费者的经济行为不同，因而不同人口年龄结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也是不尽相同。但是，人口老龄化是人口发展的必然结果（李仲生，2006）。
Modigliani和Brumberg（1954）年提出的生命周期假说认为当期的消费并不仅仅取决于当期的收入，还与其一生的财富积累总额有关。个人为了获得整个生命阶段的效用最大化，会将预期的总收入跨期配置。从生命周期假说来看，个人仅在青壮年劳动时期才会创造正向储蓄。进而，如果一个国家或社会的劳动年龄人口比重较大，则该国家和社会的储蓄率应该是较高的；相反，如果未成年人和老年人的比重上升，经济体中的储蓄率是下降的。
生命周期假说不仅是关于储蓄率的理论，也是关于消费的理论。生命周期假说和绝对收入假说（John Maynard Keynes，1936）、相对收入假说（Duesenberry，1949）、持久收入假说（Milton Friedman，1956）一起形成了关于消费的四大理论。可以看出，生命周期假说把人口的年龄结构引入消费和储蓄函数，说明了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会影响社会的消费和储蓄，进而影响到经济增长。
人口年龄结构无疑对经济增长中的劳动年龄投入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David等人（1998）首次用人口红利代表劳动年龄人口增长速度超过人口增长速度所带来的经济潜在增长，并对东亚经济的研究发现其经济奇迹的30%可以归因于人口红利。而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可以总结为劳动供给、储蓄和人力资本，并依赖于一定的政策和制度环境。徐升艳（2011）将老年抚养比引入生产函数也证明了这一点。
在储蓄方面，尽管绝对收入假说、相对收入假说、持久收入假说、生命周期假说和预防性储蓄消费理论等等，构成了西方主流的储蓄理论，但真正把人口年龄结构纳入储蓄模型的只有莫迪利亚尼的生命周期假说。与生命周期假说基于微观视角研究不同的是，Coal等（1965）从宏观的角度提出了另一种储蓄理论假说—抚养负担假说，该假说认为少儿和老年抚养负担对储蓄率的影响是显著为负的，也就是说人口年龄结构中，少儿和老年人比重越大，社会的储蓄率水平越低。当然，也有众多的经验分析证明了少儿和老年负担对储蓄的负效应。在人力资本方面，芝加哥学派的贝克尔（1964）系统阐述了人力资本投资及其收益，人力资本不仅包括才干、知识和技能，还包括健康、时间和寿命，而个人在年轻时正是人力资本投资的高峰期，老年化的社会基本没有太多人力资本投资。Andersson（2001）基于贝克尔的人力资本理论提出了“年龄结构—人力资本—经济增长”假说，认为年龄结构还能够通过人力资本投资渠道影响经济增长。
从1978年改革开放到至今的近四十年里，中国年均GDP实现了9%的增长速度，这也被誉为“中国奇迹”。有学者认为“中国奇迹”的原因是农业部门、制造业和服务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经济与人口结构的转型，张军则认为中国经济的高增长来源于生产要素的高投入和要素配置资源的提高。汪小勤等（2007）认为“人口红利”是“中国奇迹”的最重要因素之一，经济的转型发展伴随着人口结构的转变，但长期来看人口红利并不足以支撑经济的长期增长，因而需要通过提高劳动力素质和消除劳动力区域流动障碍。刘毅等人（2007）通过对广州改革开放以来经验数据的实证分析发现，人口因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不明显，但人口的增长率的下降却对经济发展有促进作用。章元等人（2012）通过农户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总结中国优先发展城市的工业部门有其内在的经济必然性。通过政策促进工业发展从而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引发劳动力的区际转移，能够创造出新的经济增长点。毫无疑问，中国改革开放和工业化之路调动了劳动者的积极性，释放了人口红利，促进了经济增长，但蔡昉（2004）通过对历史数据的比较分析解释了中国人口红利必然消失的趋势，中国经济的发展不得不面对两大难题，即人口老龄化和人口的城市化。
（一）人口老龄化。
联合国在1982年将老龄化定义为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提高，是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对于中国的老龄化研究，学者们普遍得出了中国已经进入老年社会的结论。对比第三次和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时，部分学者发现，中国步入老龄化社会的时间在上世纪末至本世纪初。进一步的，乔晓春等（1999）认为中国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就已经出现了老龄化的趋势。与此相反，王德文等人（2004）从增长角度认为，中国从上世纪六十年代才开始享受人口红利。而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突出特点是在经济不发达的阶段进入了人口老龄化，即“未富先老”。人口的老龄化意味着人口红利的消散，但有学者认为人口红利是源源不断，用之不竭的。王丰（2007）反驳到这种观点是过分看重人口红利中的年龄结构，忽视了人口红利产生所需要的时代和制度背景。
人口老龄化已经不仅是一个人口问题，而是社会经济问题。如何应对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冲击，学者们得出了较为一致的对策，即通过技术进步、人力资本积累、投资公共教育、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等方式弥补老龄化对劳动力市场、消费和储蓄的冲击，提高社会生产率。
（二）人口城市化。
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也是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四十年，但卻不是人口城市化的四十年。中国人口城市化进程一直滞后于工业化、农业劳动力非农化进程，“离土不离乡，入厂不进城”一直是过去中国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的主要模式，这一模式的后果就是严重不平衡的城乡二元结构和城市突出的“人地矛盾”。王桂新等人（2005）基于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和舒尔茨的人力资本模型得出结论，以非常住人口为主体的省际劳动力迁移模式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范进（2012）通过构造简单的空间城市化和人口城市化指数发现，中国在1997—2009年处于空间城市化和人口城市化的失调阶段。而逯进和郭志仪（2014）基于系统耦合视角发现中国省际人口流动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稳定的正向协调演进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