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文论异质性比较研究
摘 要：新批评是现代英语学界文学研究中影响最大的一个理论流派，持续时间也最长。但是新批评对中国文论界的影响始终不大。英美新批评与作为中国现代主流文论的马克思主义文论，在意识形态上存在着难以逾越的鸿沟，在艺术理论上也有着鲜明的异质性。中国古代文论带有强烈的印象式批评特点，而新批评则带有强烈的形式主义和科学主义倾向，尽管新批评与中国古代文艺思想之间也有着某种程度上的相通之处，但是两者之间这些强烈和根本的异质性，决定了新批评在中国始终处于边缘化的境遇。
中图分类号：I10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l(2007)05—0130—07。
一。
新批评与中国现代文论的特殊关系，是一个值得我们认真探索但没有引起充分注意的问题。
我们是一个重视历史的国度，“鉴往知来”是我们观察事物的一个基本立足点。在20世纪末对中国百年学术史的回顾中，中国现代文论的西化是90年代以来国内学界广泛关注的重大课题，但是中国文论如何西化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西化，在讨论中却往往语焉不详。笔者以为，不是停留于泛泛而谈，笼统地斥为西化，而是在这些细部认真思考，这才应该是着力点之所在，中国现代文论的西化主要是向着侧重社会历史内容的马克思主义化，而另外一些重要的西方文论流派尽管在西方声势显赫，但在中国却影响甚微，这里显示出在中国现代文论西化的过程中我们作为接受主体的独特选择，对这些地方仔细地咀嚼和品味，对于中西诗学话语异质性的比较研究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现代世界语言学领域有一个显著特征，长久困扰人类的巴比塔困境已经消除，“一个占绝对统治地位的语言逐渐在世界上大范围流行……那就是英语”，“到现在英语毫无疑问已经是最受欢迎的外语了”，“英语似乎已经被全世界接受为科学通用语”。从更广阔的背景来看，19世纪的英国是“日不落帝国”，其殖民地遍及世界，极大地推广了英语在世界范围内的使用。20世纪经过两次世界大战以及苏联和东欧的崩溃，到世纪末叶美国已经跃升为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继续保持了英语在世界范围的强大优势。种种特殊的历史机遇赋予英语无与伦比的国际地位。实际上，在二战以后，英语已经成为国际学术界的主流语言，在现代中国，英语也是中国人掌握的主要外国语种。
新批评源出于英国，繁荣于美国，是现代英语学界文学研究中影响最大的一个理论流派，持续时间也最长。20世纪20年代新批评肇端于英国，30年代形成于美国，40和50年代在美国文坛占据统治地位。60年代开始退潮，70年代后让位于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等派别。其影响在西方经久不衰，一直到今天，英美大学里的文学系还会要求学生做一个“新批评式的细读”，因此，新批评不仅是现代西方形式主义文学理论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而且也已经成为西方文论沉淀下来的基础。
与此相应的是，在五光十色的现代西方批评流派中，新批评在中国的传播具有显著特点，一是传播时间早，二是时间跨度长，三是新批评的主要代表人物瑞恰兹、燕卜荪等人曾长期在中国讲学，特别是最后一个特点，其他西方文艺批评流派难以望其项背。1929年华严书店就出版了新批评派早期代表人物瑞恰兹的《科学与诗》，其时新批评派正在英国兴起。曹葆华译本《科学与诗》于1937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瑞恰兹1929—1931年应邀来清华大学讲学，燕卜荪于1937年和1 947—1952年间先后来北京大学任教。1962年，《现代美英资产阶级文艺理论文选》由作家出版社出版，收录了一些新批评的代表性论文，包括卞之琳译艾略特的《传统与个人才能》、杨周翰译瑞恰兹的《文学批评原理》、袁可嘉泽布鲁克斯的《反讽——一种结构原则》等。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对文艺研究领域庸俗社会学的批判和反思，新批评代表人物及其著作在中国的译介逐渐多了起来。1986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赵毅衡著《新批评——一种独特的形式主义文论》以及《“新批评”文集》(赵毅衡编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2000年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再版)、《新批评》(史亮编，四川文艺出版社1989年5月初版)、《艾略特诗学文集》(王恩衷编，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版)、《文学批评原理》(瑞恰慈著，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2年)、《朦胧的七种类型》(燕卜逊著，中央美术学院出版社1996年)等，加上韦勒克等人的多种著作在中国翻译出版，新批评的材料介绍大体完备。
令人吃惊的事实是，新批评对中国文论界的影响始终不大。有学者认为，在20世纪40年代，朱自清和袁可嘉的诗论曾经受到新批评的某种影响。80年代中期，中国文艺研究领域一度出现了“向内转”的思潮，但是，有趣之处在于，这种“向内转”以区分文艺的“内部规律”和“外部规律”始，迅速以走向“文学的主体性”理论终，换言之，这种“向内转”并没有走向文学形式的研究，而是步入了探索文学创作的心灵世界，所谓人的“广阔的内宇宙”，进而文艺与生活、文艺与政治，以及文艺心理学等分支领域热了起来，文学研究的哲学基础开始发生变动，围绕刘再复1985年前后发表的《性格组合论》、《文学研究应以人为思维中心》、《论文学的主体性》等论著展开了广泛争鸣，而对于艺术形式的关注就此悄悄从边缘滑过。可以这样讲，在新时期文艺思潮的争鸣中，文学形式从来没有引起过广泛关注。在陆梅林、盛同主编的《新时期文艺争鸣辑要》(重庆出版社1991年)、汤学智《新时期文艺热门话题》(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年)等回顾新时期文艺争鸣的著作中，均未提及关于文学形式的热点问题，新批评始终未能在中国文坛找到强大共鸣点。如果我们稍加对照，不难发现，以注重社会历史批评见长的马克思主义文论、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后殖民主义文论等，始终活跃在中国文论界的中心，波涛迭起，浪花飞溅，而新批评式的研究却总是静静地蜷缩于我国文论殿堂的某个不引人注意的角落。同样是西方文论，在中国的命运却如此不同，令人感慨，启人深思。
二。
韦勒克和沃伦合著的《文学理论》一书于1942年在美国首次出版，自出版以来大量发行，已先后有西班牙、意大利、日本、德、希伯来和印度等多种语言的译本，风行于世，广泛流传，是近30年来西方文艺学具有权威性的杰出著作，至今仍然被许多大学采用为教材，在西方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就方法论而言，可以说是为“新批评”作了一次很好的总结。但此书迟至1984年才得以首次在中国大陆出版，原因何在呢?王春元“译者序”说：
在文学观的某些基本立场上，诸如文学的本源、文学与现实的关系等，自然和我们的理解存在着根本的差别。特别是当问题涉及马。
克思主义文艺学的范畴时，作者不唯评价甚低，而且往往做出很武断的错误解释。
这个解释是很有代表性的，此论中“很武断的错误解释”云云，我们今天回头再看，自然不必都一概赞成，但是在关于新批评文学观的基本立场(还不仅仅是“某些”)与我们存在着根本差别这一点上，作者所论还是颇为精辟的，正因新批评与我国文论之间的明显异质性及诸多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使新批评在中国始终居于边缘地位。
当新批评出现并传人中国之初，正当中国社会充满高度压抑与剧烈反抗的“红色三十年代”，来得不是时候。在苏联的“拉普”和日本的“纳普”等无产阶级文学组织和运动的影响下，中国的普罗文学即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方兴未艾，蓬勃发展，20年代后期，创造社、太阳社相继成立，在声势浩大的“革命文学”论争之后，又于1930年3月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左联是国际革命作家联盟的一个支部，创办多种刊物，自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致力于有组织地较为系统地译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当时中国内忧外患，外临日本帝国主义吞并中国的危险，内有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之后左翼运动的重新高涨，在这种情况下，注重社会功利性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使新批评根本无法望其项背。
新批评首先是与我国现代主流文论之间存在着意识形态上的异质性，两者之间的不兼容是很显著的，应该说是存在着文艺观念上的根本冲突。袁可嘉在60年代初期两次论及新批评，对新批评的总体评价是根本否定的，斥之为“从垄断资本的腐朽基础上产生的并为之服务的反动的文化逆流”，对新批评重要代表人物艾略特的评价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美英两国资产阶级反动颓废文学界一个极为嚣张跋扈的垄断集团的头目，一个死心塌地为美英帝国主义尽忠尽孝的御用文人。”值得注意的是，作为一个有着较高学术造诣的学者，袁可嘉的批评尽管带有那个时代的鲜明意识形态色彩，但是并未简单地把文学和政治混为一谈，而是以现实主义文论为典范，对艾略特作了学术上的具体剖析，他认为艾略特“从四个方面穷凶极恶地向现实主义进攻”，具体如下：
他以“皈依传统”说割断历史，取消现实；他以“表现主观世界”说抹煞文艺的唯一源泉——社会生活；他以“诗人媒介”说抽掉世界观对创作的指导作用；他以“艺术自足”说否定文艺社会功能和教育作用。
袁可嘉的确道出了英美新批评与作为中国现代主流文论的马克思主义文论在意识形态上难以逾越的鸿沟及由此带来的在艺术理论上的鲜明异质性，总体上还是比较到位的。
新批评是一个理论特点和艺术个性极其鲜明的批评流派，它在本质上是一种形式主义文论，起源于19世纪的“唯美主义”或称“为艺术而艺术”的文艺思潮，这种思潮公开宣称“拜倒在形式美的脚下”。按照新批评的观点，不必研究作家与作品的关系，因为这是将诗与其产生过程相混淆，流于传记式批评，也不必研究作品与读者的关系，因为这是把诗与它产生的心理效果相混淆，流于印象批评。新批评明确地坚持形式至上论，包括艺术自足、排斥“非艺术”批评标准，研究的主要文类是抒情诗，在细读中理解词汇的细微差别，兰色姆把新批评建立在明确的文本中心论(textual criticism)基础上，强调文本自身是独立和自足的，坚决割断文本和作者本人及历史语境的联系，拒绝对文本进行包括历史的、心理的或社会的所谓“外部研究”，致力于对写在“纸页上的词汇”(words on thepage)进行“内部研究”，用艾略特的话来说，诗“首先应该被当作是诗而不是别的什么东西”，这些构成了新批评的基本法则。而我们有着不同的思路。在中国现当代文艺思想史上，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长期享有至高无上的法典地位，我们不妨将两者加以对照：
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
根据文章中的观点，并且毛泽东作为革命家也一贯坚持这个观点，即革命队伍里有两支军队，一支是拿枪的军队，另一支是拿笔的军队，笔也是枪，也是打击敌人的锐利武器，而文学艺术工作者就是属于拿笔做刀枪的军队。这并非仅仅属于毛泽东的个人爱好，同时也是当时一种广泛流行的社会思潮，用一个苏联式的说法，叫做“时代的威严命令”，而这些理论思路与新批评的一整套学术理念都是格格不入的。考虑到十月革命之后到苏联东欧崩溃之前东西方之间的意识形态尖锐对立和冲突，新批评在英美文论界长时间的强势恰恰注定了它在马克思主义处于中流砥柱的中国文论界相应地只能处于弱势，这是合乎逻辑的必然结果。
三。
但是结论到此为止，我们就是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了，而问题绝非如此简单。
新批评反对印象式批评。印象式批评认为文学“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关于文学艺术，我们只能感受，而无法分析，这是一种由来已久的观点，18世纪法国哲学家孔迪亚克(Etienne Bonnot deCondillac)的一句名言是“对于美，你的道理越好，你的体会越糟”，印象式批评家拒绝承认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是两种不同的工作，而是根据自己的感触写批评，这是一种朦胧感悟式的“以诗解诗”式的批评，拒绝任何批评标准，这样的批评者往往自身也就是诗人或作家。印象式批评在19世纪末曾经在西方盛极一时，法郎士的名言是，批评就是“灵魂在杰作间冒险”，甚至声称：
批评家应当坦白地说，“关于莎士比亚，关于拉辛，我谈的就是我自己”。
简言之，印象式批评拒绝承认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工作，而在作为学院派的新批评看来，文学研究与教学需要规范化的方式，学生要求学到一套术语、一套批评程式，而不是模糊的因人而异的感受。布鲁克斯和沃伦编的教科书《怎样读诗》(1938)、《怎样读小说》(1943)以及布鲁克斯与海尔曼合著的《怎样读戏剧》(1947)，被认为是新批评影响最大的著作。不少当代批评家和诗人都承认新批评“教会了整整一代人如何读作品”。
新批评的一个基本点在于把文学批评科学化。赵毅衡对新批评关于科学化的意义作了解释：
所谓科学化的第一个意思是指文学批评有一定的规范，像科学一样有一套“客观上可以转换的方法系统”。它的第二个意思是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应用到文论中来，这是从十九世纪初自然科学取得巨大成就后盛行起来的做法，二十世纪这种热情更为高涨：心理学，人类学，社会学，语言学甚至数学涌入文论大门。而文学理论越来越成为跨学科研究。
本体论(ontology)本来是一个哲学术语，兰色姆却把它应用于文学理论，兰色姆在1931年写成的《诗歌：本体论札记》中，第一次提出了“本体论批评”的口号，在30至40年代写成的几篇论文中，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