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遗产保护与利用研究进展与启示
摘要：国外遗产保护与利用研究有100多年的历史，遗产保护概念内涵与外延不断拓展。国外重视遗产资源的非物质价值，采用分区理论规划遗产地，运用先进信息技术保护与展现遗产资源，并积极引导社区参与遗产保护与管理。国外丰富的遗产研究经验对我国新时期构建和谐社会有积极的启示：要重视遗产精神价值研究，遗产在人地和谐关系中的载体作用，遗产保护、利用在类型与区域上的公平性，以及利用信息技术保护、规划、管理遗产资源。
中图分类号：K9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42(2007)06－0104－05。
我国具有保护古代遗存的优良传统，早在1000多年前的宋代，收集、研究金石铭已蔚然成风，文人雅士则热衷于鉴赏“古玩”。20世纪初，通过对古代遗址的发掘带来“文物”的概念。从此，古代遗存的文化内涵和价值得以不断揭示。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对自然与文化遗产加强保护，从自然遗产地来看，截至2001年底全国各类自然保护区1551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171处，占国土面积的14，4％；从文化遗产资源来看，截至2006年底全国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达2280处，非物质文化遗产518项。为了响应全球遗产保护运动，我国于1985年加入《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以下简称《遗产公约》)，1987年有6处列人世界自然、文化遗产名录，1999年10月29当选为世界遗产委员会成员，现在我国已有33处世界遗产，居世界第三位。为了唤起全民族的遗产保护意识，我国正式确立了文化遗产日，规定从2006年起每年六月的第二个星期六为全国文化遗产日，这为构建和谐社会，提升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加强遗产宣传，确立遗产社会公益性提供了法律保证。但是，我国加入世界遗产组织的时间较短，并且受目前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的影响，遗产保护与合理利用意识在人们心中的地位不高，遗产的相关概念、保护与利用的理论、方法等模糊不清，社会各界对遗产的关注仅停留在“申遗热”、“开发热”、“旅游热”等物质层面上，导致我国一些遗产旅游地人满为患，资源破坏严重，而另一些未列入旅游开发的遗产地却长年得不到足够的资金维修与管理，遗产资源毁坏严重。放眼世界，欧洲在文化遗产地保护，美国、澳大利亚等在自然与文化遗产国家公园立法、管理，日本、韩国等国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立法与保护等方面，有较成功的遗产保护经验，先进的遗产研究思想、理论与方法，能为我国遗产可持续利用提供借鉴与启示。基于此，在尝试分析国外遗产保护与利用文献的基础上，总结其研究的趋势，并结合我国的国情，为我国遗产的保护和利用提出一些建议。
遗产保护起源于欧洲，1790年法国国民议会设立了遗产保护机构，列出遗产清单，到2005年底法国已有4.15万处古迹被列入保护名单。为了更好地在人们心中树立遗产意识，1984年法国人又创建了首个文化遗产日(每年9月的第三个周末)。意大利则每年举办“春天”、“夏日”、“秋实”或“冬眠”等各种遗产保护主题活动。遗产概念从一国走向世界方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功不可没，1972年在巴黎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第17届会议上倡导并缔结了《遗产公约》，这是人类文明进步历程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到2006年7月，已有182个国家和地区参加，有830处自然与文化遗产地列人世界遗产名录。从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遗产公约》以来的三十多年时间里，国外，尤其是欧美国家和亚洲的日本、韩国在研究遗产方面取得了长足发展。在遗产保护与利用中采取中央、地方和民间三管齐下的管理模式，例如在法国，现有的遗产资源仅有5％归中央政府管理，其余为地方政府和民间管理。国外遗产研究可以从遗产保护概念、理论方法、技术手段等方面加以阐述。
1 遗产保护概念内涵与外延不断拓展，从保护宫殿、寺庙、教堂等建筑艺术品，发展到保护传统民居、作坊等反映传统人类生活方式的普通历史建筑；从保护单体的文物建筑到保护建筑群及其周围环境；从保护历史名街到保护历史名城；从保护有形物质文化遗产到保护口头非物质文化遗产。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倡导并缔结了《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1979年实施《世界遗产名录》项目，为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2003年10月17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第32届大会闭幕前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公约》。值得注意的是，国外遗产概念不但重视古代文明的记录，而且也重视近、现代文明的反映，如波兰奥斯威辛集中营和广岛原子弹爆炸遗址都分别被选人世界遗产地名录。
2 在遗产保护与利用方面，形成较完整的研究评价理论体系，突出表现为遗产资源的价值评估、遗产资源的维护资金分配、遗产地的空间规划等理论与方法的创建与发展。
(1)遗产资源的价值评估。从遗产资源的价值来看，国外把遗产的价值分为使用价值和非使用价值。使用价值是指直接从遗产地设施和服务中获得的收益，非使用价值是指遗产间接的、精神的、抽象的价值，如选择价值(option value)、存在价值(existencevalue)、馈赠价值(bequest value)。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外对遗产资源价值的评估有多种方法，如成本核算法、市场价值法、替代市场法、假设市场法(con－tingent valuation method，简称CVM)等，其中对遗产资源的福利价值的评估常采用假设市场法，并用消费者意愿调查法来实施。Beltran和Rojas(1996)用CVM评估使用者对墨西哥两处建筑遗产地与七座城市的门票价格和公众每月愿意捐献的遗产保护费用，结果显示使用者愿意支付13墨西哥比索。Bille Hansen(1997)Lsj也用CVM研究丹麦首都哥本哈根的皇家剧院的价值，结果表明，使用者与非使用者在支付意愿方面存在明显不同，其中非使用者对遗产价值更愿意支付选择价值。Samuel SeongseopKim和Kevin.K.F.Wong(2007)用对数线性模型和直线回归模型来改进CVM，并把它用于韩国世界遗产地宗庙(Changdeok)的消费者支付意愿评估，结果是采用对数线性模型计算的支付意愿是5706韩元(约合5.70美元)，而采用直线回归法计算的达6005韩元(约合6美元)，这两种模型估算都大大超出宗庙现有门票价格(2300韩元，约2.30美元)。
对于自然遗产地，国外学者着重对其生态服务价值进行评价，如运用多模型多策略评估方法，并结合特菲尔法，确定影响因子的权重，形成多策略分析法(Multiple Criteria Analysis)。Ian A.Curtis(2004)[7]运用该模型评价澳大利亚世界自然遗产昆士兰热带。
雨林的生态服务价值是每年1.88－2.11亿澳元，或者是每公顷每年236澳元(以2002年物价计算)。
(2)遗产资源的维护资金分配。欧美国家通过立法，确保中央(联邦)、地方政府对遗产地维护的资金支出，2004年美国遗产地国家公园管理维护资金3/4来自于政府拨款，其余1/4资金由社会集资。但是，在遗产资金的使用方面存在一些问题，即资金过分集中某些遗产地或者平均分配的现象，对于此，Yeng－Horng Perng和Yi Kai Juan(2005)采用遗传算法理论(Genetic Algorithm)来分配资金，先对遗产保护地根据其维护的技术要求、政治价值、经济价值等制定评估策略，采用模糊算法，确定5级的评估体系，最后确定资金分配优先顺序(最优先、次优先、中等优先、低等优先)。这种评估系统在解决我国台湾台南地区4处遗产地维护资金分配方面起到较大的作用。
(3)遗产地空间规划。西方国家较早就注意遗产地的规划，确定遗产地的功能，目前较流行的规划理论是功能分区理论(Zoning)。Maria del Carmen Sa－batini和Adriana Verdiell(2006)应用分区规划理论工具对阿根廷遗产保护区的各种发展方向和人为影响进行量化分析，通过输入数据，确定限制因子、权重指标和土地使用适宜性，经过专家与遗产利益主体的协商，得到可供选择和讨论的功能区划方案。这种模型尽管在遗产资源与不同利益主体的观念解释方面颇为困难，但是由于其考虑了多方面的因子，分区规划结果对遗产功能选择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3 研究手段较先进，广泛采用“3S”技术、BioCAD技术与虚拟技术、XRF(X Ray Fluorescence)技术。G.Espa和R_Benedetti(2006)认为使用遥感(RS)和地理信息系统(GIS)能确定地下遗产的位置。具体方法是创建考察点的样本数据库，然后，通过GPS或地形图数据构建三角形网格(TIN)，并建立数字地面模型(DEM)，通过水域、不规则四边形创建缓冲区，并建立地下遗址的保护与利用的决策树模型。Nuno M.Alves和Paulo J.(2006)根据人类对三维实体的识别特点，结合计算机辅助技术，创建生物计算机辅助技术(BioCAD)，并把它用于遗产建筑和遗产城市的虚拟显示和设计。面对网络时代的遗产保护与利用，Robina Hetherington和Brian Farrimond(2006)应用可扩展标识语言(XML)创建网络三维建筑，从而为遗产建筑在网络中的显示与操作提供良好的平台。此外，韩国、印度等国还尝试从国家层面上创建全国遗产管理信息系统，为遗产保护和合理利用提供良好的信息平台。
1 遗产保护研究的自然与环境转向，重视自然遗产的生物多样性、生态健康、特殊物种栖息地的保护，重视文化遗产价值的自然科学性解释。全世界的遗产资源极大部分是文化遗产类，自然遗产类较少，这种情况引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和不少国外学者的担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要求成员国每年申报世界遗产时不得超过二项，其中至少有一项是自然遗产。目前，遗产研究的自然、生态倾向已突现出来，Andrew Moss和J0n Brodie(2005)认为要关注自然遗产(如澳大利亚大堡礁)的影响因子，制定了自然化学成分压力指标和生物条件指标，这些指标能解释自然遗产的健康状况。M.Sdnchez del Rio(2005)通过对墨西哥古代玛雅文明时期的印染布——蓝布进行鉴定，研究其化学成分和功效；Joseph P.Reser和Joan M.Bentrupperb umer(2005)也认为要重视遗产的环境价值。
2 重视海洋(包括海岛)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与利用。海洋与滨海地区(包括海岛)是近代工业文化的摇篮，分布有许多文化遗产资源。Fabiana Callegari(2003)认为海洋(滨海)遗产资源是滨海地区重要的资源，应当把它们列入滨海一体化管理的范围中来，充分考虑海岸带(海洋)遗产的多样性。他以意大利西北部的利古里亚遗产资源为例，认为应当在开发与保护滨海遗产方面注意以下几点：第一，要监控文化遗产，尤其是博物馆；第二，要整合区域的各种资源，提高整体效益；第三，制定促销策略，特别是要设计遗产旅游线路，并通过促销渠道向市场宣传；第四，加强区域合作，尤其要加强与内陆山区的合作，一起对外促销；第五，资金的支持应当基于遗产可持续发展的目标，而不是短期利益驱使；第六，政府要真正认识到滨海文化遗产发展的潜力与作用，建立新的、多方合作的理念。
3 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尤其要重视少数民族原生性的文化遗产保护(如语言)。这一方面，日本与韩国走在了前面。日本文部省规定，小学生在校期间必须观看能剧一次；日本官员均以能剧、歌舞伎、狂言等传统艺术招待外宾；多数乡村设有自己的民俗博物馆。韩国对重要无形文化财产进行统一编号，如江陵端午祭和祭日演出的假面戏就被政府当局认定为“重要无形文化财产第13号”，记录在案，公之于世。从此当地年年举办盛大的端午节，使这一非物质遗产转化为巨大的文化产业，“文化财产第13号”也成了价值连城的品牌。
4 重视不同利益共同体对遗产的态度、行为研究。西方国家重视在遗产监督管理中鼓励、确保公众的参与，重视遗产地及其周边不同利益主体协调行动。Gayle Mcpherson(2006)认为博物馆除了要及时转变传统教育、保护的职能，重视旅游、休闲功能外，还应特别注意协调各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
我国一向重视文化、自然遗产的保护，建国后中央政府与省、市、县各级政府相继进行了文化与自然遗产的普查、分级，公布了大批自然与文化保护单位。1991年，我国成为“世界遗产公约”的缔约圆，在遗产保护过程中，我国创建了遗产保护与利用的模式——“黄山模式”、“丽江模式”。“黄山模式”的核心内容是景区游，区外居；“丽江模式”的内容则是：规范和控制古城的商业活动；研究制定古城区环境容量和游客承载能力指标，实施控制；加强对古城建筑行业的管理、引导和控制，确保古城建筑风貌的真实性；加强对古城居民和游客进行文化遗产管理和名城意识的宣传、教育、引导等。这两种模式都得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赞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