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振乡镇企业发展农村经济
【摘要】在国民经济中，乡镇企业曾经占有三分天下有其一的重要地位，然而90年代以来，乡镇企业逐渐在经济发展大潮中没落。文章提出，在中国这个人多地少的国家，发展乡村工业是解决中国问题的重要出路，以前乡镇企业不成功的主要原因在于管理体制混乱，但是它在带动村庄工业建设、解决村民就业问题等方面的积极作用都是毋庸置疑的。对待乡镇企业要趋利避害，而不能简单地民营化、私营化。
肇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改革深深影响了中国的历史发展进程，正是这场改革使得在中国大地上尤其是广大的农村地区出现了一派繁荣景象，这种欣欣向荣的景象是中国人民期待已久的。这种变化的具体表现在于粮食产量的迅速提高，人们家庭收入的大幅度增长。
但有学者指出，20世纪80年代初期这些重大的变化，至少在粮食产量方面，与这场改革本身并没有必然的联系。著名华裔学者黄宗智就指出，在长江三角洲地区，改革之后几年的粮食产量其实和之前没有很大的区别①。全国粮食总产量的提高不过是因为这一时期国家工业化逐步深入，使得其它较落后地区有机会因增加投入而获得粮食产量的快速增长，它们的成就融入到整个中国，就造就了全中国欣欣向荣的良好局面。
看到在这些方面取得令人振奋的进步之后，中国绝大部分人认为这是改革集体制度，解散人民公社，实行大包干，从而解放了农村社会的生产力。我们对此不能够完全持否定的态度，但是实际情况与这种解释有些出入。因为伴随着生产关系的调整，人们的劳动积极性虽然提高了，但有一个事实不容忽视：早在改革开放，甚至可以更早追溯到新中国成立以前，由于中国人口数量众多，几乎所有的土地都已经被利用，即使是劳动者工作积极性的提高也不足已让本以超负荷工作的土地再增加产值了。
中国在改革之前实行的是农业集体化，但是出于意识形态和宣传方面的考虑，人们一直把集体经营看作是社会主义性质的，而把小农经济和市场经济分别看作是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东西。然而，根据当代小农经济理论学者，如蔡雅诺夫等的理论，小农经济并不一定会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而逐步退出历史舞台，它反而会在新的历史时期表现出新的适应力，也就是说，小农经济和小农经营是一个能够独立存在和发展的经济实体。这个理论似乎与中国当前普遍实行家庭承包经营的实际情况有些吻合。
有学者把中国近代以来的农村状况称作过密化(国外学者则称作农业内卷化)②。过密化的意思是指，把不断增加的人口源源不断地输入到本来就已经负担很重的土地上去，结果造成了总体产出虽然增加，但是人均效益却不但没有提高反而下降的现象。这是在中国人多地少的特定国情下的必然产物。因为即便是在允许人口自由流动的近代以前，中国农民也仅仅是从满足生存条件的愿望出发，在只要投入劳动力能够增加哪怕一点点收益时，他们也会做出继续增加劳动力投入的决定。因为如果不继续投入诸如未成年小孩或者是家庭妇女等劳动力，他们的消费也一样会支出，让他们也创造一些价值(尽管这些价值是那么微不足道)是一件何乐不为的事。于是，与外界靠雇佣工人进行产品生产的企业主相比，家庭经营在生产成本方面就有了自己的优势，这反过来又保证了小农式的家庭经营能够继续维持下来。
在人口流动被户籍制度严格限制的时代，这种所谓的过密化趋向于严重。到了人民公社的集体化时期，由于形式上男女平等观念的施行，导致更多的劳动力向土地倾泄。过密化的直接后果就是在没有最新的科技和资本投入的情况之下，土地的生产能力已经接近极值。当前，中国的土地生产能力已经达到了极限，试图通过垦荒来实现土地耕作面积增加，从而提高总体经济水平已经不再可能了，因为国家的生态环境政策在整体上趋向保守，可供耕作的土地资源只能越来越少。但是，人们对生活水平增长的需求是刚性的，并不会因可供使用土地的减少而减少。值得指出的是，中国人民实现富裕的途径并不是只有通过土地这一条道路。
乡镇企业的衰落及其主要原因。
我们一直强调，是改革给人民带来了富裕和希望，但大家往往忽视了真正给人们带来财富的不是粮食的增产，而是来自土地之外的非农就业机会。我们可以轻易地从80年代改革初期的欣欣向荣里找到理由。改革开放之后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期，不单是在农村，甚至从全国范围来看，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经济收入的增长都来自于非农收入，不论是前期的乡镇企业还是后来的外出打工潮流莫不是如此。
老一代社会学家和社会活动家费孝通很早就在自己的著作中提出，中国未来的发展要寄希望于乡村的工业化，他从家乡缫丝产业给农民带来的非常深刻变化中得到了这样的启示，后来在抗日战争时期于西南地区做了一些事关农村的调查③，更加深了他的这一看法。东部地区总体的经济环境要好于西部地区，原因就在于东部地区的乡村有自己的乡村工业。他自始至终坚持自己年轻时提出的这个主张，在后来的学术生涯中始终坚持这一点，甚至在其担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时期，也助力将小城镇建设上升到国家政策层面。虽然将这一战略推广到全国有一刀切之嫌，但是从整体来看也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成绩，为广大的农村地区发展带来了生机和动力。
也可以这么说，如果说改革和实行大包干制度确实改善了中国人民尤其是中国农民的生活水平，那么这种改变更多的是因为从这时起每个家庭终于可以把以前被强行束缚在土地上的多余劳动力转移出来，去从事其它适合自身特点的工作和副业④。值得注意的是，在改革刚刚开始前后的一段时间，以前在集体化时代的队办和社办工业也得到了相当程度的发展，这就是后来被称作乡镇企业的前身。在发展到顶峰的时候，乡镇企业甚至得到了三分天下有其一的赞美之词。当时几乎每家每户都有劳动力被安排在这些乡镇企业里面工作，这无疑为解决农村富裕劳动力的就业，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但是现在对乡镇企业的这种赞誉的声音已经很少了，因为随着经济体制的转轨，以乡镇企业为代表的乡村工业除了极少数之外正在走向没落，正在被个体和民营经济所淹没。如今，温州模式和苏南模式孰优孰劣的讨论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个体和民营经济是按照市场规律办事的，他们不会考虑如何尽量去解决全体村民的就业和生计，结果就是许多以前在乡村工业就业的人们被辞退，随之而来的便是农村经济的衰退。也许这就是所谓的内需不足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