莱顿大学的世纪中兴与现代转型
[收稿日期]20090315。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与欧洲大学教师发展与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比较研究”(07JJD880237)。
[作者简介]吴薇(1982)，女，福建厦门人，厦门大学、莱顿大学博士生，主要从事比较高等教育研究。
[摘要]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随着荷兰经济的再次繁荣、高等教育的改革以及近代科学的发展，莱顿大学物理系顺应发展趋势，广揽名师，因材施教；在教学内容中不断拓展自然科学的内容，注重以实验为导向的科学研究并促进教学与研究的结合；通过教学方法和教学环境的改进引导学生进行探究性的学习。这些都为莱顿大学的物理学教育奠定了坚实基础并使其成为20世纪初世界性的现代物理学中心。
[中图分类号]G64939。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16720717(2009)03007606。
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是荷兰历史上(除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以外)最为悲惨的时期，国力衰败到了极点。此时，莱顿大学在欧洲独一无二的地位也受到了其他国家强有力的冲击，外国学生的人数不断下降。然而，在经过了一个多世纪的衰退之后，到19世纪下半叶，莱顿大学又焕发了新的生机，并一举跻身于世界著名学府之林[1](P54)。
1848年，在欧洲革命浪潮影响下，荷兰政府被迫修改宪法，大大限制君主权力，政权落入大资产阶级手中，基本上建立了荷兰现今的政治体制[2]。荷兰逐步强盛并重新获得独立后，国家开始重建各种国家机构并对高等教育进行调整。从此，莱顿大学和乌特列支大学以及格罗宁根大学成为国立大学[3](P38—40)。
1876年，荷兰制定了新的“高等教育法”。基于荷兰历史、地理以及经济发展的要求，当时荷兰高等教育目标主要是为政府和生产部门培养各种高级专门人才。按照这一法规，大学入学基础知识的教学任务被转交给大学预备中学。同时，因预科的稳定改进，学生的平均年龄不断提高，这一时期20岁是大学新生的平均年龄。并且，由于经济发展对人才的需要，数学和物理学学院的学生有了乐观的就业前景，入学学生人数激增[4]。随着荷兰国力的衰微，莱顿大学与荷兰的工业、贸易一样，其在欧洲独一无二的地位受到其他国家新兴大学强有力的冲击，经历了近100年的沉沦期。在18世纪中叶到19世纪的第三个25年，莱顿大学大体上没有什么大的变化，来自德国的学生人数一直居于莱顿大学之首。可是，当德国的耶那大学、哈雷大学、莱比锡大学、格廷根大学和柏林大学建立之后，许多学生都被这些大学吸引走了。并且，随着可供学生们自由选择的大学的增多，大学之间争聘教师的竞争也更趋激烈。期间，尽管莱顿大学为改变学校不景气的状况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但自然科学还是没有能够振作起来。而且，莱顿大学此时变为国立大学，不再属于地方组织，即不再是一个独立的“自治体”，而是成为国家控制的大学(RijksUniversiteit)，由政府和董事会共同控制，此时的董事会作为大学与政府之间的协调机构，其地位明显下降。政府在大学的经费和管理等方面有决定权，基本的补助金都由市政府拨款。因此，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时的莱顿大学不再享有特权，国内竞争对手日益增多(主要是阿姆斯特丹大学和乌特列支大学)，而且和世界其他大学一样面临着许多问题。但是，它作为荷兰第一大学的地位依然未变。例如按照政府规定，莱顿大学可设置教授岗位21个，其余两所国立大学的教授岗位只能各设3个。在教授的待遇上，莱顿大学教授的工资也比其他两所国立大学教授的工资高25%。[5]。
19世纪下半叶，在新经济的推动下，大学教育又逐渐受到了国家的重视，近代科学的发展开始出现转折，莱顿大学得以重新崛起，开始从各个层面进行改革，使教学和人才培养进入第二个黄金时代。当时柏林大学的创办精神对荷兰的高等教育和莱顿大学的发展都起到了很大的影响作用[3](P38—40)。教学自由和研究自由成为西方大学乃至整个科学共同体所认同的核心价值和基本的行为准则。莱顿大学是以加尔文派最高级的教育机构日内瓦学院(日内瓦大学的前身)为典型建立的[6]，以教授型大学为组织模式进行集中教学，倾向于根据学科来训练专家[7]；成立之初它也与其他欧洲大陆的中世纪大学一样，设立了文、法、神、医四个学院。但1815年颁布的“皇家法令”规定采用法国大学的形式，将原四个学院分为五个学院，将原来作为大学基础教育的文学院划分为文学院和理学院[3](P38—40)。文学院教授古代哲学史、近代哲学史、哲学、荷兰文学史和荷兰诗歌、古代历史、近代历史、希腊地理和文学等，主要为教学部门、图书馆和公文档案部门以及博物馆等培养人才。这时，为适应经济的发展，理学院主要培养教学和专门技术人才，所设置的课程基本上以化学和电学方面的内容为主，开设高等数学、机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植物学以及动物学等。在这一时期，随着科学的不断分化和荷兰经济的飞速发展，莱顿大学采用学校和企业家以及地方当局联合培养的方式，加强了对工业人才的培养，同时还增设了许多实用的科学机构和实验室。文学院和理学院除了教授上述内容外，还拥有主持国家统一考试、颁发中等教育毕业证书、国立中学教师资格证书的权利。此外，由于当时只有大学才能培养律师和医生，所以法学和医学学院的学生最多。这两个院主要传授“高深学问”(higherlearning)，培养该学科的专家。而当时的神学院直接以培养牧师为目标，因为神学院这时已不和任何专门领域联系(按照过去的传统，神学院是加尔文教会的重要堡垒，独立地与荷兰改革派教会联系。而这一联系在1876年终止了)。从1876年起，一些新教派有权任命大学里的教授宣讲他们教派的教义。因此，上述学院尽管在名称上沿袭了中世纪大学的传统，实质上已经与先前有了质的区别，特别是文学院和理学院不仅成为独立的专门教育机构，还被赋予了行政管理的职能。然而，这些改变并没有完全平息当时人们对莱顿大学的不满，仍然有人从各种立场，特别是从实用功利主义和经验主义的立场出发，对莱顿大学提出批评。为此，教务处(StudiumGenenale)开始进行彻底的改革计划，改革的目标是，形成学校的整体思想，取消单科独进的教育。教务处的职能不仅仅要考虑课程的发展，而是要扩大课程范围，帮助学生树立学科与学科、学科与社会相互结合的科研观念；同时要加强理科和新学科的发展，创建一批博物馆和实验室，推动自然科学的发展。教务处这样的做法受到学生的普遍欢迎。随着实验室和研究所数量的增多，学监、校长、评议会和各学院院长的工作任务渐趋繁重。可是，由于他们身边连做简单的行政管理工作的助手都没有，严重影响了他们的教学工作。为此，1928年莱顿大学成立了一个由学监秘书挂帅的办公室，负责集中处理学校的全部行政管理事务，使行政和教学事务分开，让教师更专心于教学和研究[1](P6)。
学校的繁荣也使学校有条件招聘更多优秀教师，建设更多宽敞的现代校舍。19世纪末20世纪初，莱顿大学教师人数和学生人数迅速增加。这一时期，莱顿大学的教师可以分为六类(见表1)：
与欧洲国家的大学相比，莱顿大学的师生数相对较少。这与荷兰当时的人口总数较少有关。对比表中各院各类教师人数可以看出：文学院中的教师人数最多，类别也最齐全。而随着神学院地位的下降，其教师数和类别数也最少。关于莱顿大学的学生情况变化，有资料显示，1870年左右，一年级新生人数在100～120名之间；1900年以后有200名左右，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有400名；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一年级的新生数已达600名。一般而言，莱顿大学的毕业生就职于各级国家机构，有的担任政府的主要官员、王室的顾问和牧师、主教、教堂的院长、社会团体的领导等；有的担任世俗和教会法庭的教官、议会成员、高级官员等各类职务。在低一级的职业中，毕业生通常就职于公共的公证机构、担任学校校长、教区牧师、家庭教师，等等[1](P69)。
与此同时，莱顿大学还为学生提供良好的学习环境。当时莱顿大学建有藏书丰富的图书馆、设备齐全的实验室，并可为学生提供兼职研究工作[8]。总体而言，莱顿大学的国际化程度较高。这一方面由于荷兰语较容易掌握，另一方面原因是莱顿大学的教授们都掌握了1～2门外语。关于学生人数、学制和学费情况，有资料显示，莱顿大学法学院和医学院的学生占总数的一半以上。除了医学院的学制是7年外，其他学院的学习年限为4年。学生第4年毕业时，获得的是硕士学位。当时，学生每年的学费是300荷兰盾(Guilders)，其中10兰盾是注册费。一些特殊的课程需要另加50兰盾[3](P38—40)。
19世纪末～20世纪初，莱顿大学最引以为自豪的是它在科学上的巨大成就：新学科不断地涌现，教学生气勃勃；出类拔萃的学者大批涌现，科学研究硕果累累，人才辈出。这在物理学领域尤为明显。莱顿大学物理学于1900年建设成为世界性的现代物理学研究中心。物理学的迅速崛起和强盛发端于17～18世纪以斯耐吕、佛尔德、赫拉菲山德、惠更斯、麦森布罗克等为代表的莱顿大学物理学前辈学者的艰苦创业。另外，物理学的崛起也得益于19世纪下半叶荷兰经济的复兴与繁荣。由于经济的繁荣，莱顿大学的管理者能够拿出更多的资金用于更新科研设备、发展科研事业。此外，19世纪下半叶，欧洲许多国家相继完成产业革命，近代科学的发展开始出现转折，传统的机械论受到质疑，人们的世界观和科学观面临再次的震荡。这些都为物理学的发展提供了基础，创造了条件，开辟了前景。
1一流大师汇聚一堂。
物理学在莱顿大学的崛起，吸引和造就了举世瞩目的一批杰出的物理学家和教育者，突出的代表人物有范德瓦耳斯(JohannesD.vandeWaals,1837～1923)、昂尼斯(HeikeKamerlinghOnnes,1853～1926)、洛伦兹(HendrikA.Lorentz,1853～1928)和塞曼(PieterZeeman,1865～1943)。他们与同时代的伦琴、居里夫妇、卢瑟福、普朗克、爱因斯坦、劳厄、玻尔等物理大师，同为现代物理学的开创者。他们都是1901～1920年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占同一时期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总数24人的六分之一。莱顿大学物理学的崛起和物理学“四杰”的出现，首先要归功于物理系领导人、物理学家莱克(P.L.Ryk)的有教无类和诲人不倦，他把许多像洛伦兹、昂尼斯一样的天才学生招收进来并培养为优秀的物理学家。
1872～1875年，在莱克教授的指导下，范德瓦耳斯和洛伦兹分别完成了引起国际物理学界瞩目的科研论文。范德瓦耳斯原是莱顿市一家印刷厂的工人，业余自学物理成才，受到了莱克的赏识。1872年，35岁的印刷工人范德瓦耳斯发表了《气体、液体连续性论》的科研论文，给他本人和莱顿大学带来了声誉。洛伦兹1870年进入莱顿大学攻读物理时，年仅17岁。在莱克的指导下，1875年洛伦兹发表了博士学位论文《电磁波的反射和折射理论》，提出了将英国著名物理学家麦克斯韦(J.C.Maxwell,1831～1879)的电磁场理论与物质分子理论结合起来的设想，并在此基础上论述了光的反射和折射。1878年，荷兰皇家学会破例任命25岁的洛伦兹为莱顿大学物理学教授。以后，洛伦兹在莱大执教达45年之久。洛伦兹在物理学上的突出贡献是创立了经典电子论，现在人们将运动电荷在磁场中所受的力称作“洛伦兹力”，把磁共振光谱线称作“洛伦兹谱线”，在狭义相对论中还有一个重要的公式叫“洛伦兹变换”，这些理论都为现代物理学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9]。
1896年，洛伦兹和他的学生塞曼密切合作，确立了物理学上的“塞曼效应”。所谓“塞曼效应”就是当光谱的光源放在足够强的磁场(约几千至几万高斯)中时，这条光谱就分裂成几条光谱，各条分谱线之间的间隔大小与磁场强度成正比。1902年，洛伦兹和塞曼师生二人同获诺贝尔物理学奖。
爱因斯坦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谈到他听洛伦兹讲座的感受，“这些演讲是洛伦兹在退休后为青年研究者定期做的一件事。从这位卓越人物口中讲述出来的科学理论，竟像是优等的艺术作品一样明晰和美丽，而且表现得那么流畅和平易。那是我从别的任何人那里都从未感受过的”[9]。
莱顿物理学“四杰”中的昂尼斯，也是由莱克推荐进入莱顿大学的。1882年，昂尼斯接替莱克，被任命为莱顿大学实验物理学教授，继续从事范德瓦耳斯关于气体和液体运动的研究。他在低温和超导方面的贡献也同样是革命性的。由于他率先突破了液化氮这一难关，获得了1913年诺贝尔物理奖。昂尼斯为莱顿大学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座低温物理实验室。这是一种不断促进学术研究者带领初学者掌握科学的实验研究方法。昂纳斯去世后，这座实验室以他的名字命名，至今仍然是世界低温物理研究中心。“从实验中获得知识”这句昂纳斯生前的名言，至今仍高悬在实验室的大门上[9]。
在莱顿大学物理学发展过程中，许多重大的发现都是学生在老师启示的基础上，或是学生在与老师一同研究的过程中产生的。当时，欧洲有许多学生专门为了投奔洛伦兹、昂尼斯、豪依辛伽和麦业斯教授而到莱顿大学求学。这些一流的教授们向学生传授高深的学问，广博的科学知识并将严谨的科学精神反复灌输进学生心里，并引导天赋较高的学生参与自己的研究工作。
2物理学专业课程设置的变化与发展。
早在17世纪末，莱顿大学的物理研究就已经具有了相当深厚的基础。虽然这一时期物理学科的教学与医学、化学类似，主要还是使用古代著作作为教材，尤其是以古代的亚里士多德和笛卡尔的哲学为主要内容。但按照那时的科学发展水平，学生还是可以从中学习到很多有益的知识。同时，受到当时依靠实验从事科学研究的斗争的影响，物理学教师也可借助古代知识进行研究以推动教学的进步。
1670年，佛尔德(BurcherddeVolder)任物理专业的教授之后，莱顿大学物理学教学开始进入一个新的时期，开始以实验为导向，使得“Physica”渐渐具有我们今天所称的物理学这个概念。后来，教授们开始在大学课程中介绍、引进并试图运用笛卡儿的二元论、先验论，牛顿的机械论等近代思想和学说来考察和研究自然问题；并不断地摒弃不适合时代发展潮流的古老科目，设置诸如动力学、光学、数学甚至化学等新兴学科，并注重跨学科的合作。他们认为自然科学如果没有自己固定的位置，就不会有真正的繁荣。
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物理学专业的学制还是3年，这一时期的学习内容除了物理知识之外，还包括树立物理观念，掌握方法和实验基础。学生前一年半学习机械学、热力学、电学、电解、电磁和矿物学等经典物理学基本内容；接下来的一年学习物理化学、物理学的应用、量化分化等跨专业的学科或应用学科(如生物化学、分析化学、物理化学、燃烧研究、矿物学、地理学、应用光学、放射学等)。实验和研究技术是必修课程。此外，还要花3～6个月的时间到学校实验室参加研究或是到相关部门参加实习。完成三年的学习之后，学生只有把物理知识、观念、方法和实验基础有机结合起来，才是对物理学基本内容的完整掌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