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角色的行为偏差
摘要：近日网上盛传的温岭杀医案表明，公共角色的扮演的成功与否需要体系上和过程上的共同努力，利用阿尔蒙德比较政治学中的分析模型和角色扮演的相关理论对公共角色行为偏差进行分析。
下载论文网 关键词：公共角色；行为偏差；原因分析 近日盛传的温岭杀医案让医生这一公共角色的扮演落入了实际。
医生既不是清心寡欲的“天使”，也不是贪财好利的“恶魔”而是一种职业，医生也拥有一般的欲望，也可能沦为弱者。
一、文献综述与理论框架 美国阿罗1963年发表的《医疗服务的不确定性与福利经济学》一文中提到“医生成为患者代理人可解决市场失灵的大部分问题”，将这一医生角色脱离为公共角色，即是，公共角色作为代理人将解决很多问题。
库伯认为行政人员的任务就是让公民参与政治秩序的社会构建过程中，而不是试图把权威性的，专家式的结论强加给公民1。
同时，利夫顿用“普罗透斯式的自我”来描述个人在多个角色之间来回穿插的活动方式，公共角色肯定也不例外，公共生活从分离到混合的世俗化过程，公共人员肯定会感到角色转换的越来越快，失范也就在所难免。
巴纳德在《行政的职能》2中提出了“情义丛”概念，把这些情义丛描述为控制个人行为的，私密的，不成文的法律。
用阿尔蒙德比较政治学中的体系的，过程的分析方法可以较好的组织以上的关于公共角色的理论。
二、关于公共角色偏差的体系分析 阿尔蒙德将体系功能分为政治社会化，政治录用和政治交流。
公共角色若是发生了偏差，就要讨论公共角色的社会化过程，社会如何录用公共角色，公共角色信息交流来考量。
（一）公共角色的政治社会化和偏差 政治社会化是政治文化形成，维持和改变的过程，由各种结构强化并联系影响贯穿人的一生。
伴随着政治社会化过程而来的是世俗化，因为文化世俗化是政治文化发展的尺度6。
世俗文化的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强调因果关系。
伴随着世俗化越来越普遍，越来越多的人感到公共决策的无法应对当代社会的复杂性，于是产生了一种脱离世俗化的现象。
具体到人物角色中来，伴随着世俗化的发展和社会的发展，公共角色除了要扮演好公共角色以外，越来越多的被要求扮演更多的角色。
这种“普罗透斯式的自我”角色来回穿插方式本来是有效和有益的，但是当人物被要求过多的角色时，便产生了混乱。
医生作为一个公共角色，在社会期待中便是一个“不沾尘埃，清心寡欲”的人物形象，世俗化过程中又被赋予了“医院利益代表者”“药物商人”等角色。
自然容易受到影响。
（二）公共角色的录用与偏差 政治精英往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担任高层管理者，因为要确保这位高层不会一旦掌握了权力就肆意妄为而对政治体系的稳定造成威胁。
以医生为例，因为关乎于生死，医学院的学生往往选择本硕连读，硕博连读等，需要较长的时间和较多的费用。
这和帕特南，韦斯勒等人提到“参与成本”及其相似，要花费如此多的时间和金钱才能参与到特定公共角色的扮演中来。
扮演公共角色除了想要获取经济利益外，更重要的往往是社会收益，如较高的声望地位，稳定的社会保障等。
当公共角色录用与产出不对称时，公共角色的行为偏差便可能产生。
个体可能感到付出与收入不成正比，便做出有违公共角色的行为已获得补偿。
（三）信息交流与偏差 公共角色想与一般民众进行信息交流的难度现在是越来越大了。
一是公共角色涉及活动及技术的复杂性以及理解这些复杂性需要的专门知识是越来越大了。
二是公共角色涉及的活动领域可能使公众非常隔膜，公众很难获得相关的知识来理解，并且对于公共角色活动建立明确的因果关系也是很困难的。
三是信息本身十分重要，而传播工具对于信息的加工处理也十分重要。
近八成网友表示理解支持温岭杀医案中的行凶者，体现了今年来过多负面报道对于医生形象的损害。
三、关于公共角色偏差的过程分析 阿尔蒙德在过程上认为公民参与到利益集团，进行利益表达与利益的综合，最后做出决策影响政策的过程。
公共角色同样具有参与到利益集团，表达利益，综合利益，做出决策的倾向。
韦斯班德和弗兰克提出的“代理转换”理论可以良好的解释公共角色的行为偏差。
公共角色若想避免角色偏差，首先要参与到代表自己公共角色的利益集团中来。
福特和理查德森提出个体的道德信仰与伦理决策行为，将会越来越与高层管理者通过语言和行为表达的信仰相一致，因为高层管理者倾向于奖赏那些与自己一致的人。
公共角色加入的组织越与公众脱离，越容易发生偏差，库珀提到“经常面对活生生的有期待的公众，对我们更好的履行义务是一个良好的提醒，也是民主制中人民民主的体现。
它是阻止任何组织成员变得自私自利和无法无天的强大建设性力量。
3” 公共角色表达利益后与利益集团利益综合，团体伦理通常上升为主导伦理，而不是对公众负责的伦理。
此时，公共角色作为组织的一员如果拒绝效忠科层制组织就会冒很大的风险。
在这种利益综合中，通过组织间的讨价还价，代理转换明显的出现了，随着公共角色在组织中职务的提升，对更高一级的领导的服从被官僚化制的社会化过程加以内化和强化。
实际上，公共角色作为代理人的角色就变得服从于最直接的委托人――组织，而失去了对委托人，公众的责任与义务感。
米尔格莱美提出的内部秉性与控制也有助于理解公共角色的行为偏差，他认为“个人行为要受到通常我们称之为良知的内部禀性的限制和控制，然而当个人被聚集在一起形成等级关系时，他们的行为就必须协调，外部控制资源就产生了，这时，内部禀性就必须做出让步以迎合外部控制的要求”伴随着内部禀性越来越服从于外部控制，公共角色的良知就消失了。
医生经过长期的训练获得行医这个公共角色，通过录用进入医院这个组织系统中来，因为医院为自己提供收入，随着长时间的在医院工作，医生可能忘记了自己的角色是行医救人，而将自己的职责定位听从医院安排，这就完成了“代理转换”，在转换过程中，医生可能会面临冲突，即自我的良知与外部控制之间的冲突，但随着时间的增长而渐渐服从于外部控制。
最后在面临公共事件的时候，缺乏勇气，默默的走开。
公共角色的行为偏差从社会化开始，伴随着公共角色资格的获得，被组织录用后，与组织利益综合，异化。
在整个过程中信息交流起到重要作用，最后也是信息的交流将公共角色的行为偏差带入公共视野。
要防止公共角色的行为偏差，适当的社会化过程，投入与产出成正比的公共角色，代表公共利益的组织，最重要的就是真实有监督性的交流渠道都是必要的。
（作者单位：武汉理工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 参考文献 [1][3] [美]特里.L.库珀.行政伦理学：实现行政责任的途径（第五版）[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57 [2]Barnad，C.I.The Function of the Executive， 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