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银行业改革的路径选择
一、引言。
我国于2001年加入WTO后，业将在2006年对外资银行全面开放。如何应对“入世”的机遇和挑战，在5年的过渡期使银行业通过改革处于更有利的竞争地位，是许多学者、政府官员和银行家苦苦思考的重要理论和实践问题。目前就中国银行业在过渡时期改革方向问题上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是我国在加大对现有银行进行改革的同时，应该放宽准入条件，大力发展民营银行。由于这一种观点主要为学界的学者所持有，笔者将之简称为“学院派”观点。另一种观点认为目前民营银行不适宜进入银行业，银行业改革的主要方向是对现有银行进行股份制改造，引入民间资金参股现有银行业，其中包括引进战略者入股现有银行，健全现有银行的公司治理结构，以形成有效的约束和激励机制，最终通过上市使现有银行的治理机制得到重塑，使现有银行的竞争能力得到显著提高。由于持这一观点的主要是中国人民银行的一些监管官员和银行界的人员，笔者将它概括为“银行派”观点。
1.我国银行业的市场结构状况。在我国国内市场有100多家外资银行的分行或办事处，它们的业务在国内市场大概占2%，剩余的98%的市场份额由内资银行控制。在内资银行中，有10家股份制商业银行，它们所占市场份额为30%，70%的市场份额被四大家国有独资商业银行所占有。下文将四炼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简称为四大家银行。据，截止2000年底，我国的四大家银行的资产、存、贷歉余额在整个存款货币机构中的份额分别为65.8%，70.5%，70.9%.另据统计，1999年末，我国四大家银行的资产集中度为72.94%，其中，中国银行为28.92%，中国银行为18.6%，中国银行为7.44%，中国建设银行为17.98%.
从上面引用的数据可知，中国银行业目前是寡头垄断市场，在这个寡头市场中，四大家银行具有举足轻重的行业影响能力。在这四大家银行中，任何一家银行的行为和变故都将对整个银行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稳健运行产生重要影响，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讲，银行业的潜在危机主要是四大家银行的危机，化解银行业危机的关键是化解四大家银行的危机。下文分析银行业的潜在危机主要集中在四大家银行。
2.当前中国银行业面临的危机。我国四大家银行潜在危机主要集中在四大家银行，潜在危机主要表现为银行自有资本金严重不足和庞大的不良资产，解决这些危机需要支付巨额。
仅从化解银行业危机需要支付的成本来看，如果按照一般商业贷款给予100%的风险权重，那么在1988年巴塞尔协议框架下四大家银行要维持8%的资本充足率，需要补充约2580亿元的资本金。这还没有考虑到2005年将实施的巴塞尔资本协议的要求。
对于不良资产的重组成本，高盛公司对四大家银行的重组成本测算的中等方案为：银行的重组成本，四大银行为21150亿元，相当于GDP的21%；AMC的重组成本为9760亿元，相当于GDP的10%；银行的总重组成本为30910亿元，相当于GDP的30%.
根据惠誉公司的测算，中国清理四大家银行及其AMC不良贷款的代价为GDP的23%至46%之间。在回收率为20%以及四大银行及资产公司的不良贷款率达40%的情况下，重组四大银行的代价约占GDP的35.4%，相当于高盛公司的中等方案。
三、自我消化和注资不是有效解决的办法。
支付化解银行潜在危机的成本可以通过银行的自我消化、政府财政注资和通过引入非政府资金参股三种办法加以解决。现在让我们分别分析三种办法的可行性。
1.银行自我消化的能力弱。银行自我消化不良贷款和自我补充资本金取决于银行的盈利水平，目前四大家银行的盈利能力差。从这样的盈利能力出发，希望四大家银行自我消化这些不良资产和补充资本金显然是不现实的。
2.国家财政难以支付如此庞大的银行改革成本。1985—1999年国家财政连续十几年出现赤字，数额连年攀升，2001年财政赤字高达2598亿元。2002年国家财政赤字预算为2098亿元，占GDP的3%，余额累积数字达到25600亿元，相当于当年GDP的18%.
在国债之外还存在大量的隐性。主要有保障基金，未登记外债。社会保障基金的隐形债务主要是养老金缺口。按照国务院体改办和美国安然公司的计算，这笔隐形债务在2000年大约在76000亿元左右，按照世界银行的估计，这笔隐形债务在70000亿元左右。估计未登记的外债大约4000亿元。养老金隐形债务和未登记外债均可转化为政府债务，它们与国债之和为：2000年约为90000亿元，约占当年GDP的90%，远远高于国际警戒线标准。从国家债务负担的角度分析，国家财政目前难以有足够的财力支付银行的巨额重组成本。
如果政府和银行自身均无力支付如此庞大的化解银行业危机的改革成本，那么对成本的负担将落到民间投资者和外资身上，或者就是因缺乏改革资金而推迟改革，延缓银行业危机。
从推迟改革角度分析，我们确实已经无法再拖延时日。因为中国入世协议就银行业对外开放的过渡时期仅5年时间，现在还有3年。如果我们的银行业在入世前不能有效地化解风险，那么内资银行在与外资的全面竞争中将处于被动地位，同时潜在危机将显性化；如果银行业全面开放后发生危机，那么，其经济后果将比在封闭条件下更为严重。因此，我们最佳的选择是在过渡期有效地化解银行业危机，不要将危机的隐患拖延至银行业的全面开放时期。
既然延缓危机已经变得极不可取，那么在短期对银行业支付改革成本已无可选择。前面已经谈到政府和银行自身的困境使它们已无力支付如此巨大的改革成本，那么惟一的一条路就是利用民间资金和外资参股或控股现有银行，通过非政府资金的筹集加速现有银行的改造，以充实银行自有资本和消化银行不良资产，化解银行危机。
如果能将非政府资金引入现有商业银行，特别是四大家银行的改造，肯定能够有效缓解直至化解银行业特别是四大银行的危机。首先通过引进非政府战略投资者，如民间资本战略投资者或外资战略投资者，可以使资本金得到有效补充，同时使银行有较大的资金能力逐步消化不良贷款。其次，通过引进非政府资金，特别是在非政府资本控股银行的情况下，能够使银行的治理结构得到有效改善的情况下，银行的管理水平、盈利能力都将有所提高，更重要的是银行的新增不良借款将会显著下降，这些都将增强银行的自我生存能力。最后，在通过引进银行战略投资者对银行的资本金充足率、不良资产和银行的自生能力进行有效改善的条件下，如果能达到上市的标准，那么通过上市，这些银行将有能力获得更大的自有资本，使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和不良资产能够得到进一步消化，治理结构能够进一步改进，自生能力进一步提高。如果能够形成这样的局面，那么现有银行危机隐患将得到有效消化。
如果我国银行业改革的方向不是引导非政府资金改造现有四大家银行，而是大力发展民营银行，我们很可能将在过渡时期就会品尝银行业危机的苦果。首先，大力发展民营银行，将使很多民间资本投资在新办银行上，而如果不开办新银行，这部分资本是有可能参股现有银行的。在存在大量机制灵活、没有包袱的情况下，投资者一般是愿意投资民营银行的。这样一来，现有银行将无法获得非政府资金参股或控股的。这样现有银行，特别是四大家银行的资本金将无法得到补充，不良资产也将无法得到有效消化，治理结构和自生能力也将无法得到实质性的改进。其次，民营银行的发展必然会和现有银行争夺市场空间。由于现存四大家银行的严重隐性危机，随着民营银行的发展和壮大以及公众对民营银行信任的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