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丽试图成长 名人成长故事100篇

这是那不勒斯日常生活中恬静而美好的画面。

两件女性内衣在微风中飘拂着,但无法飞走。

某种意义上,它们的主人将不得不终身与这片土地的命运相纠葛。

那不勒斯,由于黑手党势力对生活空气般的渗透,很多女孩或许从童年就要学会与其打交道,默认顺从或是暗暗反抗。

意大利那不勒斯佛塞拉地区,14岁的安娜丽莎・德朗汀正倚靠在汽车上和另外两个朋友聊天。

参与他们闲谈的还有22岁的塞尔瓦托・朱利亚诺,一个年轻的卡莫拉老板。

两个开摩托车的男人突然从旁边的巷道中向他们冲来,从远处开始开火――他们的目标是朱利亚诺。

朱利亚诺开枪反击时,安娜丽莎的两个朋友向右边的街道跑去,钻进了一扇大门。

安娜丽莎则和他们逃向了相反的方向。

接着,朱利亚诺打出的一枚子弹直接击中了安娜丽莎的头部,她倒在地上。

瓦莱里奥・斯帕达(Valerio Spada)开着一辆美国大使馆提供的汽车在意大利那不勒斯地区寻找拍摄题材时,他遇到了安娜丽莎的父亲乔瓦尼・德朗汀。

安娜丽莎的出事地就在他经营的小店铺门口。

现在,女儿已经变成了他颈中项链里的一幅小小照片,还有门前那摊很难洗净的血迹。

尽管伤心绝望,乔瓦尼并无意离开佛塞拉。

他告诉瓦莱里奥,即使这片土地的命运已经无法改变,他仍希望帮助和安娜丽莎同龄的那些女孩逃离生于那不勒斯的宿命。

成长那不勒斯北部地区,女孩们的人生路线往往简单清晰到残忍。

这里,青春期几乎被轻而易举地跳过:5岁时,部分女孩开始进行拳击训练,18岁开始参加各种合法或地下拳击比赛;剩下的女孩大多9岁起开始表演唱歌跳舞,把自己装扮成电视明星,并梦想着能够成为其中之一;13岁或14岁时,她们有很大几率会成为单身母亲;18岁时,她们可能会爱上年轻的卡莫拉老板并和他们订婚,但要花上几年甚至十几年的时间等待她们的未婚夫出狱(杀害安娜丽莎的塞尔瓦托・朱利亚诺后来因谋杀被判入狱24年)。

这个因卡莫拉黑手党和腐败政治而著名的地区,没有给她们提供太多的选择。

那么,这个被瓦莱里奥称为“剥夺掉人所有希望”的地方,到底是什么样子?      “我见过最像地狱的地方”   将卡莫拉(Camorrah)改称为格莫拉(Gomorrah),是一个不让人轻松的文字游戏:在《圣经》新约中,格莫拉是著名的罪恶之城。

驾车行驶在那不勒斯北部,很容易被这里仿如超现实的景致触动。

1980年大地震后,那不勒斯建立起了空旷而宽大的马路,以及被复杂通道连接的巨型密集住宅。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卡莫拉控制了这里的垃圾填埋产业,十几年后,很多城镇已经没有任何土地可以用来处理垃圾了,成堆的垃圾把这个城市笼罩在诡异的阴霾雾气之下,在夜晚闪烁的暗黄色灯光中,建筑物好像漂在海上的巨型船舶。

在这些高大建筑的通道和楼梯处,卡莫拉安装了巨型金属大门,为了帮助毒贩在警察追捕时轻松逃脱。

那不勒斯北部地区的失业率高达50%。

世代的高失业率和政府完全失败的管理使这里成为了存储毒品以及洗钱的最佳场所。

1989年,那不勒斯北部是全意大利贩毒人口最为密集的地区。

15年后,这里的毒贩数量已经跻身欧洲第一,世界前五。

那不勒斯最北部的斯堪皮亚(Scampia)区,海洛因和可卡因吸食者公开在垃圾成堆的街道上注射。

斯堪皮亚最集中的瘾君子聚集区是一栋由废弃幼儿园改造而成的两层建筑,被称为“La Scuola”(意为“蓝精灵之屋”)。

每到周末,上百名来自欧洲各地的吸毒者会蜂拥到这里注射毒品。

其中一半人看起来和普通人没什么两样,他们穿戴整齐,夹着文件包,在角落里安静而熟练地给自己注射。

另一半人的情况则极为糟糕,他们有时会因为过量注射昏倒在楼梯上,等转醒过来,继续买药注射。

从“蓝精灵之屋”回来的那天晚上,瓦莱里奥忍不住在厕所里大吐。

“你身边的每个地方,有人口吐白沫在地上发抖,人们在各种地方毫无遮拦地做爱。

那是我见过最像地狱的地方。

”   在2007年的《格莫拉》一书中,罗伯托・萨维亚诺(Roberto Saviono)写道:“贩毒者广场让我极为着迷,它完美的组织性和这个地区的彻底堕落形成了非常古怪的对比。

贩毒的大机器好像时钟一样有规律地运转着,每个人的行为都环环相扣,确保机器正常运行。

工资以星期为单位分发,望风人100欧元,收钱者500欧元,毒贩子800欧元,看管仓库和藏毒者1000欧元。

人们分为两班工作,下午3点到午夜一班,午夜到凌晨一班。

一周休息一天,迟到者每次被扣掉50欧元。

”   这个庞大的、寄生在那不勒斯身上的毒品怪物正是卡莫拉最主要的经济和权力来源,也是不断发生在卡莫拉家族间血腥谋杀的主要原因。

斯堪皮亚区所有的毒品交易传统上由劳罗家族控制。

2004年到2005年间,劳罗家族他们的“脱离者”之间爆发了被意大利媒体称为“斯堪皮亚世仇争斗”的家族战争。

一年之内,至少100起街头屠杀在这个人口只有8万的地方发生。

其中最著名的牺牲者是名为盖尔索米娜・佛得的无辜女人。

她的儿子不幸在这场家族斗争中站错了队伍,于是这个可怜的母亲被一枪打花了脸,然后放在汽车里当街烧掉。

2006年10月底,20个相互竞争的卡莫拉家族那不勒斯北部全境实施了一系列谋杀,十天内死掉了12个卡莫拉老板。

意大利政府急调1000名警察到那不勒斯维持秩序,第二年,仍有至少120人死于卡莫拉家族斗争。

组织与家族   卡莫拉起源于18世纪,是意大利最为古老的犯罪组织。

它根源于西班牙16世纪名为“Gardua”的秘密地下社团,在法国大革命时期那不勒斯的政府权力真空和遍布的地方犯罪帮派中日益壮大。

1983年意大利政府宣布,意大利境内活跃着大概12个卡莫拉家族

四年后,这个数字翻了一倍。

到今天,卡莫拉家族的数量已经达到了111个。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三个世纪以前,卡莫拉正是在政府权力真空中产生,而意大利政府今天在为年轻人提供价值观、教育和工作机会上的彻底失败,又给卡莫拉提供了最为有利的生长环境。

对于意大利政治最高层来说,南部黑手党问题更像是一个政治游戏。

由于意大利南部人口占全国人口的一半,如果政治家公开谴责黑手党,那就意味着他自动选择失去全国一半的选票。

深谙予人方便就是予己方便的政治家们因此不难作出选择。

在翻看这组《格莫拉女孩》时,你得时不时停下来提醒自己:这些女孩不是生活在战火纷飞的非洲国家,而是生活在欧洲一个有着2700年历史的发达国家的第三大城市里,生活在一个欧盟的创始国里,生活在全世界背包客最喜欢的旅游目的地里……   今天,卡莫拉不但给那不勒斯北部绝大多数失业青年提供了薪水丰厚的工作(根据瓦莱里奥的调查,新人在卡莫拉中可以拿到每月2000欧元的工资,如果得到提拔,每月可以拿到1.5万欧元),还取代政府,在年轻人心里建立起了真正的社会体系和归属感(卡莫拉拥有犯罪组织中最年轻的“青年领导层”),并能最大程度满足他们的虚荣心――卡莫拉老板和谋杀是当地人最喜欢谈论的话题,甚至有专门的地区小报报道有关卡莫拉的所有传说、故事和家族斗争。

甚至连坎帕尼亚区,意大利第二大区,那不勒斯这里的首府)的主席巴索里诺(Signor Bassolino)都承认,卡莫拉已经完全掌握并重建了那不勒斯,在满街的垃圾、屠杀和毒品中,卡莫拉已经抢走了这里所有人的未来。

和西西里黑手党不同,卡莫拉不是一个等级森严的金字塔结构组织。

它由不同家族构成,每个成员只忠诚于自己的血亲。

各个家族有自己的领地,控制区域内所有生意,自行决定自己的事务。

在各个家族之上,存在具有某种控制能力的协调体系。

家族间会议不断检查着每个家族的野心并平衡着权力分配。

罗伯托・萨维亚诺至今还记得小时候发生在两个卡莫拉家族间的斗争。

厌倦了无休止的杀戮后,两家人坐下来谈妥了领地划分。

一个家族分到了意大利境内的所有生意,另一个则负责西班牙安达卢西亚和其他南部地区的生意。

“我至今仍记得得知这件事之后的冲击感。

一个意大利小镇上的两家人,为了和平,坐在那里讨论怎么划分整个欧洲范围内的势力,一切都像场游戏那样简单和荒谬。

”   卡莫拉分散的权力构成方式,造就了它另外一个可怕之处:一旦老卡莫拉家族的头领被逮捕或暗杀,新的家族会在它的残根之上瞬间成倍涌出。

当加拉索家族的头目帕斯夸里・加拉索站在法庭上受审时,他骄傲地对所有听众宣布:“坎帕尼亚只会越来越糟。

因为就算你们有能力切除一个卡莫拉家族,会有十个新家族在它的基础上出现。

”            “噤声律令”   安娜丽莎有记日记的习惯。

在一篇日记中她写道:“那不勒斯已经变得太危险了,没法再住下去了。

我想逃离这里,到远方去生活。

”   被问及这些女孩为什么不离开时,瓦莱里奥很认真地回答说:“一方面是出于钱的原因,对于南部意大利人来说,想离开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另一方面,大多数人也缺乏离开的意愿。

你知道,罗马离那不勒斯其实只有200多公里的距离,但很多人认为他们生在这里,也注定要死在这里,离开根本不在他们的选项当中。

你问我为什么她们不选择逃离自己的命运,因为对她们来说,不存在什么命运,她们只把这视为生活。

”   2011年,意大利国家足球队队长卡纳瓦罗――同样是那不勒斯人――在接受采访时这样评价罗伯托・萨维亚诺的《格莫拉》一书:“这本书向公众传达了关于那不勒斯错误的信息。

它对于这个城市一点儿帮助也没有。

”   这是典型的意大利人逻辑:如果有人传达了任何有关意大利的负面信息,他就被视为在攻击自己的国家,诋毁国家的名声。

这种诋毁只能使情况越来越糟,而根本无助于解决问题。

换句话说,比起揭露事实,意大利人更喜欢保持沉默,而正是这种沉默,使每个人都成为了维持黑手党大机器运转的一个零件。

意大利黑手党文化中最为外界熟悉的就是“噤声律令”(意大利语:Omertà;英语:code of silence)。

意大利南部地区,“噤声律令”已经不仅是流传于黑手党地下世界的亚文化,而潜移默化为被民间认可的道德标准。

“噤声律令”意味着,即使某人是某场犯罪的受害者,即使伤害他的人是他的死敌,他也必须拒绝和国家机器合作,不透露任何和黑手党有关的事实。

“噤声律令”要求一种近乎极端的忠诚和团结,也体现了混乱政治下,人们对政府权威的完全不信任。

在西西里地区流传着这样一句民谚:“那些又聋又瞎、因此能够保持沉默的人,愿他们无忧无虑,长命百岁(Cuèsurdu, orbu e taci, campa cent’anni’mpaci)。

”   《格莫拉女孩》并不是第一个打破这种沉默的作品。

事实上幸运的是,到今天,瓦莱里奥只受到过个位数的死亡威胁,他的生活和创作还可以原样继续。

另外一些告密者的境遇则更为悲惨。

那不勒斯市市长罗萨・艾尔瓦力诺给《格莫拉》一书颁奖时,她的话狠狠抽了罗伯托・萨维亚诺一耳光。

“萨维亚诺,”她说,“正是他所诋毁的那不勒斯的象征。

”   比起公众的忿恨,朋友们的离去更让萨维亚诺感到伤心。

“过去几年中最伤害我的是,我最亲密的朋友们都渐渐不再和我联系了。

他们这样做可能是出于理性考虑。

意大利,所有东西看起来都像在作秀,再没有人会为了维护某种价值观牺牲自己。

事实上,很多人都在怀疑我书里讲的是不是实话,或者是不是另外一种作秀的方式。

”   女人们在打破“噤声律令”中扮演了更为勇敢的角色,也面临着更为残忍的后果:她们往往被家庭抛弃,个人生活也全盘毁掉。

在米歇拉・布斯切米当庭指证杀害她哥哥的黑手党成员后,她在巴勒莫经营的酒吧被人炸成碎片,她的母亲也不许她再进家门。

皮埃拉・罗・薇罗索在丈夫被黑手党杀害后将凶手送入了监狱,从此没有人再来她的店铺买东西,她的父母完全断绝了和她的联系,她的儿子也不允许她再和任何人讲话。

1992年7月,丽塔・艾特里亚(Rita Atria)从位于罗马郊区17层的公寓坠楼。

她死后的两天内,没有人能够告诉警方这个深居简出的女孩到底是谁。

丽塔1974年出生于西西里一个黑手党家庭,在父亲和哥哥先后被杀害后,她愤怒地冲进了巴勒莫检察官保罗・波塞利诺(Paolo Borsellino)的办公室。

接下来的一年中,保罗和丽塔共同将30个黑手党高层成员送入了监狱。

1992年7月19日,保罗乘坐的汽车在家门口爆炸。

一周后,丽塔将自己锁在屋里反复播放保罗死讯的电视节目后,飞身跃出了窗外。

丽塔的死让世界动容,却还不足以改变她的家人和整个意大利南部。

丽塔的母亲在她死后用锤子砸碎了她的墓碑。

1992年9月,当大群记者和普通人聚集到丽塔的家乡准备参加她的葬礼时,没有一个西西里人承认他们认识丽塔。

葬礼结束后,一个当地女人冲着人群喊道:“我不认识丽塔,但我来参加葬礼是因为我相信她做了正确的事情。

我们都应该为她的死负责,因为我们什么都不做,只会沉默。

但是她的故事不会使这里产生任何改变,也不会让任何人打破沉默。

”         她们仍在这里   19年过去了,时间似乎一再印证着这个女人的话。

西西里黑手党偃旗息鼓,但卡莫拉却愈演愈烈。

每年,200万意大利年轻人选择永远离开这个国家。

电视上,贝卢斯科尼说他的国家让他“感到恶心”。

当罗伯托・萨维亚诺选择打破沉默时,迎接他的仍是朋友的孤立和国家的唾弃。

在反复盯着一张从安娜丽莎头部取出的子弹碎片照片后,我问瓦莱里奥:“安娜丽莎到底是怎样一个女孩?”   “这也是我一直在问自己的一个问题。

瓦莱里奥回答,“我一点儿都不了解她的个性,但却觉得好像认识了她很久。

从每个拍摄的女孩身上,我都能找到安娜丽莎的一点痕迹。

”   在那不勒斯街头拍摄的三年,瓦莱里奥感觉安娜丽莎一直就在他身边。

每次对着一个年轻女孩按下快门,瓦莱里奥似乎都看到安娜丽莎的命运悬在她们头顶。

在最终决定《格莫拉女孩》的排版设计时,瓦莱里奥也选择了一种“书中书”的形式。

他将安娜丽莎案件的警方证物照片和其他女孩的照片穿插放置,透过印有证物照薄薄的纸张,你可以隐约看到另外一个女孩的面容。

是的,她们仍在这里

她们的命运几笔就能写完,这一切都因为她们出生在那不勒斯

这里的故事了解越多,越会惊诧于这些女孩脸上仍然流露出的顽强和力量,就越想拼命伸手去护住那一点希望的火苗。

我对瓦莱里奥说:“这本书不是关于悲剧、阴暗或毁灭的,它是关于希望的,对不对?”   沉默半晌,他说:“是关于在最肮脏的东西之中,人的美丽是如何试图成长的。

”         那不勒斯

来自一位被拘禁在波佐利(Pozzuoli)女子监狱里的女人的书信。

8月14日   我们是波佐利监狱的囚犯,当你来拜访我们时,我们正过着被要求清扫厨房、走廊、浴室、剧院、楼梯和卧室的生活。

这里条件很差,他们对待我们还不如动物,没有人尊重我们的权益。

厨房里有老鼠,饭菜里有蟑螂和虫子,可我们不敢抱怨,因为他们会把我们分到别的牢房里,这样我们就不能和家人在一起了。

所以我们忍气吞声地默默承受,我们知道我们犯了错、违了法,但在这里我们什么也不是,更别说生病想得到治疗了。

我们要忍受生活条件从正常到恶化,他们却无视我们

医院病房里要塞下10个到14个生病的囚犯,以至于他们不得不躺在地上的床垫上,然后每天早晨再把它们收起来。

每次有人在熟睡中被挤到地上,脑袋摔得很严重而受伤,可是却被晾在一边很久没人管。

如果有谁生了严重的病,他们是不允许我们使用电梯的,因为他们要用电梯把垃圾和食物连同要外送的箱子运下楼。

我还得说,我们想图个划算早点买肉时,他们不给我们用冰箱,不给我们足够的食物,我们他们要时他们就凶神恶煞。

他们凭着自己高兴来分配钱,简直就是有特权的小偷。

这里根本不是监狱,而是下水道……说到工作,我们应该有一个轮班表,但没有。

每个人都要一直工作,那些在厨房干活的人每月能赚150欧元,那些在牢房区里干活的每月赚58欧元,他们我们都非常无礼。

我要用这些结束这封信:我们需要吃药时得自己买,冬天没有任何供暖,我们被迫要洗冷水澡。

求求您,帮帮我们吧!   致以最诚挚的感谢。

意大利巴亚诺,警察正在黑手党老大帕斯奎莱・罗素的家里检查冰箱,里面塞满了各种食物,毫无疑问帕斯奎莱・ 罗素有着很大的胃口,与他那对权势、财富的贪婪颇吻合。

他被指控犯有谋杀、敲诈勒索等多项罪名,1993年潜逃,一度是意大利最大的通缉犯之一,2009年11月落网。

维罗妮卡・卡罗特奴托有着影星的侧脸,躲在车子里就像是为了避开粉丝和狗仔的镁光灯一样,但这实际上是她在那不勒斯附近遭逮捕时的情景。

她是那不勒斯黑手党家族的成员,在这一天的拘捕行动中,共有64人被捕,其中10个是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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