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历史的足迹的心情 追寻历史的足迹
第十九届中国新闻奖一等奖作品《一九八零，四位新华社记者的西行漫记》(作者：傅上伦、韩斌，编辑：莫小米)写于2009年10月，发表于《杭州日报》副刊。
作品在发表后，以其深刻的思想力度和历史纵深度打动了读者，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
作者时为新华社记者，奉令深入陕甘宁广大地区做深入的农村调查，为中央制定包产到户等农村政策提供参考资料，他们跨越4省39县，历时半年，行程万里，写出了多篇深刻反映农村现状的报道和内参。
从题材上看，《一九八零，四位新华社记者的西行漫记》是一篇不可多得的报告文学。
所谓报告文学，是用文学手段来表现当前现实生活中具有典型意义的真人真事，真实而形象地反映时代的变革，记录生活的脚步。
它介于新闻与文学之间，是一种纪实性作品。
报告文学既有新闻性，就要求它要把握时代的脉搏，成为时代发展和生活趋势最热情的参予者和最敏锐的观察者，把群众关心的现实情况迅速地反映出来，发挥“文学轻骑兵”的作用。
2008年正值改革开放三十周年，而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从农村搞起的，该文对农村“包产到户”如何形成、推进进行回顾，它的历史价值无疑是巨大的。
另外，本文所涉及的人物、地点等因素为众人所瞩目，具有显著性的特征。
当时傅上伦、韩斌等四位新华社的中青年记者，历时半年，行程万里，对西北农村的现状和民意作了深入的调查，对党中央后来关于“农业责任制”的决策起到重要作用，在中国新闻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不论是作者当时为推动中国农村改革所做出的种种努力，还是今天改革所取得的骄人成果，都不可谓不显著。
我们接触到的报告文学实际上有两种，一是报告性强文学性弱的“学术化报告文学”，一是文学性强报告性弱的“小说化报告文学”。
本篇文章―《一九八零，四位新华社记者的西行漫记》，从形式上近似于“小说化报告文学”，于平实质朴的文字中透出历史的厚重与沧桑。
《一九八零，四位新华社记者的西行漫记》富有戏剧性，情节完整、曲折跌宕。
记者在本报道中，先是“面对禁区，知难而退”，又为了“寻觅真相，山高路险”，最终得到“一线情报，火速递京”，情节曲折，正是极具戏剧性的体现。
这样有趣味而又极具历史价值的文章正好可以牢牢地抓住受众的心，这类的事实对受众具有特别的吸引力。
“小说化报告文学”借鉴小说结构技法组织的报告文学结构，章法富于变化，交叉式结构。
总的来说，文章共有三条突出的线索，而这三条线索间彼此交织，在以时间为主旋律的记叙中向读者娓娓道来。
1、作为事件中心的“包产到户”实施过程及遇到的多方阻难始终贯穿其中； 2、作为事件响应的一方，政府官员的不同表现得到了多面展现； 3、记者个人采访的心路历程自然地融汇其中。
这一结构既是以时间为总线的单一的纵贯式，也是由多条辅线共同构筑的多元模式。
这使得本篇文章既可拆分，亦可合并，增强了可读性，凸显了事件进行的整体脉络。
作者之一的傅上伦老先生在最后一次住院手术前完成了这篇长达7000字的报告文学，大样也是他在病床上字斟句酌地修改的，但文章见报仅仅一周就不幸逝世。
该文反响巨大，读者称赞这是多年少见的、有历史纵深感、有思想力度的文章，堪与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相媲美。
穆青评价这次调查为“中国农村改革历史的真实记录，是国家档案馆中也难以找到的宝贵资料”。
作为时代产物的报告文学，应当强烈地体现时代精神，实现社会价值，把具体事实放在全中国全世界的大局中衡量，反映当代人民的意志、愿望和要求。
这篇文章写于2008年，对于回顾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农村改革取得的重大成就、总结改革成果有着重要的意义。
近来也有人提出异议说，既然文章写的是30年前，那么便没有了时效性，从而也失去了报告文学的必备要素。
但笔者却不以为然，报告文学发展到今天，其内涵已经大大的拓展，不能简单地以快慢来衡量价值的大小。
大部分学者认为报告文学源于二十世纪德国，在英文中翻译做reportage。
而今天的报告文学较产生之初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首先，从产生条件来讲，报告文学是迎合当时社会条件而产生的，二十世纪的新闻业发展程度较低、类型单一，不能满足读者对信息的需求，而报告文学运用生动的文学语言、形象的手法记录时代的发展，因此获得了成功。
其次，报告文学诞生于近代新闻语境，成长于各种传播媒体，迄今已成为一种专门的文体，形成了自己的特色；所以把这种文体完全归类到新闻或者文学都是不科学的。
因此我们不能以单一的标准去衡量报告文学的价值。
作者之一的韩斌在《我们的副刊姿态》中提到傅老先生这篇文章的创作历程，“他(傅老先生)是一个具有高度政治觉悟和新闻敏感的老报人”。
很多伟大的作品正是一系列历史巧合和必然的交合，并不能因此而泯灭它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