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竞争、路径依赖与财务报告架构的演化
「摘要」本文旨在透过制度变迁理论和演化经济学的视角，以美国为例分析公众公司财务报告架构演化的历史轨迹和内在逻辑，从中发现制度竞争对财务报告架构演化的显著作用和潜在意义，同时凸现财务报告架构演化过程中显著的路径依赖特性，并以此为基础就世界范围内、尤其是我国财务报告架构的演化做出若干推论和展望。
在市场经济中，资本作为核心的生产要素，主要是通过资本市场来配置的。可靠而相关的信息的及时流动是资本市场有效运行的关键。而按照通行的“披露导向”（disclosure—oriented）的资本市场运行范式，赖以在公开的资本市场参与者（一般包括资本的供需双方、中介机构和监管者）之间沟通这些信息的载体主要是公众公司的财务报告。在有效的资本市场中，财务报告数据通过理性的投资者的显示偏好最终转化为价格信号，从而实现资本市场的配置效率（allocative efficiency）。从这个意义上讲，公司财务报告供应链（supply chain）无异于资本市场的一条“生命线”。这条供应链的最初投入是公司的政策、流程和活动，经过会计确认、计量、记录和报告，注册会计师审计，公司董事会批准，公开披露乃至分析师解释和评述，最终形成的产出是满足资本市场参与者相关决策需要的信息。如果进一步把公司财务报告看作是对信息使用者的一项有价值的服务，那么这个围绕公司会计信息的价值增值和让渡过程就形成了一条公司财务报告价值链（value chain）。财务报告价值链的各个环节不仅仅只是一个表面的承启关系，还存在内在的逻辑联系。公司财务会计的确认、计量、记录和报告必须遵循会计准则，注册会计师审计的主要目的是对公司财务报告是否遵循会计准则要求公允表述提供专业意见和合理保证，监管法规和公司治理结构中有关披露要求、责任落实和追究制度、行业监管等的目的是确保会计信息的质量，可以理解为会计准则执行机制的一部分。这些环节环环相扣，互相依赖，构成了一个确保产生高质量会计信息的机制。这些具有内在联系和相互依存的要件耦合在一起，就构成了特定的财务报告架构（financial reporting regime），即围绕着财务报告的加工、生成、审计、披露和使用而形成的整合式的制度安排（integrated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方红星，2003）。
财务报告架构作为一种制度（institution），与作为资本市场参与者（或者换一个角度讲，报告公司本身及其利益相关者）的组织（organizations）是有区别的。制度包括约束和调整组织的行为及其相互关系的正式规则（formal rules）、非正式约束（informal constraints）以及它们的执行特征（enforcement charac—teristics）（North，1990）。制度的产生及其变迁（制度的替代、转换及交易过程），从根本上讲就是组织之间基于利益关系而进行的博弈的过程及其结果。在此过程中，就能够实现制度及其变迁给组织带来的适应性效率（adaptive efficiency）。
本文的主要目的在于对公司财务报告架构及其演化进行分析性描述。为了更好地把握这一主题，笔者立足于制度变迁理论和演化经济学，选取了两个独特的视角进行分析：其一是引入“制度竞争”（institutional competition）进行横向的分析，它类似于经济学上的比较制度分析，能够解释不同的财务报告架构，并且将制度竞争作为制度搜寻、发现和优化的过程来分析财务报告架构的演化；其二是引人“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进行纵向的分析，它类似于历史经济学分析，能够解释为什么财务报告制度具有模式化的特征，以及财务报告架构的演化过程为什么会是渐进的（incremental）和“历史起作用”（historymatters）的。为了便于分析，笔者选取了美国在“安然事件”之后公众公司财务报告的演化作为例子；而为了使本文的分析更有实际意义，在本文的后半部分还就全世界、尤其是我国公众公司财务报告架构及其演化的相关问题做出了若干推论和展望。
根据哈耶克（Hayek，1978）的“竞争作为发现过程”的理论，制度竞争可以看作是一个制度搜寻和发现的过程。排斥和缺乏竞争将会导致制度僵化，从而难以发现更好的制度，不能充分发挥制度的动态适应性效率。具体到财务报告架构而言，制度竞争主要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管辖竞争（jurisdictional competition），二是管制竞争（regulating competition）。
管辖竞争又称区位竞争（locational competition），是指不同的管辖地区之间在财务报告架构上的区别所引发的竞争，引发竞争的原因可能包括会计准则、披露要求和审计制度的宽严程度等，竞争的结果往往是公司注册地点、交易地点的变化、资本投向地区的变化等。一般认为，管辖竞争能够引导公司、资本和交易流向财务报告架构严格、完善的地区，即所谓的“向顶点看齐”（race to the top，RTT）。例如，Huddart等（1999）的研究表明制度竞争能够引导公司迁移到那些具有最高披露和管制标准的证券市场；Pagano等（1999）发现公司从低披露要求的交易所退市，转到高披露要求的交易所，尤其是欧洲的公司近年来大量转向美国的交易所，同时美国的公司减少了在欧洲和日本的交叉上市。与此相反，Bloomfield等（2000）的研究却表明公司会选择透明度低下、财务报告架构宽松的证券市场上市，表明制度竞争的结果是“向底端看齐”（race to the bottom，RTB）。
管制竞争则是同一管辖地区内存在多种竞争性的财务报告架构的情形。实际上，目前大多数国家和地区推行的是本地垄断结构下的单一财务报告架构，排斥竞争。而真正能够成为与本地架构相竞争的备选架构的，似乎也只有以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IASB）制定的国际财务报告准则（IFRS）、国际会计师联合会（IFAC）制定的国际审计准则和证券委员会国际组织（I0SC0）推行的跨境发行监管为核心内容的国际财务报告架构。以IFRS为例，它已经被超过24个国家和地区采用作为当地的公认会计原则（以AP）；除了美国之外，世界上大多数证券交易所都允许外国公司采用IFRS编制财务报告；2002年6月，欧盟部长会议批准了一项法规，要求欧盟范围内的公众公司在2005年1月1日以后采用IFRS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此外，俄罗斯、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已经分别强制要求所有的报告主体从2004年、2005年和2007年起采用IFRS.
El—Gazzar等（1999）比较了来自不同国家的87家采用国际会计准则（IAS，IFRS的前身）的上市公司和另外87家采用当地公认会计原则的公司，发现披露IAS财务报告与国外销售额所占的百分比、公司交叉上市的证券交易所数目显著正相关；Dumontier等（1998）研究了1994年自愿遵循IAS的51家瑞士上市公司，发现它们的显著特征是规模较大、国际多元化特色明显、所有权分散；Joos（2000）发现交叉上市和首次公开上市（IP0）时对会计准则的选择是上市公司选择会计准则的决定因素；类似的关于财务报告准则的选择（竞争）方面的研究还有Ashbaugh（2001）、Leuz and Verreccia（2000）和Leuz（2001）等。
美国一直排斥来自国际财务报告架构、尤其是IFRS的竞争。不仅禁止本国公司采用非美国GAAP，而且对于在美国上市的外国公司也一律要求根据美国GAAP进行调整（reconcile）并填报表格20—F.安然（Enron）事件及WorldCom，Qwest，Tyco，Adelphia，Arthur Andersen，Merrill Lynch，JP Morgan，CityGroup Bank等一系列丑闻发生后，关于改进美国财务报告架构的讨论十分活跃。Dye and Sunder（2001）、Sunder（2002）、Carnachan（2003）都坚持主张美国监管当局引入管制竞争模式，允许美国GAAP和IFRS在美国展开竞争，以便改进美国的公司财务报告架构。
对于财务报告架构而言，不论是管辖竞争，还是管制竞争，都有利于增进资本市场的配置效率（帕累托改进）和利益相关者的适应性效率（制度演进）。在制度竞争过程中，组织可以利用“发言”（voice）机制对制度进行干预，也可以选择“退出”（exit）。制度竞争的结果是降低交易成本（transactioncost）、对游说（lobbying）所导致的歧视性干预（discriminating intervention）的抑减、对制度转换成本（transition cost）与收益的合理权衡（trade—off），以及发现并导入更为有效的制度。当然，如果信息不完备，竞争失效，也会导致“向底端看齐”（另一个更为流行的说法是“劣品驱逐良品”）现象，导致宽松、放任、低标准的财务报告架构成为占优制度（dominant institution）的情形。
经济学中路径依赖理论首先是在技术变迁领域发展起来的。David（1985）从QWERTY键盘排序成为占优技术的事例出发，解释了产生路径依赖的三个机制：技术上的相互关联（technical interrelatedness，即对键盘技术和录入人员能力之间的兼容性的要求）、规模经济（economies of scale，即采用该项技术的报酬随着其他采用者数量的增加而递增）和投资的准不可撤回性（quasi—irreversibi1ity of investment，即转换技术的重新培训成本极其高）。Arthur（1989）指出技术变革依赖于小的历史事件，并且由于递增报酬而被“锁定”（lock—in），而递增报酬来源于“用中学”（learning by using，即学习和经验效应）和“网络外部性”（network externality，即新用户追求私人利益的过程会给老用户带来外部利益）。后来，路径依赖理论被制度主义者和演化经济学家用来解释制度变迁过程中“历史起作用”、“自我强化”（self—reinforcement）以及变迁取决于制度的初始状况和小的随机事件等特性。
公司财务报告架构具有显著的网络外部性，即采用者越多，就越通行，也就越可比和可接受；另外，学习效应和过高的转换成本也会使公司财务报告架构被锁定，从而具有历史起作用的特性；公司财务报告架构诸多构成要素之间的内部关联又使其呈现显著的自我强化特性。因此，公司财务报告架构的演化也必然是渐进的和路径依赖的。
Joos（2000）证明了公司IPO时对会计准则的初始选择的决定作用。方红星（2003）通过详细分析美国公众公司财务报告架构的几个核心要件（包括证券监管制度中有关财务报告的内容、公司治理结构中有关财务报告的内容、财务会计准则、注册会计师制度与审计准则等）在安然等一系列事件之后的演化，发现美国的公司财务报告架构在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SOX法案）颁布之后有了很多实质性的变革，尤其是在会计准则和审计准则制定、注册会计师行业监管机构和内容、公司高管对财务报告的责任及处罚等方面表现得最为突出。但是，总体看来，其法律主义模式主导、辅以协会主义模式的架构特色不但没有改变，反而更加鲜明了。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的法定监管地位得到了空前强化，不但巩固了其对会计准则制定、注册会计师行业监管等的监督地位，而且支持新设立的公众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PCAOB）获得了以前SEC没有直接染指的审计准则制定权，它在独立性准则、新的监督机构上可以施加的影响远远超过了原来对于独立性准则委员会（IAB）和公共监督委员会（P0B）所能施加的影响。
根据SOX法案第108条（d）款的要求，SEC就美国财务报告制度采用以原则为基础（principlesbased）的会计制度问题展开了研究，并于2003年7月25日发布了研究报告。这个报告更加鲜明地反映了美国公众公司财务报告架构及其变迁的路径依赖特性。
这个报告（SEC，2003）在顺应美国国会和公众扬“以原则为基础”、贬“以规则为基础”（rulesbased）的倾向的同时，并没有像一些人预测的那样向IFRS作大幅度的靠拢。报告否认了IFRS即为以原则为基础的准则的看法，巧妙地将美国会计准则的目标模式界定为“目标导向”（objectives—oriented）的会计准则制定，将它与原来翻箱倒柜（check—the—box）式的“以规则为基础”的准则和过于简化的“仅有原则的”（principles—only）准则进行了区分。指出美国现行准则中租赁会计、衍生工具和套期保值会计、以股权为基础的报酬安排等准则存在很多例外和人为设定的判定界限、导致需要过分细致的执行指南的缺陷，属于过分地以规则为基础；而在长期资产的减损、可折旧资产的历史成本等领域则仅有原则、缺乏充分的赖以应用判断的框架，属于仅有原则的准则；第141、142号财务会计准则公告已经具备以原则为基础的特点，第143、144和146号财务会计准则公告则同时符合目标导向法的要求，此外一些老准则（例如第43号会计研究公告的第4章、第34和52号财务会计准则公告）也具备相当的以原则为基础的特点。这样，会计准则需要的是改进，而不是全盘否定和移植IF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