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中国道路
王森垚。
【摘要】空间和时间是把握事物生成的基本维度，这要求我们用世界眼光、历史视野去研判百年变局。通过考察资本主义政策制度的三次转向，结合当前欧美系统性危机，表明自由主义正面临限度和调整;与此同时，伴随资本积累中心的金融扩张及其产生的混乱与变动，现代世界体系面临重建局面。变局即机遇，在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态势下，中国可以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为人类社会发展贡献中国方案、中国智慧。
【中图分类号】D50 【文献标识码ki.rmltxsqy.2019.22.019。
“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对人类社会正在经历的当下历史过程的一个重大战略研判。这一命题涉及文明制度走向、国际格局调整等宏大内容。“文明制度走向”包括金融危机及其由此衍生的欧美民粹主义泛起、社会运动燃起、反全球化兴起等相互交织的现象，暴露了金融资本主导的新自由主义制度的限度和困境。自由主义面临深度调整局面。“国际格局调整”是指伴随积累中心的金融扩张及由此产生的混乱与变动，现代世界体系面临重建局面。纵观历史，世界体系的积累中心在过去的一百多年的时间里相继更替。审视当下，世界经济的中心正面临周期性转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前中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1]大变局的宏观态势蕴含着大作为的发展机遇。面对世界变局，中国并非依附追随者，并非危机制造者，并非盲目乐观者;中国是参与引领者，是方案贡献者，是理性应对者。中国将为变局中的世界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中国道路也将在变局的历史进程中越走越宽广。
大变局的时代研判。
客观研判“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需有世界眼光和历史视野。这是因为事物生成、发展和存在于空间和时间中。在两个维度中，事物本质通过一系列运动发展和矛盾转化环节具体呈现，并表现为历史发展中的具体总体，即现实事物。因此，空间和时间是把握现实总体的基本前提。具体来说，就是在大格局、大历史中把握事物的发展走向，达到主观思维与事物逻辑的统一。
“世界眼光”是研判变局整体的空间维度。百年来，欧美一直影响着世界格局走向，是“局面”的主导者。考察欧美发展史，是把握“变局”的关键环节。欧美发展史就是一部矛盾凸显史和制度改良史。资本主义有其固有矛盾，包括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根本矛盾;民族国家间由于贸易不对等、发展不平衡、政治秩序等级化而造成的结构性矛盾;社会的反向运动以避免自由市场危害的中观矛盾;贫困问题造成的劳资冲突等微观矛盾。随着社会发展，上述问题和矛盾不断凸显。为应对矛盾，资本主义经历了从古典自由主义到凯恩斯主义再到新自由主义的三次制度转向，每次转向即意味着资本主义的一次调整，也意味着世界格局的一次重塑。20世纪30年代之前，以金本位和自由市场为主体组成的自由制度对内释放了商业、产业资本活力，对外确保了这段时期的世界秩序的相对和平。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爆发，国家干预主义应运而生，在随后长达四十年里主导资本主义发展。虽然初期出现了反常规的法西斯主义道路、探索阶级合作的福利国家制度、直接干预经济的美国新政等多种国家调控模式，整体上看，国家干预最终取代自由放任而成为20世纪世界格局变化的重要转折点。干预政策从多方面促进了资本主义发展。对内，国家扩大支出和福利供给，为社会发展、资本积累提供了良好的阶级和经济基础;国家与垄断组织结合，暂时克服了私人资本的局限性。对外，国家通过殖民扩张和资本输出，拓展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基于此，资本主义经历了一个较为繁荣的发展黄金期，资本全球化进程加速，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世界霸主，自由主义制度完成了从古典到现代的重塑。20世纪70年代，滞胀危机爆发，国家干预难以为继。此时，资本全球化进程不断深入。为适应时代需求，应对危机，发达国家采取“市场化、私有化和自由化”的新自由主义政策。改革首先在英美两国实施，措施包括解除金融管制、实行金融自由化;削减政府开支;私有化无禁区;大规模减税等。新自由主义推进了金融资本全球化进程，通过系统机制将拉美等发展中国家纳入资本全球链条。此外，英美等国还利用自由主义价值输出完成了对苏联和平演变的“最后一击”，这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两制格局。总体来看，新自由主义有效统合了资本主义的内外秩序诉求，进一步改变了当代世界格局。虽然在拉美推出“华盛顿共识”、在亚洲推出“共识附加”、在苏东国家推出“休克疗法”等，新自由主义均导致困局，但新自由主义也通过产业转移和金融扩张，确保了金融资本的霸权地位。与此同时，新自由主义也培育了一个金融资本矛盾主体。金融资本矛盾是指资本的生产属性和食利属性之间的矛盾。金融资本依靠融合的资本规模优势推动企业生产、产业升级、技术创新、市场拓展等，这些环节对于生产力的提升、生产关系的调整有着积极作用。[2]然而，金融资本的积累方式又不限于生产。金融资本通过现代经济体系直接投机虚拟资本领域，利用国债、股票、衍生品等进行积累。这种积累方式是社会财富的再分配和转移，不产生新价值。相比于生产性投资，它可以在短时间內通过资本优势敛取大量财富。当金融资本在生产领域遇到产能过剩、流通不畅、市场限度等情况时，它会为了较快增殖、较易敛财，以赌博式投机行为进入金融市场，以拓荒式的速度拓展金融市场。上述矛盾最终导致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产业空心化和金融泡沫化现象，是造成2008年危机的宏观原因。2008年以后，资本主义国家不仅面临经济问题，也出现了民粹主义、反（逆）全球化、贸易保护主义等新问题，暴露了当前欧美主流政党的治理困境，自由主义制度再次面临调整。纵观历史，自由主义制度的内在调整都在一定程度上带领欧美国家走出了周期性危机。然而新自由主义制度经过十年的调整至今仍未走出困境，其认可度也大不如从前。此次危机是在资本的全球化红利日渐殆尽的情况下发生的。资本的全球扩张有其自身限度。这些限度包括全球市场边界、民族国家利益边界、处于依附地位的国家反体系运动、替代资本全球化的国家实践等。资本全球化面临限度，资本危机找不到缓冲地带。危机最终会回归到其发源地——世界体系的核心国家。
“历史视野”强调的是探寻变局走向的時间维度，它是把握变局何以形成、在当下如何定位以及在未来怎样发展等问题的内在线索。因此，理解世界体系的历史变迁规律是把握世界变局的重要前提，而体系积累周期理论则为研究提供了重要理论范式。基于发达国家主导的等级秩序、结构体系以及资本积累动力，世界体系理论认为近现代世界历史基本可以等同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生成与扩张史，具有整体性的发展规律。阿瑞基认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相继经历了热那亚周期、荷兰周期、英国周期和美国周期，每个周期内部又相继经历物质扩张期和金融再生和扩张阶段的交替更迭。[3]物质扩张期是资本发挥商品生产、贸易往来等职能的阶段。随着商品过剩、竞争加剧、实体经济投资风险增加、利润内在驱动等影响物质扩张因素增多时，越来越多的流动性资本会转向金融扩张。中心国家的金融扩张阶段一旦开始，即意味着积累中心开始过渡和转移，“正在经历金融扩张的国家的晚秋也是另一个地方的春天——在威尼斯积累的剩余去了荷兰，在荷兰积累的剩余去了英国，在英国积累的剩余去了美国”。[4]20世纪30年代的危机、战争和动荡，为美国逐步取代英国确立其世界体系的中心地位提供了契机。而美国自身则通过建立布雷顿森林体系、增强军事实力、组建联合国、推出马歇尔计划等手段确立了世界贸易的主导权、美元货币的控制权、地缘政治的领导权，最终取代英国获得世界体系的霸权地位。20世纪70年代，随着生产过剩和资本主义周期性危机的爆发，新自由主义金融化兴起。金融资本开始像先前积累周期中心的转移那样流向下一个新兴的中心。金融资本试图通过流动转移获得更多增殖的价值，但却成就了下一个积累中心的兴起。
面对大变局，尤其是面对西方困局，当前的全球治理方式、发展中国家的制度建设、人类社会的发展道路等需要一个更加合理、更加有效的方案制度引领时代发展。基于此，中国应当把握机遇，发挥制度优势，贡献中国方案。在积极应对中，中国将为变局中的世界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中国道路也将在变局中的历史进程中越走越宽广。
避免系统性危机，发挥制度优势。2008年，金融危机及其衍生出来的资本主义系统性危机爆发，其实质是自由主义制度框架下的资本逻辑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失衡。资本具有促进和阻碍社会发展的双重性。当资本服务于社会生产、国家建设和民生需求时，它能够推动生产力的发展，起积极作用;当资本被用于虚拟性扩张、食利性积累和寄生性垄断时，它阻碍生产力的发展，起消极作用。而资本能否趋利避害取决于国家制度、资本目的和治理方式等。在资本主义国家，自由主义国家的制度设计、社会治理方式方法等围绕资本逻辑展开。资本作为在历史中不断生成和成长的主体，通过占有劳动、占有更多财富从而获得自身独立的权力。而中国自1949年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出了一条不同于西方以资本为中心的发展道路。事实证明，这条道路不仅能够避免西方式的系统性危机，而且能够发挥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引领人类社会发展的道路走向。其一，新中国通过三大改造和独立自主的工业化道路，建立了国家主导的生产建设体系，从而为社会主义国民经济的发展打下了扎实的物质基础。改革开放以后，政府和市场的双向互动又不断推进技术创新、工业进步，从而使社会生产力不断提升。70年的工业化道路，避免了当下西方以资本逻辑造成的产业空心、金融泡沫的危机后果。其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围绕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展开。通过共同富裕的发展目的、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政府与市场的有效互动、经济改革的稳步推进等措施，中国避免了苏联和部分发展中国家采取新自由主义疗法造成的发展陷阱和依附困境，也发挥了资本的积极作用。其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社会主义国家有个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干一件事情，一下决心，一做出决议，就立即执行，不受牵扯”。[5]在金融危机席卷全球，系统性危机泛发于欧美之际，中国能够以最快的速度积极应对，使国家的调控政策围绕经济的健康发展展开，避免金融资本利益主导下的欧美政府以“新自由主义拯救新自由主义”的制度倾向。
把握发展机遇期，贡献中国方案。当前，新自由主义金融扩张的“秋天到来”，世界体系的积累中心、权力中心面临周期性转移，欧美等发达国家发生持续性的系统性危机，全球化进程加速的同时不稳定因素增多。“世界怎么了？应该怎么办？”面对百年不遇的大变局，“世界需要新的方向、新的方案、新的选择”。与此同时，进入新时代的中国正日益走进世界舞台的中央。一方面，世界体系的下一个中心可能会转移到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另一方面，中国道路具有先天厚重的文化历史底蕴，也具有后天独特的国情制度优势。在此基础上，新中国成立70年，中国社会主义实践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综合国力进入世界前列，发展潜力依然巨大。因此，在世界遇到难题、需要方案时，中国不能缺席，中国理应而且可以展示大国担当、承担大国责任，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发出中国声音，奉献中国智慧，提供中国方案，传递中国信心。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中国方案的基本理念，重塑世界历史发展规则。人类命运共同体以过去人类社会发展的经验教训为总结，以当前人类社会发展面临的难题挑战为回应，以未来人类社会发展的前途命运为关切，提出了来自中国的全球化顶层设计和价值理念。它主张和平安全、共享共赢的交往观，是对丛林法则、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的一种矫正;主张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发展观，是对依附等级、资本逻辑的全球秩序的一种重塑;主张全球治理、积极治理，是对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承诺的积极落实。与此同时，以全球治理的问题回应作为中国方案的具体主张，推进人类美好生活的实践发展。当前，部分传统问题难以解决，甚至持续发酵，而新问题则层出不穷，甚至蔓延凸显，人类社会面临共同难题和挑战，世界发展亟待一个更加合理、更加有效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方案是全球治理的方案，中国推出多边金融机构，为世界经济注入发展动力，推动全球治理的实质发展;倡议“一带一路”，为各国共同繁荣创建发展平台，打造全球治理的命运共同体;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编织发展中国家合作网络，以多层次框架为发展中国家提供现代化坚强后盾;加强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化交流对话机制，凝聚各民族的智慧力量，为全球治理提供合作的桥梁和维系的纽带。
（本文系北京高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协同创新中心[中国政法大学]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习近平：《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539页。
[2]宋朝龙：《全球化转向时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新自由主义的制度竞争力》，《海派经济学》，2018年4期。
[3][意]杰奥瓦尼·阿瑞基：《漫长的20世纪》，姚乃强、严维明、韩振荣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7页。
[4][意]乔万尼·阿里吉：《亚当·斯密在北京：21世纪的谱系》，路爱国、黄平、许安结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代序第11页。
[5]《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40页。
责 编∕马冰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