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鸣的汽笛声冲破了除夕的晨光 [在汽笛的长鸣声中]
《艾青诗选》自序 一 “我们找你找了二十年，我们等你等了二十年……” “在‘四人帮’横行的日子里，不知你怎么样了，我总是想：大概死了……” 上面引的都是读者来信中的话，这样的话几乎每封信里都有。
这是今年四月底，我发表了第一首诗之后，读者对我的关切。
“作家没有作品，或者没有发表作品，等于不存在……” 不存在等于死亡，而我并没有死亡。
多少年来，林彪、“四人帮”总想禁锢歌声，他们把不属于自己帮派体系的作品全都列为禁书束之高阁。
“为了买你的诗集，我曾跑遍很多地方也没有买到……” “我们到处找你的诗集，找到了就互相传抄，抄好了就东藏西藏……” “为了保存你的诗集，我用塑料布裹起来，藏在米缸里……” “唐山地震之后，我在柜子底下找到你的诗集……” 最近一个朋友给我看了四十二年前出版的《大堰河》，并且要我签名作为纪念。
我在那本书的扉页上写了一首“诗”： 好象一个孤儿 失落在人间 经历了多少烽火硝烟 经历了多少折磨和苦难 相隔了四十多年 终于重新相见―― 身上粘满斑斑点点 却保持了完好的容颜―― 可真不简单！ 开滦煤矿的一个工人来信说： “我不懂诗，我是一个生在农村的人，看到你的诗会勾起我回忆童年时代的农村和可怜我童年时代的农村……为什么诗的魅力这么大呢？……我只知我这个普通工人经常怀念你，经常关心你！……只要你收到这封信，看到一个二十多年来经常把你怀念的人的感情，也就使我心安理得了……” 几乎所有来信都对我写诗表示高兴：“现在好了”、“你终于出来了”、“你还健在，你应该歌唱!” 我今年六十八岁。
按年龄说并不算老，但是，有许多年轻的朋友都死在我的前面，而我却象一个核桃似的遗失在某个角落――活着过来了。
二 我生于一九一○年阴历二月十七日，是浙江金华人，老家在山区。
据说我是难产的，一个算卦的又说我的命是“克父母”的，我成了一个不受欢迎的人，甚至不许叫父母“爸爸妈妈”，只许叫“叔叔婶婶”。
我等于没有父母。
这就使我讨厌算卦、反对迷信，成了“无神论者”。
从少年时代起，我从美术中寻求安慰。
“五・四运动”开始的时候，我已经九岁。
小学课本里已有启蒙思想――要求民主和科学。
女学生们开始“放足”了。
中学老师第一次出的作文题是“自修室随笔”，我写了一篇“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反对念文言文。
老师的批语是：“一知半解，不能把胡适、鲁迅的话当作金科玉律。
”老师的批语并没有错，我却在他的批语上打了一个“大八叉”！ “山雨欲来风满楼”。
学生们经常上街游行、摇旗呐喊，捣毁卖仇货的商店，冲进卖鸦片的“禁烟处”……革命的风暴震撼着南方的古城。
不知哪儿来的一本油印的《唯物史观浅说》，使我第一次获得了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的观念――这个观念终于和我的命运结合起来，构成了我一生的悲欢离合。
一九二八年暑假初中毕业后，我考入国立西湖艺术院(即现在的杭州美术学院)绘画系。
没有念完一个学期，院长发现了我。
他说：“你在这里学不到什么，你到外国去吧。
” 第二年春天，我就怀着浪漫主义的思想到法国去了。
我在巴黎是一个穷学生。
家里不愿意接济我，我就在一家工艺美术的小厂工作，一边进行自学，到蒙巴那斯一个“自由画室”去画人体速写。
我也读了一些中文翻译的哲学和文学的书；俄罗斯批判现实主义的小说、苏维埃十月革命的小说和诗歌；有时也到工人区的“列宁厅”看禁演的电影。
同时也读了一些法文现代的诗。
而我最喜欢、受影响较深的是比利时大诗人凡尔哈仑的诗，它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世界的大都市的无限扩张和广大农村濒于破灭的景象。
总之，我在巴黎度过了精神上自由、物质上贫困的三年。
三 一九三一年的“九・一八事变”，中国的民族危机深刻化了。
一九三二年的“一・二八事变”那一天，正好是我从马赛动身回国的那一天。
但是，四月上旬炮船到香港停了四天――国民党忙于和日本帝国主义谈判“淞沪协定”。
到上海的时候战争已结束――祖国依然呻吟在屈辱中……我茫然回到老家，住了不到一个月就离开了。
五月我到上海，加入“中国左翼美术家联盟”，和大家一同组织了一个“春地画会”。
早在巴黎的时候，我就试着写诗，在速写本里记下一些偶然从脑际闪过的句子。
在从巴黎回国的途中也写了一些短诗。
一天，同房住的一个诗人在桌子上看到我写的一首诗《会合》，是记录反帝大同盟东方支部在巴黎开会的场景的，他自作主张地写了个条子：“编辑先生，寄上诗一首，如不录用，请退回原处”，寄到当时“左联”的刊物《北斗》里，想不到居然发表了。
这件小事，却使我开始从美术向文学移动，最后献身于文学。
六月，“春地画会”在上海基督教青年会楼上举行展览会，得到了鲁迅的支持，把他珍藏的德国女画家珂勒惠支的版画借来一同展出。
鲁迅自己也来参观，签了一个很小的名。
看完之后捐了五元――会场要出租钱。
我把“收条”给他，他悄悄一揉就扔掉了。
我和鲁迅见面只这一次。
七月十二日晚上，“春地画会”正在上世界语课，突然遭到法租界巡捕房密探的袭击，进行了半个小时的搜查之后，我和其它十二个美术青年一同被捕。
国民党以臭名昭著的“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控告这一群手无寸铁的青年“颠覆政府”！ 在看守所的时间特别长。
我写了不少诗。
有些诗通过律师的谈话、亲友的探望，偷偷把稿子带到外面发表。
为了避免监狱方面的注意，从一九三三年开始，我改用“艾青”这个笔名，写了《大堰河我的褓姆》。
这个笔名到今天，已整整用了四十五年。
一九三五年十月我出狱；一九三六年出版了第一本诗集《大堰河》。
四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爆发了“抗日战争”。
我在前一天在预感中，写了《复活的土地》： ………… 我们曾经死了的大地 在明朗的天空下 已复活了！ ――苦难也已成为记忆 在它温热的胸膛里 重新旋流着的 将是战斗者的血液。
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民族，以自己的鲜血来洗刷近百年来被奴役的耻辱。
我从上海到武汉，从武汉到山西临汾，从临汾到西安，又折回到武汉，到桂林，在《广西日报》编付刊《南方》。
出版了诗集《北方》。
一九三九年下半年在湖南新宁教了一个学期的书之后到重庆。
一九四○年春天，我带了长诗《火把》到重庆――当时的所谓“大后方”的文化中心。
不久，我得到周恩来同志的会见。
那是在重庆郊区北碚，在事先约定的时刻，他从浓荫复盖的高高的石阶上健步下来，穿一身浅灰色的洋布干部服，显得非常整洁。
他在“育才学校”的讲话中，明确地提出希望我到延安去“可以安心写作”。
那时，大家都亲切地称他“周副主席”(军委副主席)。
一九四一年初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国民党发动了第三次“反共高潮”。
在重庆的进步作家受到了恐吓与监视。
我幸亏得到周恩来同志的帮助，和另外的四个作家一起，摆脱了国民党特务的跟踪，沿途经过四十七次的检查，安然到达延安。
初夏的一个夜晚，得到通知，我们在杨家岭的窑洞里，第一次见到了自己所生活的时代的杰出的人物――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
在我的脑子里留下了永远不会消失的一个既魁梧又和霭的身影与笑容。
十一月，我被选为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参议员。
我第一次写了歌颂领袖的诗《毛泽东》。
一九四二年春天，毛主席多次接见我。
最初他来约我“有事商量”，我去了。
他和我谈了“有些文章大家看了有意见，你看怎么办？”老实说，我当时并没有看出有什么严重性。
我很天真地说：“开个会，你出来讲讲话。
”他说：“我说话有人听吗？”我说：“至少我是听的。
” 接着他来信说：“前日所谈文艺方针的问题，请代我收集反面的意见……”在“反面的”三个字下面加了三个圈。
我没有收集什么反面的意见，只是把自己的意见正面提出了。
他看了我的意见之后来信说：“深愿一谈”。
在谈话中，他提出包括文艺与政治、暴露与歌颂等等问题。
我根据他的指示进行了修改，以《我对目前文艺工作的意见》为题发表了。
五月，以毛主席的名义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
会议进行了好多天，讨论也很热烈。
在会上，我记得的是朱总司令对我在文章中引用的李白的两句话：“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作了最精辟的解释：“我们的韩荆州是工农兵。
”实际上指出了文艺工作者的方向。
在会议结束的那一天黄昏，毛主席发表了著名的、经典性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把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发展了，也明白无误地重申了列宁对文学艺术的党性原则。
在座谈会之后，我写信给毛主席提出想到前方去。
他回信说：“赞成你去晋西北，但不宜走得太远，因同蒲路不好过”；“目前这个阶段希望你顿在延安学习一下马列，主要是历史唯物论，然后到前方，切实研究一下农村阶级关系，不然对中国战况总是不很明晰的……” 他指示我学习马列――主要是历史唯物论，实际上叫我投入接着不久就来到的“整风运动”，以马克思主义为武器去战胜一切领域中的唯心主义。
五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
十月，我随“华北文艺工作团”到张家口，文工团到“华北联合大学”作为“文艺学院”。
不久就撤出张家口，转移到冀中、冀南一带。
整个解放战争期间，我都在“文艺学院”搞行政工作。
也曾参加过几次土地改革工作。
写过组诗《布谷鸟》。
一九四九年初北京解放。
我在进城后的第一件工作就是以“接管人员”的身份接管“中央美术学院”；参加全国文联和作家协会的筹备工作；参加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最后当了《人民文学》的副主编。
一九五○年随中共中央的一个代表团访问苏联，所写的诗均收入《宝石的红星》里。
一九五三年回老家一次。
收集了抗日战争期间在浙东一带的历史，但以民歌体写的叙事长诗《藏枪记》却失败了。
一九五四年七月，得到智利众议院的邀请到智利访问，写了《南美洲的旅行》的组诗以及后来补写的长诗《大西洋》。
一九五六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我的第二个选集《春天》，我在“后记”中说： “……我的作品并不能反映这个伟大的时代。
这个时代是要用许多的大合唱和交响乐来反映的。
我只不过是无数的乐队中的一个吹笛子的人，只是为这个时代所兴奋，对光明的远景寄予无限的祝福而已。
” 一九五七年，我先是计划写“匈牙利事件”，已完成《洛拉》、《巴拉顿湖》两个章段，因材料不足搁下了。
接着到上海，收集了有关帝国主义在经济上侵略中国的历史资料，才写了《外滩》一节，又因事搁下了。
一九五八年四月，得到一个将军的帮助，并经周恩来总理的同意，我到东北国营农场去“体验生活”，当了一个林场的副场长，和伐木工人们一起生活了一年半；曾写了长诗《踏破荒原千里雪》和《蛤蚂通河上的朝霞》，可惜都已丢失了。
一九五九年冬天我到新疆，在生产建设兵团的一个垦区度过了十六年。
我认识了不少新朋友。
我也下决心要歌颂这些改造大自然的战士们。
我为了要写这个机械化程度较高的垦区积累了几十万字的材料。
一九七二年，经医生检查发现我的左眼因白内障而失明已经有四五年之久了。
一九七五年春天，我经上级批准到北京医治眼疾。
难忘的一九七六年！我国人民先后失去了三个领导人，整个国家处在危急中――万恶的“四人帮”从四面八方伸出了黑手……感谢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使伟大的祖国转危为安。
我也得到了第二次解放。
六 诗人必须说真话。
常常有这样的议论：某人的诗受欢迎，因为他说了人们心里的话。
我以为这种议论不够全面。
全面的说，某人的诗受欢迎，因为某人说了真话――说了心里的话。
人人喜欢听真话。
诗人只能以他的由衷之言去摇撼人们的心。
诗人也只有和人民在一起，喜怒哀乐都和人民相一致，智慧和勇气都来自人民，才能取得人民的信任。
人民不喜欢假话。
哪怕多么装腔作势、多么冠冕堂皇的假话都不会打动人们的心。
人人心中都有一架衡量语言的天平。
也有人夸耀自己的“政治敏感性”，谁“得势”了就捧谁，谁“倒霉”了就骂谁。
这种人好象是看天气预报在写“诗”的。
但是，我们的世界是风云变幻的世界。
这就使得“诗人”手忙脚乱，象一个投机商似的奔走在市场上，虽然具有市侩的鬼精，也常常下错了赌注。
“政治敏感性”当然需要――越敏感越好。
但是这种“敏感性”又必须和人民的愿望相一致。
以个人自私的动机是嗅不出正确的东西的。
这就要求诗人既要有和人民一致的“政治敏感性”，更要求诗人要有和人民一致的“政治坚定性”。
“不倒翁”只能当玩具，却不宜作为做人的样板。
谁也不可能对什么都兴奋。
连知了也知道什么时候才兴奋。
有人反对写诗要有“灵感”。
这种人可能是“人工授精”的提倡者，但不一定是诗人。
把自己不理解的、或者是不能解释的东西，一律当做不存在、或者是认为非科学，这样的人只能居住在螺丝壳里。
外面的世界是瞬息万变的：有时刮风、有时下雨，人的感情也有时高兴、有时悲哀。
所谓“灵感”，无非是诗人对事物发生新的激动、突然感到的兴奋、瞬即消逝的心灵的闪耀。
所谓“灵感”是诗人的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最愉快的邂逅。
“灵感”应该是诗人的朋友，为什么要把它放逐到唯心主义的沙漠里去呢？ 无差别即无矛盾。
诗人要忠于自己的感受。
所谓感受就是对客观世界的反映。
并不是每首诗都在写自己，但是，每首诗都由自己去写――就是通过自己的心去写。
自己没有感动的事不可能去感动别人。
当然，说真话会惹出麻烦、甚至会遇到危险；但是，既然要写诗，就不应该昧着良心说假话。
连说话也有说得中听的和不中听的。
人的思维活动所产生的联想、想象，无非是生活经验的复合。
在这种复合的过程中产生了比喻。
比喻的目的是经验与经验的互相印证。
“触觉和视觉是如此地互相补充，以致我们往往可以根据某一物的外形来预言它在触觉上的性质。
” 好一个“互相补充”！恩格斯在这里所说的“互相补充”虽然只是不同感官间的事，但它也同样存在于事物与事物之间、思维与思维之间。
它使世界万物取得了沟通与联系。
形象思维的活动，在于使一切难于捕捉的东西、一切飘忽的东西固定起来，鲜明地呈现在读者的面前，象印子打在纸上一样地清楚。
形象思维的活动，在于把一切抽象的东西，转化为具体的东西――可感触的东西。
形象思维的活动，在于使所有滞重的物质长上翅膀；反之，也可以使流动的物质凝固起来。
通过形象思维，可以使相距万里的携起手来；反之，也可以使原来在一起的挥手告别。
形象思维的方法，是抽象与具体之间的“互相补充”的方法。
甚至在理论文章(也就是依靠“逻辑思维”所进行的文章)里，也可以遇见形象思维的表达方法。
例如在《宣言》里： ……为了拉拢人民，贵族们把无产阶级的乞食袋当做旗帜来挥舞。
但是，每当人民跟着他们走的时候，都发现他们的臀部带有旧的封建纹章，于是就哈哈大笑，一哄而散。
在他的所有的作品中，无时不在闪耀着形象思维的光辉。
例如“金钱”两个字只是一个概念，但在他的《雅典的泰门》里，“金钱”转化为许多具体的“人”了： 啊，你可爱的凶手，帝王逃不过你的掌握， 亲生的父子会被你离间！ 你灿烂的奸夫，淫污了纯洁的婚床！ 你勇敢的战神！ 你永远年青韶秀、永远被人爱恋的娇美的情郎，你的羞颜可以融化了黛安娜女神膝上的冰雪！ 你有形的神明，你会使冰炭化为胶漆，仇敌互相亲吻！ ………… 这就是通过一连串的比喻，对为资本所统治的世界所发出的最深刻、也是最辛辣的咒骂！ 诗只有通过形象思维的方法才能产生持久的魅力。
例如拙作《珠贝》： 在碧绿的海水里 吸取太阳的精华 你是虹彩的化身 璀璨如一片朝霞 凝思花露的形状 喜爱水晶的素质 观念在心里孕育 结成了粒粒真珠 “观念”是抽象的，结成“粒粒真珠”，就成了明亮的、可以把握得住的物质了。
“反抗”两个宇是属于精神范畴的、抽象的名词。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反抗天然地产生于受迫害的人。
难道还有迫害人的人需要什么反抗吗？ 作为一个民族，作为一个要求生存权利的个人，遇到连续的迫害该怎么办呢？ 一个浪，一个浪 无休止地扑过来 每一个浪都在它脚下 被打成碎沫、散开…… 它的脸上和身上 象刀砍过的一样 但它依然站在那里 含着微笑，看着海洋…… 这也只是从受到“无休止地扑过来”的“礁石”的角度上所应采取的态度――它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吗？ 然而有人说礁石是“与大大小小的航船为敌的”――“自傲的态度”，按照这位先生的说法，礁石应该“自己消灭”和对一切“大，大小小的航船”――自觉地让开。
这位先生完全忘掉礁石是不可能移动的，应该由“大大小小的航船”不要去碰那顽固不化的礁石。
这就是从两种不同的角度看问题不同的结果。
由形象思维的活动所产生的一切比喻，都不是原来的事，所以列宁说“比喻是跋脚的”。
正因为这样，比喻也最容易被人歪曲甚至诬陷――历史上不少“文字狱”都由比喻构成。
我和同我差不多年纪的人们一样，度过了各种类型、不同性质的战争也遇见了各种类型、不同性质的敌人，真是变幻莫测！ 我在一九四一年冬天写的“时代”那首诗里的许多话，里面最重要的话，这些年都得到了应验： ――纵然我知道由它所带给我的 并不是节日的狂欢 和什么杂耍场上的哄笑 却是比一千个屠场更残酷的景象， 而我却依然奔向它 带着一个生命所能发挥的热情。
………… 我要迎接更高的赞扬，更大的毁谤 更不可解的怨雠，和更致命的打击―― 都为了我想从时间的深沟里升腾起来…… ………… 我忠实于时代，献身于时代，而我却沉默着 不甘心地，象一个被俘虏的囚徒 在押送到刑场之前沉默着 我沉默着，为了没有足够响亮的语言 象初夏的雷霆滚过阴云密布的天空 抒发我的激情于我的狂暴的呼喊 奉献给那使我如此兴奋、如此惊喜的东西 我爱它胜过我曾经爱过的一切 为了它的到来，我愿意交付出我的生命 交付给它从我的肉体直到我的灵魂 我在它的面前显得如此卑微 甚至想仰卧在地面上 让它的脚象马蹄一样踩过我的胸膛 这样的一首诗，再明显不过的是一首歌颂时代的诗，歌颂的是我们为之战斗、为之献身的时代，“我在它面前显得如此卑微”，“甚至想仰卧在地面上让它的脚象马蹄一样踩过我的胸膛”！ 这样的一首诗却被文痞姚文元之流恣意歪曲，污蔑为“个人主义者自我扩张的嘶喊”，而且明目张胆地说成是一首攻击延安的诗！ 也是这个文痞，竟说我从来没有歌颂过无产阶级！可是在我的四首诗里曾提到第一个无产阶级的政权“巴黎公社”： 一九三二年的《巴黎》里，有“公社的诞生”；一九四○年的《哀巴黎》里，有“将有第二公社的诞生”；一九四五年的《悼罗曼・罗兰》里，有“把公社的子孙出卖变成俘虏”；一九四二年的《土伦的反抗》里，有“公社的子孙将重新得到解放”！ 这个冒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早在二十年前，已暴露他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
就在这个文痞的文章发表之后，我收到一个将军给我的信鼓励我：“你是歌颂过公社的子孙的，你应该继续写诗。
” 这两件事形成了多么鲜明的对照！ 我曾不知多少次地提到无产阶级的领导人，提到无产阶级的武装部队……怎能说我从不歌颂无产阶级――难道只有贴上“无产阶级”四个字的标签才算是无产阶级吗？ 文痞同样歪曲我的长诗《向太阳》中《太阳之歌》里的话： 太阳 使我想起…… …… 想起马赛曲国际歌 想起华盛顿列宁孙逸仙 和一切把人类从苦难里拯救出来的人物的名字 文痞说：“但国际歌和列宁是平列在马赛曲、华盛顿和孙逸仙中间，并不突出”，因而对我做了个政治性的“结论”：“所神往的不过是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而已”！好一个“而已”！ 我的长诗《向太阳》写于一九三八年四月，地点是国民党统治下的武昌。
那时正是国民党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时期，我提出自由民主难道也不应该吗？ 这个文痞在整整过了二十年之后，在一九五八年的上海，住在特务父亲姚蓬子经营的“作家书屋”里，大腿叠二腿地坐在沙发上来嘲笑一首在白色恐怖中所写的诗，显得多么得意啊！他而且说我把“列宁”和“国际歌”写上去，只是为了“点缀”！这样的人，却享有乱打棍子、乱扣帽子的自由！ 今天有机会重温这个文痞发迹的历史，可以更清楚地看到这些年来“四人帮”所实行的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早在二十年前已经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演习了。
象这样的一个流氓竟能如入无人之境地横冲直撞，成了“庞然大物”，骗取了我国文学艺术领域里生杀予夺之权这么长的时间，这件事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吗？ 可庆幸的是，这一切终算过去了。
如今，时代的洪流把我卷带到一个新的充满阳光的港口，在汽笛的长鸣声中，我的生命开始了新的航程。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中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