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华马留【马华女作家的马共想像】
摘要：“马共”长久以来是马华文学书写的敏感课题，直至1989年马共与政府达成协议结束对抗，马华文学中的马共想像间接获得初步解严，逐渐浮出马华文学的地表。
文章则试图梳理马华女作家对“马共”的认知与思考，并指出她们的想像与一般常见的(男作家)文本之异同及其意义。
关键词：马华女作家；马共；马共想像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677(2009)6－0083－08 前言 马来西亚国族建构的过程中出现过一群曾经集体失踪、也一度被列为论述禁忌的国民群体。
他们被总体命名为“马共”。
1989年马共与政府达成协议结束对抗，马华文学中的马共想像间接获得初步解严，这群失踪的国民方才逐渐浮出马华文学的地表。
到目前为止，对以马共为题材的文学作品进行系统的整理与讨论的研究尚未可见。
然而相比之下，个别男作家的相关作品所获得的关注与评论，倒远比女作家的多。
论者提及此类著作时，一般皆以男作家为主流，而忽略女作家其实也参与了对于上述失踪群体的想像与建构。
本文通过对五位女作家的讨论，试图梳理她们对“马共”的认知与思考，并指出她们的想像与一般常见的(男作家)文本之异同及其意义。
一、商晚筠的野战部队 商晚筠早期的小说故事，多数具备一个鲜明的地理背景：她的乡土，华玲(Baling)。
华玲地处马来半岛北端，是离泰南边界勿洞(Be—tong)的马共基地不太远的一个四面环山的偏僻小镇。
其周边山城如高乌、宜力等，都曾是马共出没之地，一度被列为黑区。
商晚筠有一篇小说，就发生在华玲通往高乌的“九十九个弯道”上。
故事中一对婚姻陷入僵局的夫妻，在刚刚又吵了架的夜里，被困在政府与马共互相对峙的戒严山道上。
然而，就像张爱玲《倾城之恋》里香港的沦陷成就了白流苏与范柳原一样，戒严时分的低压空气，竟也意外地挽救了白玉蝶与钟岭生濒临破裂的婚姻。
在剿共流血事件频频发生的年头，“一车一车的野战队有增无减，山镇时常戒严”的景象，酿造了“教人老捏把冷汗”的时代氛围。
被困在野战部队搜捕马共的山中夜道上，刀枪拼搏的事件尤其随时可能发生。
“也许待会儿马共来个大突击，谁也活不到明天”。
对“也许没有明天”的疑虑，唤起白玉蝶与钟岭生对爱情的记忆，最终促成了他们的和解。
《九十九个弯道》是商晚筠小说里最可能让马共全形出现的一篇，然而小说中的马共到底还是与人物擦肩而过，潜入了山里。
然而，尽管没能“与马共面对面”，可是我们却在小女生叙述者的杂货店、印度理发师的木板屋，与马来女警的甘榜，几度与马共游击队的对头――野战队员――打过照面。
马共存在，可是却从不可见。
这无疑有助于刺激人们对“神出鬼没”的马共的幻想，以及由幻想而生的恐惧。
商晚筠回忆起“华玲会谈”那天，大人们煞有其事地谈论着战争，她听着顿时产生“战火弥漫的幻觉”，飞在头上嗡嗡作响的虎头蜂竟让她误以为是满天战机，因而感觉死亡分分逼近。
因此，商晚筠小说人物因恐惧而激发对幸福的珍惜，因恐惧而产生对“忧国忧家的军人”的高度认同的心理，其来有自。
野战队员是商晚筠小说中不乏生动的形象，与卖糕的马来涅涅(nenek)、嗜椰花酒的印度劳工、唠叨的华人阿婆等人物，一同构成她的华玲众生。
在他们“保家卫国”的职业形象之外，商晚筠似乎更有意凸显野战队员风流成性的生活姿态。
《九十九个弯道》里的野战队员就曾与一个要好的女朋友“夜里裸泳，在海潮里做那种事”。
在《寂寞的街道》里，野战队员带着普通人家的女儿私奔；而在《夏丽赫》里，女主角被指“每天每夜的在这屋子里陪那些野战队的野男人厮混”，这些都间接揭示野战队员予人的普遍印象。
《木板屋的印度人》则透过叙述者的眼睛，对野战队员作出较为具体的描写。
里头的野战队士官沙里耶，“好色好酒，每一回陪在他身边的女人不是镇上那两三只猫样的印度阿娇就是邻镇那些胡浑的野女人”。
他曾经无情地把前来寻找他的(被他抛弃了的)的女人“打得趴哭在地板上”，后来还拐跑了印度理发师的女儿密娜姬。
密娜姬大了肚子后，他佯称要跟她结婚而将她打发回家。
婚礼当天，女方盛装苦等至深夜，方才明白所谓结婚，不过是这个野战队士官始乱终弃的骗局。
在马华男作家的文本中，不忠抑或“乱搞男女关系”是常见的对于马共的想像。
小黑《细雨纷纷》中的父亲抛妻弃子，在森林里另娶“女同志”；而张贵兴小说中爱“玩弄女青年”的“堕落的革命者形象”，诚如黄锦树所言，与共党投诚者对党内“特权人物”的描绘／抹黑十分近似。
可是，在商晚筠的小说里，“乱搞男女关系”的却变成了剿共的野战部队。
这与男作家的文本形成一种有趣而又吊诡的对照。
“兵”“匪”双方男女关系同样混乱不能作为我们将这种行为现象正当化抑或合理化的理由，然而象征“正面”的一方的负面形象反复出现在女作家的笔下，却也不免别具一番意义。
野战队员是直接曝露在华玲的日光底下的人物，然而他们所呈现的却未尽“光明”。
既然如此，隐藏暗处的马共，难道就非要“阴暗”不可?事实上，除了对沙里耶始乱终弃的作为有所非议，商晚筠对其他故事中出现的野战队员的行为现象倒不曾特别表态，她甚至在一些小说中还赋予他们一丝浪漫色彩。
她可能也理解，看不到尽头的武装对抗，及部队里苦闷压抑的氛围，或许是对上述现象的其中一种解释。
若然，华玲小镇的野战队员，就不妨可以视作商晚筠提供给我们的，对马共想像的参照。
二、唐珉的新村记忆 跟商晚筠一样，唐珉的小说也不曾跑出一个面目分明的马共。
然而，她多篇小说中的日常生活空间，却是与马共密切相关的历史“遗迹”：新村。
出现在唐珉笔下的新村已然经过都市化的洗礼，已非早年时而宵禁时而戒严的“集中营”了。
然而，剿共时期留下的遗憾，数十年来却还继续引发小说人物的叹息。
在《信》一文中，小舅子因要逃避殖民政府的“抽壮丁”而随人逃往唐山，不料却从此下落不明。
姥姥日夜思念小舅子，把眼睛都哭瞎了。
她等待儿子归来，一直等到80岁的那天，可能再等不下去了，于是用塑料袋闷死了自己。
《津渡无涯》的老陈婆则与姥姥相反，她为要亲眼再看到殖民时期即被遣返中国的儿子一面，格外珍惜双眼，“不惜每日四更天便爬起来采集凝露的夜来香熬瘦肉汤补眼”。
为了再见儿子，她苟延残喘，不愿死去。
可是命运并未垂怜于她，她至死都未能再瞅见儿子一眼。
因殖民政府剿共计划(恐共心理)所导致的骨肉分离，是这两篇小说共同展示的庶民悲剧。
“抽壮丁”一词，更暗示了作者对殖民暴政的非议。
老陈婆的儿子稳养，“日治时期由于刁顽跋扈而惹了事端”，和平之后又“涉嫌一宗勒索案”，被殖民政府当作马共逮捕了。
可是根据 村民的说法，“他是不是山里人，现在谁也不知道，可他到处收捐，里边的人也在找他，要把他五马分尸呢”。
这里出现官方说法与民间观点的分歧。
我曾在别处提及，将马共与私会党徒混为一谈是殖民政府刻意污名化马共的一个伎俩，而小说家的修辞偶尔也上了殖民者的圈套。
唐珉对此似乎颇为自觉，她写殖民政府将“到处收捐”、“涉嫌勒索”的稳养一律当作马共来处理，将他解递出境、遣返中国以为惩戒；而另一方面又不经意地暗示，官方说辞与她所熟悉的新村的民间观点之间，多少也有不尽相合之处。
村民对稳养是否马共一事暂且未下定论，他们指出他“到处收捐”的行为事实，之后又加以补述他“人仔细细，在街场饭档跟大人争买鸡屁股下饭，迟了一步，被人夹到碗里，居然拉刀”的生活细节，可见在他们看来，横行霸道的稳养更有可能是胡作非为的私会党徒(因此也有人私底下称他“烂仔”)。
他们提到马共也正在寻找稳养，意欲对他严厉惩处，然而这和我们在其他文献(包括黎紫书的小说)看到的马共内讧或寻仇事件不同。
村民是将此事与稳养到处收捐的行径相提并论的。
潘惋明在一项针对新村进行的田野研究中发现，在一些地区，马共(竟然)以“锄强扶弱的‘侠义’形象”得到人们的认同，他们“代表着某种民间的公权力，成为民众求助的对象”。
而唐珉在稳养的故事中，也婉转地保留了类似的对于马共的其中一种庶民诠释。
被解递出境、而后失踪多年的稳养，许多年后终于出现了――可惜只赶得上出席他母亲老陈婆的丧礼。
街坊邻居的眼睛如此映照出稳养出现时的形象： 西装革履，还是结领带的，金笔金表，左手中指上那圈翡翠十分抢眼，右手无名指上的金指环也大得惊人。
我们有必要将这个形象与另一个同样是复归的(真的)马共做一个比较。
在小黑《白水黑山》中，大家以为革命英雄杨武早已壮烈牺牲，没想到他却在结尾处好端端地出场。
我们看到一个归国探亲的前马共从马赛地缓缓走出，根据叙述者“我”(他的外甥)的描述，那是： 一个雍容华贵、气色红润、脸颊圆润、眼睛锐利的老人。
杨武外貌的原型，其实就是前马共总书记陈平。
小黑在一篇访问中指出，马共和政府签署协议时，他从杂志上看到陈平。
陈平“以红光满面、商人的形象出现”，给了他很大的震撼，让他“很为那些替他打拼的人不值”。
一度让人以为已经为共产主义理想慷慨捐躯的杨武，竟然像个资本家一样“闪耀富贵的光泽”重新登场，这无疑是作者对马共理想之虚伪性的嘲讽。
而相较于杨武，稳养的“商人形象”当然显得更具体而且夸张。
老陈婆丧礼的那一节故事，小题为“奇迹”。
失踪多年的稳养突然归来固为奇迹之一，然而更大的奇迹是：稳养的归来，竟令原本凄清的老陈婆灵堂，顿时冠盖云集。
前来吊唁的宗族亲友甚至还主动要求让死者多停灵一天，以便他们来得及贡奉许多奢华的祭奠。
资本主义的浪潮已经冲击到了新村，金钱才是决定亲疏的准则，还有谁会在意谁是马共吗?那个似是而非的“马共”在唐珉笔下成了照妖镜，华社集体的势力心态与虚情假意在他面前暴露无遗。
三、黎紫书的马共传奇 “马共”在马华女作家小说中的正式现身，大概要等到黎紫书写作她的《夜行》之时(1998)。
尽管黎紫书曾经表示自己和多数的马来西亚年轻人一样，“对家国、民族甚至性别，都不执意”，可是她依然可说是至今为止直接涉足本文所谓的失踪的国民(史)之书写最多的马华女作家。
以黎紫书相关题材的小说所牵涉的事件顺序排列，大致可以勾勒出从抗日(《州府纪略》、《山瘟》)，到抗英(《山瘟》、《夜行》)，到和平协议签署之后(《夜行》、《七日食遗》)的漫长的马共活动历程。
黎紫书四篇以马共为材料的力著，总体观之几乎足以预设一部庞大的历史，然而就其内容而言，却是历史的虚无。
诚如她的小说《州府纪略》，据题目所提示，本该是一段有关“州府”的历史。
然而由十一个“受访者”(注意，小说中有一个隐秘的询问者，听者“你”的存在)的“口述历史”所构成的故事主体，却是围绕着主角谭燕梅的一众男女的情爱纠纷史。
因此，书写者(访问者“你”的后续身分?)原本意图纪略州府，“演述当年马华抗日传奇”，不料却在叙述的过程中不自觉地淡出(fade out)州府，而让故事演述成以马华抗日为背景的、一个奇女子的爱情传奇。
《七日食遗》中马共老祖宗与其神兽“希斯德里”(history)在众人的监视中离奇失踪，也可作同样的解读。
让叙述“绕过了历史”，而使历史在小说中“以传说的方式存在”，是黄锦树对张贵兴《猴杯》的评语。
借此以评论黎紫书，亦不无合适之处。
杀猕猴、杀穿山甲、杀野猪，甚至杀鸡、杀狗，构成了黎紫书笔下的马共回忆中的森林杀戮之主要内容。
马共游击队的抗争历史，在黎紫书写来，也几近张贵兴的雨林传奇。
谭燕梅的抗日故事在众口传说中被她的爱情传奇隐蔽。
另一篇小说《山瘟》里，抗英英雄温义的形象则由“我祖上”负责叙述。
在“我祖上”的叙述中，温义“饮猪笼草兜里的露水长大”，“有人说一入夜他瞳孔就烧起磷火”；那磷磷的绿光有时又被说成是鳄鱼的眼睛，“似乎打一个饱嗝也透血腥，或腐物的气息”。
即使连阅读马克思时，“我祖上”也要叙述一丝昏黄的灯火燎过温义黧青的脸庞，以更添他的诡秘与神奇。
因此，(据说)被英殖民者视为瘟神的温义，就在“我祖上”夸张的传说中“绕过了历史”。
黎紫书笔下最正面的马共――谭燕梅和温义，都只在传说中完成各自的传奇，而不曾在小说中真正露面。
其余真正露面的马共，几乎都只能让我们看到阴暗不堪的面貌：《夜行》中戴毡帽的男人和《州府纪略》的刘远闻都强暴了自己的“女同志”，前者还借英国人的刀杀害了革命伙伴，后者则以社会主义遗骸发财致富。
《山瘟》的“我祖上”，据他的孙子所理解，他之入伍“背后必有一箩筐不堪启齿的荒唐事”。
因此要寻找“马共”的革命内容，自然也是不可能的事。
而他的其他党内同志，却像一众暴徒，他们不只动机不明地残杀了温义，而且还肢解他，并争夺他的残骸以作为驱魔避邪的“护身符”。
《七日食遗》的老祖宗则对革命的苦难有一种变态的迷恋，历史悲情形塑了他乖张暴戾而神经质的性格。
他以高压手段驯服“希斯德里”，所以他所书写的历史将是极端个人主义与偏颇不足信的。
黎紫书以其生花妙笔为马华文学建构了马共的精彩传奇，可惜却没能更新抑或丰富我们对于彼等的认识，因为那些人的形象看来都是那么熟悉。
从某个程度而言，黎紫书的书写方式是向主流靠拢的。
首先是政治正确的主流：她所建构的马共，与我们在官方或反共文本里所看到的充满暴力、内讧、土匪行为、乱搞男女关系、人格有问题的马共形象大致没有冲突。
《州府纪略》中一个“受访者”的话或许可以成为我们理解这种心理的依据，她说：“我有个堂 哥暗中资助游击队，从抗日到抗英，到马来西亚独立就收手。
”国家形成，正统确立，马共失去其抗日抗英的时效，因而也失去其正当性。
作者的“正统观”，多少也造成了她对主流论述的较少怀疑。
以家族故事与马共历史交织叙事的模式，常见于以这段历史为书写对象的男作家作品。
小黑的《白水黑山》、《树林》和《细雨纷纷》，张贵兴的《群象》、黄锦树的《大卷宗》与《鱼骸》、梁放的《锌片屋顶上的月光》与《一屏锦重重的牵牛花》等小说中的马共，都与叙述者关系密切，或是父亲、祖父，或是舅舅、兄长、姐姐、姐夫，关系最远的也是师长。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州府纪略》藉11个讲述者多声并述，她的另三篇小说，无一例外地都以男性的声音叙述历史。
黎紫书所选择的发声位置，或许也暗示(，决定)了她“对国家、民族甚至性别”的立场――虽然，她可能并不执意，或者也并不愿意。
四、展砚的“1961” 与黎紫书游走于雨林的神秘诡谲的马共相比，晨砚《1961》的马共则显得非常透明。
小说叙述六七十年代左翼思潮影响下的学生运动故事，叙述者“我”既是时代的经历者，同时又是那段风起云涌的历史的旁观者。
“我”是左倾青年争取的对象，又因具备美术天分，而被他们拉拢帮忙设计活动小册子与传单等物，因而介入了以“校友会”为名的左翼学生活动的圈子。
“我”对那些年纪轻轻却已能对体制之不公提出一套说法的同学有所仰慕，可是却始终“极力挣脱这个磁场”。
“我对‘为人民谋福利’是不敢碰触的”，据“我”自己解释，“我不是那么功利，而是太危险”。
叙述者因机缘巧合涉足这些时代青年的活动圈子，为他的叙述活动提供了合理的位置。
然而由于他极其自觉地保持与他们的心理距离，而仅以一种旁观的姿态观看风云激变，他仅能站在马共外围组织的外围。
因此与其说“《1961》涉及了历史大叙述”钞，不如说，它更像是对历史的旁述。
旁述，就有一种既把握故事面貌，然而又超越斗争漩涡，既可叙述内情，而又不失表面客观冷静的姿态。
通过叙述者的旁述，我们得知校友会两个主要的左倾学生领袖(马共的同路人)――池振威与崔清泉从搞学生运动，到独立50年后的一场同学聚会，前后长达三十几年的变化。
池振威是小说中最激进的角色，他的阶级斗争说与共产主义理论，在小说中屡屡被作者直接引述。
经“5・13”事件遭半年囚禁之后，池振威公开上电视悔过。
之后骤然转向，靠搞校园运动的本领，摇身一变成长袖善舞的商人。
“我”从旁观者的角度，企图藉具体事件客观地刻画池振威转向前后的变化：他年轻时因太太的工人阶级出身而娶她，可是当老板后却与公司女书记“乱搞男女关系”；他学生时代热衷讲阶级对立、劳动剥削，曾让叙述者觉得“好像人的历史就只跟有得吃没得吃有关，没得吃就抗争，就改变制度”，而在30多年后的同学聚会上，他依然强调吃，可是这次却与反对剥削无关，纯粹只是“做得这么辛苦，不吃真对不起自己”。
池振威的巨变符合一般常见的马共变节者的形象，可是，最具左翼理论基础的池振威，为何突然全盘否定自己，甚至不惜公开悔过?短短半年的牢狱生涯如何起了巨大作用?他在监狱中究竟遭遇了什么?他面对过怎样的心理挣扎?他如何解决自己原本的无产阶级立场与后来所走的资本主义商业道路之间的冲突?错综复杂的个中因素与情感，已经超出秉持超然客观的态度以旁观事实的叙述者所能掌握的范围。
因此在“我”的旁述下，池振威就只剩下“转向前”和“转向后”的两种分明面貌。
这样的面貌太透明，而且也太“标准”了。
至于崔清泉，据说也是组织“学习小组”的能手。
可是由于叙述者所保持的安全距离，“校友会”借同学家农场进行的活动，在叙述者选择性的记忆中遗失了让“校友会”不单纯是校友会的“危险”细节，而显得更像是同学联欢会，崔清泉在其中仅以称职的余兴节目主持人的形象出现。
“5・13”之后崔清泉突然失踪，“听说是‘进山’了”。
30多年后在同学会上重逢，崔清泉已经历过一番惊心动魄的森林内讧。
可是关于山里的风云变色，却由于当事人一再表示“里面发生的事我不想讲了”，或者“不大去想这个问题，总觉得很疲倦”而无法具现。
我们仅能从他透露的少许口风中，得知马共内部的肃反、清算、处决、冤案等事件的“客观存在”。
如若参照前马共所编撰的内部故事，晨砚所写的这些固然“符合我们一般所理解的”，然而文学想像的疲弱，却让这个复现的马共面貌，停留于一般的书面资料，而缺乏稍微立体一点的血肉与灵魂。
《1961》一书稍异于其他相关作品的，或许在于它对阶级论述的强调。
这为其他作品中马共抗日抗英的国族主义内容，补充了必要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当然，叙述者对社会主义体制是高度置疑的，他接连提了几个或许可说替代作者提出的问题：“到了今天，谁还敢相信共产主义社会是人与自然界、人与人对立的最彻底解决?‘经济平等’就能使人与人更亲近，从此解决了人的疏离感吗?或者，一种新体制能造就一种新的人格，新人格是新体制的衍生物?”上个世纪60年代的青年可能曾经相信共产主义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书名《1961》的小说故事，从年轻女教师强调1961这个“不倒年”开始，到叙述者与上帝相遇的“今天是主日”结束，是对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信仰作出了讽刺。
“校友会”的两个灵魂人物池振威和崔清泉，经过30年无情岁月的洗礼，都已经不再当年。
前者在资本主义的漩涡中沉沦；后者遇见上帝，找到了内心的安宁。
总之，他们都遗弃了马克思。
五、贺淑芳的黑豹 比起她重复被收录、一再被提起的《别再提起》，贺淑芳的《黑豹》显然是一篇被人忽略的小说。
作者在这篇小说里非常巧妙地运用了第二人称叙事。
“你”，可以指小说男主角，也可以指单数的读者――你，或甚至复数的故事聆听者――你们(我们)，所有这些和男主角一样不(愿)记得黑豹的人们。
作为标题的“黑豹”是小说的密码，如果掌握它，我们或许就可以解开故事中的许多秘密。
然而掌握黑豹谈何容易?作者如此写道： 一只行踪诡秘的黑豹，在它经过的地方留下足迹。
但它永远逃离人类的掌握，在抗争结束之后，它忽然如迷梦走进现实里。
它不属于任何人，也不属于时间。
这种双重逃逸痛快地报复这个时代，一只活生生的黑豹! 黑豹是从群众的时间与认知范畴逃逸出去的一段历史记忆。
所有不愿放弃这段记忆的人――比如男主角在泰南遇见的前马共老军人，与在一次奇遇中认识的、自称是25年前失踪的女共产党员的“黑豹专卖店”女人，在社会大众(你们)眼中，都会变成精神失常的人。
而失常的原因，大概像男主角所说的，与“长期被恐惧和社会适应失调症所折磨”有关系。
可是， 黑豹确实存在，“这么多年来，它在你体内沉睡，它一直住在你身体里面”。
男主角之所以选择“不记得”女人一再提及的他俩在逃亡途中遇上黑豹的往事，是因为一旦唤醒体内的黑豹，“你”必须“像回你自己”，必须回到“25年前在森林里迷路的夜晚，那个你不能说话必须保持沉默的夜晚”。
这就是为什么他一听女人提起过去就要头痛。
而实际上，他头痛的毛病是在参观共产党洞窟之后就开始出现的。
他害怕记起黑豹。
逃逸多年的黑豹如果重新出现，势必把他带回25年前鲜血淋漓的森林现场，他将别无选择，必须重新面对一段过去――一段马共痛史。
那时候，女人对男主角所说的“我和你唯一的联系就是你的血”，与老军人所说的“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地方背负别人的生命找路”――马共一节真实(真挚)的爱情、抗争与死亡，很大程度就会变得像黑豹喷在老军人脸上的呼气，“热乎乎的，那种血腥味，假不了”。
然而，“黑豹”长久以来在我们所熟悉的历史叙事中从略，上述诠释与我们的集体记忆无法相符。
如果承认“黑豹”的存在，就等于挑战既有的认知，这无疑将引发集体尴尬。
他们以复现检验我们的失忆程度。
在男主角看来，黑豹专卖店的女人虽然“已经不年轻，但还没有老到和25年前发生的事件吻合的年龄。
中间至少不见了15年，那15年去了哪里?”据他自己的解释，“在心跳的频率中，时间塑造了记忆，也就是历史”，“所以那不见的15年好比冬眠”。
女人的那“15年”没有与他(醒着)的时间交会，因此也没有走入他的历史。
在我们的视野中集体失踪、继而成为禁忌的马共，当他们再度复现，必须正视他们的人们必然发现，原来我们对他们的记忆竟缺失一大版块，我们无法把他们置入已经过去的时间(所以失踪的女党员永远年轻，黑豹专卖店的女人令人难以置信的没有老去)。
换言之，我们，已把他们放逐于历史之外。
暗示遗忘马共与建构记忆之间的关系，还不是这篇小说最精彩之处。
《黑豹》更重要的一点，乃在于将我们对马共的认知，放到资本主义城市的前景中来书写。
男主角不能带黑豹专卖店的女人出去见他的朋友，因为女人所铭刻的痛苦记忆肯定让那些“无药可救地奉行资本主义的美德”的人群无所适从。
住在共管公寓的都市人只能将血腥的黑豹联想成神秘的黑猫，或者是像泡泡糖一样的粉红豹。
黑豹的故事无法与这个城市接轨，以致它只能被继续遗留在记忆昏睡的角落。
然而，黑豹一般的奇异迷离，却又非常讽刺地可以被资本主义社会包装成为商业的卖点。
男主角，这个商业刊物的文案编辑，他的专业就是将空泛的语言巧妙包装成蛊惑人心的商品。
即连书写真实的人物，他也会将乏味的受访者，“想像成另外一个人”，在他们的躯体里“包裹着另一个较为有趣的灵魂”，为添趣味，他也不惜“改造细节，经营每个标点符号”。
深谙商业社会游戏规则的他知道，“广告文案要勾起的欲望，越是真假莫辨，就越有恍惚的快感”。
而马共传奇艘秘，肯定比马共痛史更能有效制造类似的阅读“快感”。
在“你”――小说男主角，以及许多跟他一样的故事的书写者与聆听者――以一种猎奇的欲望消费着历史的过程中，马共就已注定将被遗忘得更加彻底。
结语 不论是对那些曾经拥有“马共经验”，抑或是更多对此经验疏远的人来说，马共像是一个“想像的共同体”。
借用吴�人对班纳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这个概念的解释，想像的共同体并非虚幻意识的产物，“而是一种与历史文化变迁相关，根植于人类深层意识的心理的建构”。
然而，“想像”的基础与方式因人而异，因此经由想像而生的“共同体”尽管呈现一些常见的共性(比如“暴力”、“凶残”之于马共)，然亦不可能一元单调，而是有其异质性的。
以上所论可说是过去30年马华女作家从不同层面参与对马共及其历史想像与建构的结果。
这些丰富而面貌各异的形象或者可让我们知晓，与其说是马共创造了我们的记忆，不如说是我们的想像与记忆创造了马共。
更有甚者，或许竟是我们对于马共的“欲望”，创造了我们对于马共的遗忘。
(责任编辑：翁奕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