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造就英雄_邓中翰时代造就“中国芯”
“没有改革开放，就不可能有我们今天的‘中国芯’；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我们这样一个到国外留学再回国创业的团队；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中星微电子这样的公司。
”中星微电子的董事局主席邓中翰用了一组排比句来描述改革开放对他的创业历程和中星微成长的影响。
作为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建校130年来第一位横跨理、工、商三学科的奇才，他不仅是一位知识渊博的学者，更是一位成功创业的企业家。
在得到原国家信息产业部的投资后，他创建了中星微电子公司，成功地开发出中国第一个打入国际市场的“中国芯”――“星光中国芯”，彻底结束了“中国无芯”的历史。
这是他努力的结果，但他毫不犹豫地把这些辉煌的成果也归功于时代。
2009年5月4日，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大会上，邓中翰作为青年知识分子代表发言说：“我们国家非常希望和大力支持青年科学家和科技人员走自主创新的道路。
通过个人的努力，通过团队的努力，打造自己的核心技术，打造一流企业，进而带动一个产业链的腾飞，提高国家科技的综合实力，这是历史赋予我们当代青年科技工作者的崇高使命。
时代给了我们这样的机遇，我们应当努力，我们必须努力!” 以科学铺就创业之路 “我小时候的梦想是做一个科学家。
到今天我已经成为科技工作者，真正从事这个职业了。
”不惑之年的邓中翰在讲述自己的时候，很谦虚地将“科学家”改为“科技工作者”。
“在我人生的发展过程中，从来没有满足于自己所了解的东西，总是在探索未知的东西，有强烈的求知欲，或者说，有一种精神追求。
”邓中翰不断地提到梦想、追求，这也是他认为创业型人才所应具备的基本素质。
邓中翰感谢时代也给予了他这个机会，“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召开后，科学的春天到来了，攀登科学高峰的理想影响了我们这一代人，尤其是以钱学森等人为代表的楷模们对我有很大影响。
如果说小时候的梦想还很朦胧，到20岁的时候我已经很明确地开始把未来人生的发展方向树立在科学领域。
高考制度的恢复，让我的学习有了一个方向。
” “搞科学研究除了精神追求，还得有意志力。
”本科期间邓中翰在中国科技大学(简称中国科大)的专业是地球和空间科学，是纯粹的科学探索学科。
“在大学期间，我娱乐的时间很少，每天都是埋头读书学习。
1988年我就已经开始尝试自己做科研了。
20岁时，我发表了三篇论文，在国际上发表了两篇，在国内的权威杂志《科学通报》上发表了一篇，并且获得了挑战杯奖。
“从国家层面来说，有了一种崭新的面貌，国门打开了，跟国外的交流越来越多，沿海开始搞经济开发区，高校里开始出现留学热潮，当时‘学习西方先进东西’的思路是非常明显的，这让我有了出国留学的愿望。
” 中国科大本身就是出国留学人数最多的高校之一，在结束科大五年制的学业后，邓中翰以优异的成绩获得了赴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深造的机会。
“如果不能出国，我就去深圳，到改革开放的最前沿去工作。
当时我参加了宝洁公司的面试，已经通过了。
” 伯克利给了邓中翰一个更广阔的天地，敢于触碰尖端、挑战未知的邓中翰造就了伯克利的一个传奇：他成为伯克利建校130年来横跨理、工、商三科学位的第一人。
“在学习中我克服了很多困难，物理专业比较艰涩，不过我底子打得比较好。
而电子工程和经济学对我来讲都是新学科，是非常难学的。
” 这些理论知识为邓中翰后来的创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因为经济学有很多的理论，直接从理论入手去学经济学的东西比从商业角度去学对我来说要更容易接受一点。
” 梦想起飞在高端技术 邓中翰先后进入美国Sun公司和IBM公司华生研究中心工作。
无论是在Sun还是IBM，邓中翰都秉承着对科学的执着精神，将工作做到最好。
在此期间邓中翰申请了多项发明专利，获得过“IBM发明创造奖”。
“创业不仅仅是在专业、职业、学业上，而可能要各个方面都得发动起来。
”邓中翰回到了硅谷，结合硅谷著名的风险投资基金，建立集成电路公司Pixim，领导研制高端数码成像半导体传感器，用于监控、卫星、外太空探测等高尖端应用。
正当邓中翰的事业开始蒸蒸日上的时候，他却忽然选择了离开，回到祖国。
在北京，他受到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在天安门观看了阅兵仪式，进一步坚定了他回国创业的想法。
这个过程让邓中翰至今记忆犹新。
“一辆辆承载着我们国家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成绩的彩车驶过，我心情非常激动，同时也产生了强烈的责任感，那就是一定要为国家的发展作出自己的努力。
” 对于一个科学家来说，任何决策都要经过严谨的论证。
邓中翰也并不只是凭意气用事，他亲眼看到了改革开放20年来取得的巨大成就，这些成就其实传达了一个信息：创业的机遇来了。
“我看到了改革带给伟大祖国的勃勃生机。
“那次回国，我和同事登上了长城，我当时一直在考虑如何把这种爱国意念变成要去执行的任务，于是便有了回国创业的决策。
“精神追求本身是虚幻飘渺的，它需要跟意志挂钩。
攻克三个学位，在硅谷创业再回国来，爱国报国这样一种想法是靠一定的意志来变为现实的。
” 有深厚的理论功底，又有在硅谷创业的实践基础，使邓中翰回国创业站在一个很高的起点上。
在资本筹措上，中星微采用了典型的“硅谷模式”――风险投资发展企业模式，原信息产业部和财政部联合启动电子发展基金，以投资的形式向邓中翰注册的中星微电子注资1000万元人民币作为创业基金，邓中翰的创业团队以知识产权等无形资产入股，并负责产品研发和公司运营管理。
“这是我们国家政府在改革开放20年的时候做的一次大胆尝试，是我们国家第一例风险投资，采用这种方式，既发展了公司，又发展了国家的技术力量，形成了今天独特的以企业创新为主体，承担国家工程的模式。
” “早期的创业环境在当时还是比较艰难的，毕竟我们是第一个吃螃蟹的。
我在1998年给李岚清副总理做过一次汇报，在人民大会堂专门讲硅谷机制的建设，在他们看来是很新的一件事情。
中星微成立的时候需要找到几个教授和专家来论证这个项目，大家为做这件事情承担着很大的风险。
但是出 于对中国芯片技术的一种期望，出于对爱国留学生的一种信任和认可，也由于我们国家对改革开放这条道路的坚定的信念，我们最终能够走出这么一大步。
” 中星微很多大的方向性改革开放措施，都是在中关村正式挂牌成为科技园区的时候做的一系列尝试。
” 邓中翰的创业团队认真分析了市场需求，确定研发方向，靠着不服输的精神和意志力攻克一道道技术难关。
2001年3月，终于研发出第一枚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星光一号”芯片，终结了“中国无芯”历史。
2005年11月，中星微在纳斯达克成功上市，成为我国第一家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的集成电路设计企业，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中星微模式”。
“在中关村和国家的高新区，我们采用的国有资产的投资模式成为成功的案例被广泛推广。
” 在产业链战争中取得话语权 2005年2月19日，在哈佛大学商学院举行的“亚洲商业论坛”上，邓中翰发表了他对“MADE IN CHINA”的新解：“MADE IN CHINA”不是“中国制造”。
MADE有新的含义：前面两个字母M A指的是Manufacture(制造)，后面两个字母DE则指的是Deign(设计)，所以“MADE IN CHINA”应翻译成“中国制造”加“中国创新”等于“中国创造”。
“如果说没有两弹一星，中国就不能称之为一个大国的话，那么走自主创新的道路就是中国从一个制造大国走向一个创造大国之路。
我们在芯片架构上的突破，在数字多媒体方面，围绕PC、手机和监控走了三条不同的路径，来涵盖这些芯片的新领域，通过我们的芯片带动中国制造业大幅度提高他们在国际上的竞争力和利润率，这才是我们成为强国的一条重要道路。
”从设计到生产到终端销售的产业链中，邓中翰很早就意识到设计这个环节的重要性。
中星微在建立之初，就采用了一个美国模式――Fabless(无工厂)，即只做芯片设计。
芯片技术可以分为“设计”和“制造”两大部分，中星微纯粹做设计，然后将设计出来的芯片委托代工厂流片、测试和封装，最后制成正式产品。
邓中翰给中星微设定的模式被后来的发展证明是完全正确的，“我们在自主创新方面取得了八大核心技术，i600多项的专利，在国际上取得了很高的威望，打入了世界上包括苹果、索尼、三星一系列的电子电脑手机的设备里面。
”“获得索尼笔记本电脑的数字多媒体的芯片的订单是具有标志性的，代表我们的技术在国际上的领先性。
” 已经在PC和手机领域的芯片市场占据领先优势的中星微，目前开始大规模进军视频监控产品市场。
2008年7月，中星微参与了工信部与公安部合作制定的‘安全防范视频监控数字音视频编解码标准SVAC’的工作，并成为组长单位。
” 中星微对国内安防市场进行了充分的考察，国内安防市场还属于初级成长水平，市场需求不断增高，规模越来越大。
但总的来看，仍然处于‘集成’的阶段，缺少自有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大多是集中在国外核心技术基础上的技术和产品的二次开发及系统的集成。
大量的核心专业技术掌握在外国企业手中，国内企业受制于人，只能作为‘世界加工厂’存在。
“在监控设备里面将来我们要做的，就是用高智能、高信息化、高网络化的系统来实现。
国家标准将采用中星微电子在多核异构和数字多媒体图像分析自动跟踪、自动识别等最先进的技术。
这些应用于我们国家的安全监控以后，将会给我国安防市场带来一个非常大的优势。
同时，也出台了一系列包括在税收、机制等方面的优惠政策，吸引海外高级人才参与到创新型国家建设中来。
最近启动的‘千人计划’就是一个吸引海外高级留学人才的重大政策。
” “今年‘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的建设更是将这一政策进一步贯彻，让我感到格外高兴和振奋，因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中一系列机制的创新将有利于全面提升园区高科技企业整体的自主创新能力。
创新成果的法律保护和法律环境营造也提上了日程，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的启动也说明我国创新型国家建设战略进一步得到了深化。
在国家这样的政策鼓励下，园区的高科技企业能够更专注自主创新，实现跨越式发展，最终赢得国际竞争。
” “我们的国家正致力于‘创新型国家’的建设，但是我们还没有一整套与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性国家战略相适应的法律、制度和政策。
企业和政府在应对自主创新中遇到的矛盾和困难时，也缺乏有效的法律和制度保障。
”在2009年“两会”上，邓中翰作为全国人大代表专门针对这个问题建议制定技术创新法作为专门法，作为2007年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的必要补充，切实保障自主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战略的实施。
” 当谈到当前金融危机对中国集成电路行业的冲击时，邓中翰再次强调了国家对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要性，他认为国家还需要在保护企业创新能力方面做些努力，国家对集成电路领域自主创新知识产权的支持和保护政策应当通过立法的形式固定下来。
“每一次经济危机，都酝酿着新的一轮技术革命，而正是技术革命带动了生产力的发展。
越是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关口，越是要关注长期存在的技术创新弱、自主产权少等结构性问题。
” “面对过去的30年我们应该很骄傲，但是面对未来，我们在有自信的同时要有谦虚谨慎的态度，保持低调，以更强烈的责任心，把我们的企业做得更大。
今天仍然是一个埋头干活、继续把改革开放推向深入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