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筹资决策中的所得税筹划
对一个来说，筹资是一切经营活动的先决条件，其复杂，涉及金额大，时间长，深远，所以也是一项颇为敏感、重要和困难的理财行为。笔者拟在此对筹资决策中的所得税筹划作些分析。
负债融资的税收屏蔽作用，主要体现为利息的减税效应能提高权益资本收益率。负债越大，屏蔽越大，增加所有者权益的机会越大，所以很多投资者选择在投资总额中压缩注册资本比例，增加贷款的方式。如某企业投资总额2000万元，当年税前利润300万元，所得税率30%.若投资全部为注册资金，则年应税所得300万元，资本收益率300×70%÷2000=10.5%.若将注册资金降为1200万元，另800万元改为负债融资，假设因此增加利息支出70万元（年利率8.75%），则应税所得降为230万元，资本收益率却提高至230×70%÷1200=13.4%.
那么所有负债都能带来税务利益吗？非也。我们看到，在负债增加的同时，企业财务杠杆系数也增大了，就是说资本收益率对投资回报率（息税前利润率）的敏感程度增加了，投资回报率下降或提高必将带来资本收益率更大幅度的下降或提高。当负债比例不断提高时，这种风险也持续扩大。企业如有高比例回报为基础，现金净流量充分，能较容易地承担高利率、大比例的负债成本，可获相应的杠杆收益。但如果企业经营不善或效益一般，当负债增大到一定程度，投资回报水平便可能无法承受不断上升的债务成本，甚至陷入财务危机。如上例，假设负债率增至80%即1600万元时，企业因此资信不足，只能用高利贷借款等方式筹资，加上债权人代理费用和筹资费用随负债增加而大量增加达280万元（年利率17.5%），则年应税所得仅20万元，资本收益率降为20×70%/400=3.5%，形成了杠杆的负作用。而若息税前利润达400万，则资本收益率120×70%/400=21%，与全额权益融资的资本收益率400×70%/2000=14%相比，高风险带来了高收益。假使税前利润仅200万元，尚不够付息，那高额负债就成了企业陷入财务危机的祸首。
由此，要获得稳健的税务利益，须根据企业实际经营与财务状况，确定适当的负债比例，将税收成本的降低和控制企业风险相联系，追求适度的财务杠杆利益。
总的说，负债融资是税前付息，只要符合规定均有税收屏蔽作用，而权益融资是税后分配，不能抵消所得税，所以前者的资金成本一般均小于后者，但具体到不同的负债方式其成本与效果还是非常不同的。
1、负债融资：向机构借款的利息和费用一般都较高，资金成本也较高；公开发行债券属直接融资，发行费较高，但利息因避开了中间商，在同等资信条件下，往往比银行贷款低；向非金融机构借款和企业间拆借资金由于涉及机构和人员较多，容易利用还本付息的不同方式，利息计算、资金回收期等的弹性寻找筹划途径；企业内部集资也具有拆借方式的特点，且操作更方便灵活，对资金的实际拥有或风险责任更小，税负一般也更低。
从上可以发现，仅从税收角度筹划，向非金融机构借款、企业间筹资及内部集资虽然透明度低，限制条款多（如对一个关联企业融资超过注册资本50%部分的利息不准在税前扣除等），但效果最佳。特别对于集团企业，通过设立财务中心（核心控股企业），对外可利用集团的资源和信誉优势，整体筹资，承担财务风险。对内可层层分贷，解决集团内部筹资，并调节资金结构和债务比例。这样，除了因财务功能集中而节约费用外，财务中心还能为集团带来可观的税务利益和资金管理效益，如通过内部拆借，在差别税率的两企业间转移税负；通过对利息收入的筹划，取得抵免税或延缓纳税的效果；集中优势资金、有效利用闲置资金、转移利润等。例如：A、B两关联公司互相提供1000万资金（设未超税法限额），A向B提供的是长期借款，年息3%；B则每年与A签订短期合同，年息10%，利率均低于银行同期贷款水平。假设此关联交易前，双方税前利润均为100万，A适用所得税率30%，B为15%，则A所得税支出30万元，税后净利为70万元，B所得税支出为15万元，税后净利85万元，集团总税负45万元，税后净利155万元。关联交易发生后，A税前利润则为（100+1000×3%—1000×10%）=30万元，纳税9万元，税后净利21万元；同理B税前利润170万元，所得税支出25.5万元，净利144.5万元；集团总税负则为34.5万元，净利润165.5万元。利润及税负向低税率B企业的成功转移使集团共节税10.5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