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论的有效性不应该否定
[摘 要]张江教授把西方文论的根本缺陷归结为“强制阐释”，并以此怀疑西方文论的有效性。就其主观意愿而言，“强制阐释”论是为了反对文艺理论研究的全盘西化，提倡从中国文艺的实践出发来建构中国特色的当代文论，但是，由于从总体上否定了西方文论的有效性，在客观效果上势必会产生文化民族主义和形而上学方法的弊病。“强制阐释”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中国近现代文论的发展就是这种历史必然的结果，是中国文论的现代化的必经之路。张江教授所揭示的西方文论的“强制阐释”的话语特征，从本质上来看是西方文论的科学性、系统性、完整性的主要表征，也是中国古代文论传统的不足之处，可以作为中国当代文论建设的借鉴。西方文论包括西方古典文论、马克思主义文论、西方现代主义文论、后现代主义文论，西方文论不仅有科学主义思潮，还有人文主义思潮。中国当代文论建设必须以马克思主义文论为指导，以中国传统文论为基础，以西方文论为参照系。否定了西方文论的有效性，中国当代文论就不可能建构出科学、系统、完整的现代化文论体系。
[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372（2016）02—0030—09。
张江教授指出：“当代西方文论的根本缺陷在哪里？我认为，‘强制阐释’四个字足以概括。这是一个新的概念，用这个概念重新观照西方文论的历史，我们会有一个新的判断和认识。”[1]张江教授把西方文论的根本缺陷归结为“强制阐释”，并以此怀疑西方文论的有效性。就其主观意愿而言，“强制阐释”论是为了反对文艺理论研究的全盘西化，提倡从中国文艺的实践出发来建构中国特色的当代文论，但是，由于从总体上否定了西方文论的有效性，在客观效果上势必会产生文化民族主义和形而上学方法的弊病，不利于文艺和文论进一步的深化改革开放。
何谓“强制阐释”？按照张江先生的解释，“强制阐释是指，背离文本话语，消解文学指征，以前在立场和模式，对文本和文学作符合论者主观意图和结论的阐释。”[2]按照这个定义，不仅从古至今的西方文论（包括文学批评）都是“强制阐释”，而且从古至今的中国文论仍然是“强制阐释”的。比如，《尚书·虞书·舜典》的“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孔子的“《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毛诗序》所说的：“《关雎》，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故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焉。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曹丕《典论论文》所谓“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故西伯幽而演《易》，周旦显而制《礼》，不以隐约而弗务，不以康乐而加思。夫然则古人贱尺璧而重寸阴，惧乎时之过已。而人多不强力，贫贱则慑于饥寒，富贵则流于逸乐，遂营目前之务，而遗千载之功。日月逝于上，体貌衰于下，忽然与万物迁化，斯志士之大痛也。”[3]11.14.130.136这些都可以说是一种“强制阐释”的文艺理论和文艺批评。至于马克思、恩格斯的文艺意识形态论，列宁的“列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说，毛泽东的“文艺为政治服务，从属于政治”说，邓小平的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一直到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论的“文艺要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都应该说是“强制阐释”的文艺理论和文艺批评。这些文艺理论和文艺批评是以一定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预设的前提，要求文艺作品的文本话语为其一定的政治道德目的服务的，要符合阐释者的主观意图和结论，并不顾及甚至消解文学指征。例如，孔子把《诗》三百篇归结为“思无邪”，《毛诗序》把《周南·关雎》归结为“后妃之德”，都是背离文本实际的主观判断。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说得非常明白：“任何阶级社会中的任何阶级，总是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的。资产阶级对于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作品，不管其艺术成就怎样高，总是排斥的。无产阶级对于过去时代的文学艺术作品，也必须首先检查它们对待人民的态度如何，在历史上有无进步意义，而分别采取不同态度。有些政治上根本反动的东西，也可能有某种艺术性。内容愈反动的作品而又愈带艺术性，就愈能毒害人民，就愈应该排斥。处于没落时期的一切剥削阶级的文艺的共同特点，就是其反动的政治内容和其艺术的形式之间所存在的矛盾。我们的要求则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缺乏艺术性的艺术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因此，我们既反对政治观点错误的艺术品，也反对只有正确的政治观点而没有艺术力量的所谓‘标语口号式’的倾向。”[4]66作为一种阐释的文艺理论和文艺批评，必然会有一些非文学的“前理解”在起作用的。
为什么会这样呢？其一，这是因为文学艺术本来就是与人类的全部社会实践密切相关的。文学艺术的概念，在古希腊罗马时代和先秦时代都是指的“技艺”，后来才逐步转移到“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的生产劳动之上，到了18世纪的西方启蒙主义时代才把文学艺术视为“美的艺术”。因此，即使到了18世纪以后文艺逐步要求审美的自律性，然而非审美和非文学的他律依然顽强地进行着“强制阐释”。其二，这是因为在阶级社会中，也就是在迄今为止的文明社会中，非审美和非文学的他律性，仍然是一种驱动“强制阐释”的强大动力，马克思说过：“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德意志意识形态》）[5]50文艺理论和文艺批评必须符合统治阶级的思想，否则就肯定要被颠覆和消解，哪怕它再具有文学指征的审美性和文学性。其三，文艺理论和文艺批评的发展是离不开整个人类社会的经济、政治、道德等非审美和非文学的实践的。我们认为，西方文论，一般说来是以西方哲学为基础，通过西方美学，与西方文学艺术的发展相互关联、相互促进的。因此，西方文论的发展，必然是以西方哲学和西方美学的演变为其基础，又以西方文学艺术的发展为根据的，同时还与整个西方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变化密切相关的。这就规定了西方文论的发展，既不可能远离西方社会的历史变迁，也不可能脱离西方哲学、美学和文学艺术的具体演化嬗变。然而，我们过去却由于长期受机械唯物论和教条主义的影响，注重于前者而忽略了后者，在西方文论的研究中往往产生了庸俗社会学的和简单化的错误，致使西方文论的具体发展变化的规律未能得到如实的、细致的揭示，往往成了社会历史一般发展规律的概念化图解。新时期以来中国对于西方文论的研究也随着思想解放的进程而逐步达到了注重实事求是的境界，这对我们揭示西方文论的发展及其规律创造了极其有利的条件[6]1。然而张江的“强制阐释”论却又走到了另一个极端，似乎忘记了文艺理论和文艺批评的发展规律的他律性，并以此来否定西方文论的有效性。其四，这是因为文学的本质规定性不可能由文学指征和文本话语来单向度决定，它是一个多向度的结构整体。按照美国文艺理论家艾布拉姆斯（Abrams）的观点，决定文学的要素至少应该有四个：世界、作者、文本、接受者，而仅仅强调文本话语和文学指征就不可能全面理解文学本质。而西方文论的发展恰恰是在这四者之间逐步转移而形成了一个整体的结构。我们看到，西方文论的发展也受制约于文艺的内部构成的变化。一般来说，文艺的构成要素主要是社会、作家（艺术家）、作品、阅读者（接受者）。这四方面的主要的文艺构成要素，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由于受注意和研究的程度有所侧重，从而也相应地形成了不同类型的文论研究和文论体系。在从古希腊罗马文论到启蒙主义文论之前，自然本体论和摹仿说使文论家主要注重研究对象本身，因此，社会历史和艺术作品的研究比较受重视，启蒙主义文论以后，特别是19世纪到20世纪上半期认识论和表现论的逐步兴起，作家（艺术家）的主体性研究，包括传记性研究就形成了文论的主要方面，弗洛伊德学说和人类学本体论的流行，使得作者的主体性研究大行其道，一些文学史、文艺史，包括马克思主义的文学史、文艺史的编撰，都突出了作家、艺术家本人的经历、个性、人格等方面的研究，也出现了许多优秀成果。20世纪上半期随着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广泛流传，社会历史的文论研究曾经成为西方文论中一股不可忽视的思潮，尤其以现实主义和实证主义、自然主义的文论为最突出的代表，它们与苏联、东欧和我国的文论研究中的马列文论共同占据了世界文论的主要地位。20世纪60年代以后，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艺术生产和消费理论、解释学美学、语言和话语理论等共同影响下，当时的联邦德国兴起了以研究阅读者、接受者为主要倾向的接受美学及其文论研究。这种接受美学思潮很快由欧洲传到美洲，又形成了读者反应理论。文学研究的重点由社会、艺术家、作品转到了读者。当然这种研究存在着极大的困难，它的研究对象的复杂性、流动性、不确定性，使得这种研究很难有可操作性，因而具有科学性的成果至今很少，故而，人们的研究又不得不回到了社会及其历史，这就产生了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新历史主义的文论研究。在20世纪整个一百年的历史中，由于语言学转向，在社会研究和作家研究的逆反心理式的反抗等原因的影响下，艺术作品的研究成为科学主义文论研究的主要方面，20世纪20年代盛行的俄国形式主义美学的文论、英美新批评流行于20世纪30—50年代、英国“有意味的形式”论的文论、法国叙事学、结构主义神话研究、符号学文论等等，一直影响到后现代主义的美学和文论，成为文论研究中的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和思潮。当然，同样也由于形式主义之类文论研究的局限性和片面性，反现代主义的解构主义、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女性主义等文论又由艺术作品的封闭研究转向了社会历史，而文化批评的文论或跨文化的文论研究则明显显示出把这四个主要因素综合起来进行研究的趋向，这应该是文化研究的文论的一个优长之处。不过，文学和艺术的自律本性却不能消失在文化的他律性之中，否则，文论研究又会重新开始分割式的研究。这是我们研究西方文论发展及其规律的一个重要借鉴[6]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