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必然世界叙事到可能世界叙事
中国当代文学已经经历了六十多年时间，其中小说叙事模式也完成了一个重要的转向：从必然世界叙事到可能世界叙事的转变。这两个概念在本文中用来描述一种叙事态度：讲述事物（世界）发展的必然性，还是讲述事物（世界）的各种可能性？必然世界叙事重在表现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其基本意图在于证明社会发展的必然性，证明社会必然会是现在这个样子。可能叙事重在表现事物发展的可能性，因为种种偶然，社会成为了现在这个样子，还有种种偶然，社会还可能成为其他样子。从必然叙事向可能叙事的转变。是对世界、社会发展认知发生转变的结果。
可能世界概念的提出者是比柏拉图更早的德谟克利特。德谟克利特认为宇宙万物是由处于无秩序、无规律运动中的原子偶然巧合组成的，因而存在无数个可能的世界。柏拉图反对这种宇宙观，认为宇宙是被按某种理念创造的，有其本原。理念世界靠理性把握，作为理念世界的摹本的现象世界靠感官认识。柏拉图的理论中包含两个世界：可知世界和可感世界，不包括可能世界。
德谟克利特的可能世界概念启发了莱布尼兹，他的理论在18世纪闻名遐迩。莱布尼兹认为，在上帝的观念中有无穷个可能的世界，上帝在许多可能的世界里选出了这个世界，是因为这个世界所包含的可能的邪恶最少、最适宜、最完满。一旦这个世界被选出来，其中的所有事物就必然会是过去和现在的样子。必然世界是可能世界之一。是具有本体地位的那个世界。
可能世界概念被纳入形而上学思考之后，越来越多的哲学家开始发展可能世界理论。模态逻辑学家刘易斯的《论可能世界的复杂性》提出了一个很有争议的观点：我们的世界只是众多可能世界中的一个。“事物本来可以按无数种方式与它们现在的样子不同”，可能世界是某种现实世界，是独立于我们语言和思想之外的实体。
至今，对可能世界大致有三种不同的理解方式：以刘易斯为代表的观点被称为激进的实在论：以莱布尼兹为代表的被称为非实在论，以亚当斯、卡尔纳普为代表的“可能世界语句集论”支持了非实在论，认为可能世界并不与现实世界一样真实存在，它只处理命题及其真假关系，是一种技术手段；以克里普克的观点为代表的被称为温和实在论，有人称为“可能世界状态论”。克里普克的主要观点是：“可能世界并不是与现实世界并列的真实存在，真实存在的世界只有现实世界，可能世界是现实世界及其各种可能的状态。”（臧勇《论模态逻辑中的“跨界同一”》）。
上述三种观点各有道理，但是对可能世界最基本的认识却有一个共识，现在我们可以很清楚地清理出这样几组关系：可感世界一定可能。可能世界未必可感。可感世界一定可知，可知世界未必可感。可能世界必然可知，可知世界未必可能。这几组概念的关系在哲学理解上已经不存在什么问题，清楚明了。
康德的二律背反理论提出在逻辑上互相矛盾的两个命题可以同时为真。二律背反现象表明：逻辑也是有限度的，逻辑会导致理性内部的矛盾。现代量子理论的研究发现量子的特性是多种可能同时存在。这一理论大大地丰富了可能世界理论，在现实世界之外，在我们周围同时存在无数可能世界。现实世界与可能世界同时为真，且逻辑不可能世界也可能为真。量子理论改变了我们对文学的基本态度，世界是平行、多元的，一个文本是多个世界的叠加，“你能看到什么取决于你想看到什么”，“文本的意义取决于批评家所使用的理论工具”（张新军《可能世界叙事学》）。同理，作家观察世界并对世界加以描写，关键不在世界本身是什么样子，而在于作家用什么样的眼睛看这个世界。文学的作用并非复制再现一个可感（可见）世界。也非描述世界的必然趋势，也不止于描述逻辑可能世界，而是对多个可能世界的展开。
必然性指世界一定向某个方向发展的趋势。现在，必然性用来描述在一切可能世界都必然要发生的趋势。在实际思维操作过程中，必然世界指世界按因果律一定会朝某方向发展的未来世界或按因果律已经成为现实或历史的世界。必然世界的概念，必须依赖于这样一条基本原则：世界上所有的事物都有它存在的原因，并且已存在的物又会成为原因而导致另一个必然的结果。可能世界理论说明正反命题在逻辑上都可以同时为真，必然性只能是在一定范围内的必然性。换言之，即使对世界是必然还是可能的判断这一命题本身，都要取决于观察者的观察视角和方法。
作家以一个视角观察、想像世界，他所观察的世界相当于一个文本，是多个可能世界的叠加，他的理解受制于他的观察方式。一旦作品被写出，作品文本又构成一个文本现实，这个文本又可被批评家看作是多个可能世界的叠加，阐释结果受制于批评家对文本的理解方式。另一方面，不论是作家还是批评家，理解方式不可能不受到他所看到的文本的引导。即是说。观察者并非一个完全独立的主体，观察者的主体性之获得，是在与他者的关系中被建构、确立的。在现代批评理论中，他者被视为一种可能的世界（王杰、仪平策《文艺美学的学科定位和发展趋势研究》），世界由无数的他者组成，也就由无数的可能组成。在可能世界理论的烛照下，历史、现实、未来都不再被理解为必然，而是变得捉摸不定，不再可靠。用可能世界理论审视中国当代文学，会发现一条作家和批评家对世界观察方式变化的线索。
二、当代初期二十七年文学的哲学基础。
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前二十七年文学在哲学观念上受制于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从可能世界的观点看，这个时期的作家和批评家主要按照莱布尼兹的方式理解现实世界和可能世界。按照莱布尼兹的观点，上帝因为这个世界是一切可能世界中最好的一个而选择了它，这个选择是依据善的原则，即道德的必然性而决定的。因此，在这个世界中，所有的现实都是必然的结果。当代初二十七年文学的认识论基础，与这一思想暗合。
这种观念大约可以追溯到瞿秋白于1923年11月24日写的《自由世界与必然世界》一文，瞿秋自从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出发，论述了自由世界与必然世界的关系。按他的说法，一切历史现象都是必然的，之所以有历史的偶然，“仅仅因为人类还不能完全探悉其中的因果，所以纯粹是主观的说法。决不能因为‘不知因果’便说‘没有因果”’（瞿秋白《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二卷）。按这种理解，所有成为现实的都是因果的必然。但是，“不知因果”固然不能说“没有因果”，但也不能说“一定有因果”。既然因果是未知，如何能够推导出现实世界就是必然世界呢？瞿秋白的论断在逻辑上犯了错误，其理论本原是对世界普遍因果联系的承认。“没有因果”和“一定有因果”之说都不存在逻辑上的问题，但又是可以共存的判断。康德从逻辑上论证了世界是必然的是正确的，世界是偶然的也是正确的，瞿秋白的论证直接武断地判定历史是必然的，与莱布尼兹的可能世界理论是一致的。
在必然观的指导下，中国当代文学花了大量篇幅来论证现实世界是必然的世界。几乎在所有革命历史题材小说中都可以看到这个世界观的影子，用艺术的手法表现革命的必然胜利，英雄人物也都充分地相信现存世界是必然如此的。《红岩》中的英雄都抱着革命必然胜利的信念，坚定不移，终于取得了胜利。这个推论逻辑的问题在于：如果胜利真是必然的，那么即使不要信念，胜利仍然会到来。如果需要信念才能取得胜利，那胜利就不是必然的，胜利是依赖于信念的。推动历史发展的到底是规律，还是人的意志？终点到底在哪里？从这个逻辑推论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令人惊奇的现象：英雄成了上帝。按照莱布尼兹的观点，在众多可能世界中，上帝选择了最完满的世界成为这个世界；在革命历史题材小说中，英雄、人民按这一准则选择了这个世界。革命传奇小说是一种将“英雄”和“人民”进行神化的思维方式。
假若我们不承认这个神话，将“英雄”和“人民”还原为人本身，我们又可以看到另一种思维模式。因为历史是关于人的历史，推动历史发展的自然也是人，然而人因为存在自由意志，所以人的一切行为都不是必然的行为，而是自由意志支配的行为。按存在主义观点，人永远是自由的，人的自由选择成就了人自身。另一方面，自由意志与现实世界之间有一种交互影响的作用，现实世界会干扰人的自由选择。马克思认为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即人与他者的关系是人存在之根本。即使从这个意义上说，自由意志也是互动的二维之一维，另一维是他人的自由意志。无论从哪个意义上讲，推动历史的基点是人的自由意志。既然如此，历史的发展也就不存在必然，而是人的自由意志相互干扰、影响、选择的结果。把既成事实看作必然结果的思维，或显或隐地呈现在十七年文学的叙述之中，给人强烈的暗示效应。
《红旗谱》讲述了三代农民的革命道路。朱老巩的旧式农民革命被叙述为失败，被理解为他没找到正确的道路而必然失败。朱老忠跨越新旧两个时代，旧时代的农民式革命的失败也被理解为必然的失败。他后来找到了正确的革命道路，导致斗争的胜利也就被理解为必然，因为有新社会这一事实作为最有力的隐含证据。胜利就是必然，现实就是必然。
同样的逻辑被广泛地应用于其他小说之中。在《青春之歌》中，林道静的成长、解放与幸福，与卢嘉川的党派身份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正是因为有了正确的思想指导，林道静才可能走出个人生活的阴影，那个正确的前途才会摆在她的面前。在林道静面前，等待她的就只剩一条路，因为其他道路都在她的尝试中被逐一否定。因为现实不需要论证，事实胜于雄辩，所以，除了“现实”这个必然性之外，人的解放不存在另外的可能性。
按照可能世界理论，文学虚构都是属于可能世界的范围，因为虚构毕竟不是现实。但是另一方面，十七年历史小说隐含了一个认知前提：无论在哪一个虚构的可能世界中，结果都是不变的现实世界。所有可能世界中都必然要发生的趋势就是必然性，所以当代初十七年的经典小说大都把虚构的可能世界导向了必然世界。例如《创业史》让我们认识到农村社会主义改造的必然趋势，《红日》向我们昭示了解放战争的历史风云和胜利的必然，《林海雪原》展示了英雄的必然胜利，等等。我们之所以会强烈地感觉到这些小说中有一种必然性，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们在这些小说中很难看到偶然性，故事情节大都有严格的因果逻辑。好人与坏人的分野是由这些人的本质决定的。而不是由人物偶然选择造成的结果。
将现实世界理解为必然世界的观念，不仅在小说中有暗示，在对这些小说进行评介的话语中更为明显。何其芳在《林海雪原》出版后不久即发表评论文章，认为“如果从更高的现实主义的角度来要求，就不能不说这部作品虽然正确地反映了我们过去的军事斗争的所向无敌、无坚不摧的总趋势，然而对于当时的艰苦困难还是表现得不够”。主要原因是《林海雪原》的描写“常常是自然的困难超过了敌人给与我们的困难”（何其芳《谈“林海雪原”》）。何其芳的意思是，描写军事题材的作品，总趋势应该是“所向无敌、无坚不摧”。何其芳时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文学研究所所长。他对文艺政策的理解很具有代表性，可见对于军事题材的处理，结局的胜利必须被处理为必然，失败是不允许的。另一位叫何家槐的评论者则认为《林海雪原》“太少反映人民的生活和人民的斗争，太少反映人民的成长和人民的力量”（何家槐《略谈“林海雪原”》），这个评论反映了战争必然胜利的原因，这已经成为战争小说的一种必要的模式，因而战争题材小说是不能存在其他可能性的。而对《创业史》等小说的评价则反映了农村题材小说的政策性要求。例如冯牧在1960年发表于《文艺报》上的文章评价《创业史》说：“正是由于他们的性格所决定的他们的思想和行动，使我们生动地看到了农村阶级分化和阶级矛盾的鲜明图景，使我们深切地感到了广大农村历史发展法则和走向农业集体化道路的必然性。”（冯牧《初读（创业史）》）李希凡则说：“而这幅画卷，所以能获得那样丰富的艺术形象的表现。那样有说服力地展示了五亿农民必然要走向集体化的生活道路，就是由于作者并不是一般地描写这个革命群众运动的过程……”（李希凡《漫谈（创业史）的思想和艺术》）如此观点的评论在对多数的文学作品的评介中均可找到，在此不用更多举例，对当代文学初期二十七年的文学作品稍微熟悉的读者都能体会到这种逻辑。
文学作品均可被理解为虚构，哪怕它有写实的成分。从叙述学的角度看。几乎所有的小说都可被视为虚拟叙述者的叙述，因而所有小说都可视为虚构。既然为虚构，它表现的世界就只能是可能世界。但是正如上文所述，当代二十七年的小说又几乎都在用虚拟的可能世界论证一个必然的世界。这个必然世界不仅是如上文所述的现实世界，它还可以是尚未变成现实的未来世界。
从可能世界的观点来看，未来的世界只能是可能世界，而不会是必然世界。凡是对未来必然如何的预言，其实都只是一种信念，而不是一个真理。毕竟，谁也不敢保证明天太阳会照常升起。
当代二十七年的小说大多数是历史题材和现实题材，对未来题材涉及相当少。偶有涉及对未来的信念的小说，也一定是对未来之必然性的坚信。对未来题材的拒绝已经证明了当代初期二十七年小说对可能世界的拒绝。而少数涉及未来展望的小说也一定暗示了未来社会的必然趋势与走向。《创业史》（第一部）和《上海的早晨》都有未完成的特点。但是都预示了未来的必然道路，如孟繁华所言：这两部小说“虽然题材和书写的领域不同，但都是试图通过文学的形式来完整、全面地表现中国城乡社会主义改造的艰难、曲折、复杂但一定走向胜利的历史过程和必然趋势”（孟繁华、程光炜《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即是说，我们按照既定目标进行改造，胜利又是必然，所以未来的社会形态是必然的。这一逻辑支撑了二十七年大部分的小说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