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当代中国宪政文化建设
[摘要]：有宪法未必有宪政，作为西方泊来品的宪政文化是宪政得以实现的深层次原因。
文章在探讨西方宪政文化的主要内容及回顾百年中国立宪教训的基础上，对当代中国的宪政文化建设提出了具体的建议。
[关键词]：宪政 宪政文化 有宪法未必实现宪政，宪法仅是宪政的前提之一，是实现宪政的必要而非充分条件，如今在学术界已成为基本通识。
从世界范围来看，当今不立宪的国家已几近于无，但实际上真正实行宪政的国家却仍然为数不多。
回顾中国立宪史，自晚清政府颁布《钦定宪法大纲》以来，中国立宪已逾百年，然迄今宪政始终却未能在中华大地上实现。
究其两者的原因，固有多端，然宪政文化之缺失乃为其深层次之原因。
这里所谓的宪政文化，指的是人类在追求和创建宪政这一政治形式的政治历史实践中，形成的有关宪政的意识形态。
具体而言，它包含了建立一系列的制度，培养人们对宪法发自内心的尊崇，以使宪法规范得以落实，保证宪法最高权威的实现。
[1]因此，结合中国百年立宪的历程，探讨宪政的文化基础，对当代中国的宪政建设不无裨益。
一、宪政文化是西方的泊来品宪政是西方文化传统所内生的一种现象，是西方社会、文化自然演进的结果。
当代中国的宪政文化建设，必须追溯到西方文化的源头对西方文化作简要的巡礼，以探寻宪政文化的历史根源。
1、“性恶论”假说——制度建设的前提西方“性恶论”来源于基督教的“原罪说”，即人类远祖亚当、夏娃犯下的原罪，认为人身上有其不可消解的罪恶，在完美的神性与不完美的人性之间，永存幽暗。
[2]基于这种发自对人性中与生俱来的阴暗面和人类社会根深蒂固的黑暗势力的正视和警惕的幽暗意识，西方文化对人性持低调的态度。
“谁认为绝对权力能纯洁人们的气质和纠正人性的劣根性,只要读一下当代或其他任何时代的历史,就会相信适得其反。
” [3] “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变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
[4]休谟认为，“政治作家们已经确立了这样一条准则，那在设计政府制度和确定几种宪法的制约和控制时，应把每个人都视为无赖——在他的全部行动中，除了谋求一己的私利之外，别无其他目的。
”[5]托马斯•杰弗逊说过：“信赖，在任何场所都是专制之父。
自由的政府，不是以信赖，而是以猜疑为基础建立的。
我们用制约性的宪法约束受托于权力的人们，这不是出自信赖，而是来自猜疑。
……因此，在权力问题上，不是倾听对人的信赖，而是需要用宪法之锁加以约束，以防止其行为不端。
正是基于对人性的怀疑而产生的对拥有权力的政府的不信任感激发了有限政府以及通过具体的制度设计来限制政府权力的必要性，由此构筑了宪政理念的理论假定前提。
2、社会契约理论——政府产生及其权力正当性的来源在西方政治法律思想史上，社会契约理论是源远流长影响深远的理论。
古希腊智者学派的代表人物普罗泰戈拉、安提丰较早地提出了社会契约的思想。
[7]古希腊的伊壁鸠鲁最早从理论上系统阐述了社会契约思想，“用社会契约观点来说明法律，认为公正是社会的、彼此约定的产物”。
[8]而在西方文化之“灵”的犹太文化中，《圣经》就被视为犹太民族与上帝之间的一种契约。
在中世纪早期，西方就形成了这样的观念：“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本质上是契约关系”，“尽管王权自身有着神圣起源，但特定君主取得王权的基础是他与人民的双方契约。
”[9]中世纪国王和贵族之间关系是一种契约关系，而领主与农民之间的关系虽有较大的任意性和专断性，但它仍带有契约关系的特点。
城市形成后，也按那个时代日尔曼人的习惯，以契约的形式确认城市的地位、权利以及城市内部关系和事务。
许多城市和城镇是依靠一种庄严的集体誓约而建立起来的，这些誓约是由全体公民为捍卫曾公开向他们宣读的特许状而作出的。
在某种意义上，特许状是一种社会契约；实际上，它是近代政府契约理论产生的主要历史渊源之一。
[10] 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格老秀斯完成了由古代契约论向近代契约论的最终转型，霍布斯、斯宾诺莎、洛克通过其社会契约论主张共同开创了西方的自由主义传统，此阶段的契约论在很大程度上去除了超验色彩，更具有工具性的特点，从中逻辑地推演出了宪法产生的必然性。
1620年由一批移居北美的清教徒签订的“五月花公约”是其较早的实践，而美国独立宣言、美国宪法、法国《人权宣言》是其政治上的实践，宪法实质上成为社会契约的法律表现形式，它阐明了国家权力根源于人民以及国家权力的正当性问题，确立了个人对国家的主体地位，为近代宪政国家理念铺平了道路。
3、权力分立与制衡——政府权力行使的规则在政治法律思想方面，西方文化一直有权力多元的传统。
早在古希腊时期，柏拉图就提出了对后世影响深远的“混合政体”学说。
亚里斯多德也把民主政体和寡头政体相混合的政体作为一种理想的政体，而且还第一次系统地提出了国家权力分立的观念，认为只有实行国家议事、行政和司法三种机能的分工，才能建立一个良好的政体。
古罗马思想家波利比阿进一步发展了制约、均衡和分权理论，他使用的混合政体概念不仅包括希腊人所说的各种社会力量之间的混合与平衡，还包括国家权力体系不同组成部分和机构之间的制约与平衡，不仅指出了权力分立的思想，而且还提出了权力制衡的观念，认为任何一种权力都不能超越其他权力之上。
古希腊混合政体政府在西赛罗的政治法律理论中得到继承和完善，西赛罗的混合政体的基础是和谐理论以及所有人的自由和平等，他比古希腊人更加强调不同政体因素之间的均衡。
不仅如此，他还要求在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之间实现平衡，而这里所谓的平衡就是今天我们所讲的“牵制”。
中世纪的托马斯•阿奎那也是主张混合政体理论的，并巧妙地运用《圣经》来论证混合政体的正当性。
至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分权政府取代了混合政体理论。
洛克为现代分权理论奠定了基础，提出立法权、执法权及对外权分立的思想。
孟德斯鸠主张权力不但应当分立，而且还应当相互牵制以达到某种平衡，提出立法、行政与司法三权分立理论，其分权思想已被历史证明有相当的真理性，被思想界推崇为权威的思想。
康德从哲学上证明了三权分立的普适性以及三权之间的彼此协作、彼此从属的关系。
黑格尔则创造了与政治国家相对应的市民社会理论，主张在分权的基础上不同权力之间形成牵制的关系，其中特别强调司法的独立地位，指出司法应独立于政治国家。
美国建国之初的以杰斐逊为首的民主党人和以汉密尔顿为首的联邦党人都主张分权，并主张三权应当相互制约与平衡，防止一权独大，并将该理论运用于政治实践，结出以分权为基础的美国宪法之硕果。
在政体上，古希腊时代的雅典在统治机构的设置方面，不但职能相对分立，而且还含有一定制衡因素。
古罗马虽然建立了统一的帝国和中央集权的体制，但其社会却蕴涵了许多导致权力多元和制衡的潜在因素，这些因素后来在欧洲中世纪得以发展为权力制衡的实践。
事实上，欧洲中世纪存在宗教与世俗、王权和教权的分立和对抗，没有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法律也呈现出多元的状况：教会法庭倾向于适用教会法；行会法庭则适用商法；而城镇中的其他一些法官又倾向于寻求适宜的规则——首先是地方习惯或法规，其次是在大学法学者的帮助下用“欧洲普通法”来弥补空白。
[12]在资产阶级革命期间，构成英国政治权力格局的阶级基础虽有所变化，但仍然是国王、新贵族和代表平民的资产阶级的三足鼎立局面。
在此期间所形成的一系列宪法性文件和惯例仍然是多元政治权力之间斗争和妥协的直接产物。
美国同样继承了英国以多元的利益集团为载体的政治权力多元与制衡的传统，宪法和宪政实践中确立了分权与制衡原则。
4、法律至上与法律信仰——法治原则得以生成的根源在西方文化中， “法律的历史性与法律具有高于政治权威的至高性这一概念相联系”，[13]法律高于政治是西方一贯的传统。
古希腊时期，苏格拉底倡导“服从法律是公民的最大义务”。
亚里士多德认为“法律是正义之树上结出的果实”，亚里士多德和古罗马思想巨匠西塞罗都认为理性的和正义的法应该具有普遍约束力。
甚至罗马皇帝狄奥多西在一封信中也指出：“如果君王自愿承受法律的拘束，这是与一个统治者的尊严相称的说法；因为甚至我们的权威都以法律的权威为依据。
”[14]这些思想因素对以后欧洲中世纪的传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托马斯•阿奎那认为立法者（皇帝）应当受自己制定的法律的约束，按照上帝的判断，一个君王不能不受法律的指导力量的约束，“应当自愿地、毫不勉强地满足法律的要求”。
欧洲中世纪由于日尔曼法中古老的“王在法下”传统的影响，加上 “由于不能形成一个绝对的至高无上的人格化的权威，而是权威的多元格局，这就为‘法律至上’观念的生长提供了土壤和提前条件。
” [15] “自12世纪起，所有西方国家，甚至在君主专制制度下，在某些重要的方面，法律高于政治这种思想一直并广泛讲述和经常得到承认。
” [16]在英国，“在同专制王权的斗争中，普通法成为议会政党手中的强大武器，因为普通法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某种韧性，它的繁琐的和形式主义的技术，使得它能够顽强地抵制来自上级的进攻。
自那时起，英国人便把普通法看作基本自由的保障，用它保护公民的权利、对抗专制权力的肆虐。
”[17] 5、自然法思想——法律信仰的超验基础马里旦认为，“真正的自然法观念是希腊和基督教思想的一种遗产。
”[18]自然法思想将法律与正义联系在一起，将正义喻为法律的内在属性，所有的法律都要接受最高的、永恒的自然法的评判，不正义的法律不是法律。
自然法为法律赋予了神圣性，是法律至上的理论基础，同时也为法律信仰奠定了超验的基础。
在古希腊，智者学派即对自然法思想做了初步的表述，经过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斯多德，到斯多葛学派则提出了完整的自然法理论。
到古罗马，西塞罗继承并进一步发展了斯多葛学派的自然法思想，认为自然法是由上帝创造的，符合人的自然本性的，超越国家、民族和时代的永恒不变的法。
中世纪经院哲学巨子托马斯•阿奎拉将自然法与神法予以融合，创造了他的永恒法、自然法、神法和人法的四种法的分类，并且在坚持自然法不变的前提下，承认自然法具有某种可变的思想，为现代自然法的复兴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到了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前夜，格老秀斯、斯宾诺莎、霍布斯、洛克、孟德斯鸠、卢梭等一批古典自然法思想家系统地论述了自然法与国家和法律的起源，为资产阶级革命提供了理论武器，而美国理性主义自然法学杰斐逊、潘恩、汉密尔顿，则进一步将人民主权、社会契约思想发展为系统的宪政思想。
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美国独立战争和美国宪法的诞生、法国***和法国《人权宣言》的诞生则是自然法思想在政治上的实践，其成果直接体现为宪法中的法治原则，其标志之一就是用法律控制国家权力。
至十九世纪，由于法律实证主义的兴起，自然法思想曾一度处于沉寂的状态，但“二战”后又迅速地勃兴，产生了马里旦、菲尼斯、富勒、罗尔斯等一批有巨大影响的自然法学家，而且作为现代分析法学派的代表人物哈特也向自然法靠拢，提出了 “最低限度自然”的概念。
二、百年中国立宪史的反思与西方宪政文化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是找不到保障人权、权力分立与制衡、法律信仰等这些内容的。
相反，从总体上来看，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呈现的是重刑、专制、法律工具主义等特征。
[19] 晚清中国立宪完全是基于西方列强外来的压力，西方的宪法植入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土壤，结果证明，结出的只是一颗苦涩的果实。
近代中国，中华民族面临的严重生存危机使救亡图存成为知识分子的使命，伴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从学习西方器物“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洋务运动到设议院、开国会的“戊戌维新”，当时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所想到的只能是从他们所认为的导致西方列强富强的诸因素的超市货架上取出自己所看中的东西，以期为我所用，实现富国强兵的目的。
“救亡压倒启蒙”，使得人们没有足够的条件和从容的心态从本源意义上来体味宪政文化的内在价值，特别是日俄战争中“立宪的日本战胜不立宪的俄国”对中国知识分子产生了强烈的刺激，负笈东瀛学习法政以期实现立宪救国的目标成为其时有志青年的理想及时代追求。
因此，对中国的败亡进行救赎的现实需求使得近代知识分子们不约而同地在宪法与宪政之间建立了必然的联系，借用近代中国“体用之争”中“体用”的概念，可以说“富强为体、宪政为用”是近代以来中国影响最大、最深远的一个宪政文化范式。
在这里，宪政这个概念并不具有道德信念的诉求，也不具有任何价值的归属，它只是作为一种被人们寄予厚望的可能有用的物品而已，因此，它明显的带有工具性特质。
这一范式的背后所隐藏的逻辑结论是:人们一旦发现宪政根本没有用，或者是不如当初想像的那样有用时，宪政的末日也就为时不远了。
[20]事实上，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宪法变迁史已充分地证实了这一点。
“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宪法变迁史简直不堪回首。
它以‘君权宣言’开始，以破坏宪政的‘临时条款’结束，历时41年（1908—1949）。
其间宪法性文件变动频繁。
经立法机关（含宪法起草委员会）通过的各类宪法、临时宪法（约法）、宪法草案共15件，—————，其中胎死腹中的宪草5部，真真假假的宪法共10部，平均约4年出台一部宪法，不到3年一部宪法或宪法草案”，“在全国范围内生效的宪法（哪怕是形式上）一天也没有过”。
[21]宪法在这里仅仅是因为在宪政政治的历史潮流滚滚不可阻挡的形势下，当政者为了缓和国内矛盾为做粉饰而使用的道具罢了。
新中国立宪的历程同样也可以证实“富强为体、宪政为用”范式影响的深远。
在长期的革命战争年代，特别是在抗战后期反对国民党一党专制的斗争中，毛泽东提出要“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实行“新民主主义宪政”，并明确提出了建设“自由民主的中国”这一概念。
他在1940年发表的《新民主主义宪政》中指出：“宪政是什么?就是民主政治。
”“世界上历来的宪政，不论是英国、法国、美国，或者是苏联，都是在革命成功有了民主事实之后，颁布一个根本大法，去承认它，这就是宪法”。
在他看来，既然新中国已经建立并且业已宣布“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民主就已经成为了事实，宪法也将之固定，因此无需再谈宪政了。
因此，在建国后，宪政处于被冷落的处境，特别是由于十年“***”的影响，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宪政政治一直遭到漠视和批判，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是资产阶级虚伪的超阶级的民主的体现，法治这个概念也受到了批判，甚至连法制在很长的时间内都未受到重视，而是习惯于用政策和政府行为解决问题。
在这种思维支配下，宪法本身即承载着政治期望和富强的寄托，因此，从建国后就形成了一个每当新领导人上台或政治、经济政策转轨即修改宪法的惯例，在这里宪法完全被赋予工具性价值。
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建国后，宪法修改频繁，作为国家根本大法的宪法一直处于不安定的状态。
当前，中国正处在“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伟大历史进程中，宪政成为追求的目标，除了应进一步制定和完善宪法外，更为重要的是必须解决深层的有关宪政文化建设的问题。
如果不唤起公民的宪政意识，不去改良中国传统公法文化中的非法治思想，实现宪政政治的理想仍会成为泡影。
[22]三、当代中国宪政文化建设的途径当代中国，在经济高速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由于长期忽视了宪政文化建设，现实中，存在着诸如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制度反腐机制远未建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能充分发挥作用等问题，至于反腐败形势日益严峻、公民的法律意识落后普遍缺乏守法的自觉性等现象则更是有目共睹，可以说，建设宪政国家任重而道远。
历史已充分证实了“光有宪法，没有行宪的社会环境，没有护宪的法律机制，是不可能实现真正的宪政的”，[23]因此，宪政文化建设已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课题。
但是，必须认识到的是：宪政文化的构建是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决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够完成的，从总体上看，它是基于整个社会发达的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宪政意识互动的必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