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在我国民事立法上确立遗失物拾得人的报酬请求权

在日常生活及社会活动过程中，丢失物品的现象屡见不鲜。失主为了寻回物品，多方查找者有之、登报悬赏者有之，可谓焦虑万状甚至寝食难安。此时，遗失物拾得人直接或间接将拾得物返还给失主，毫无疑问是解除失主窘状的最好办法。然而，实际情况往往是拾得人要么将拾得物私自瞒下、要么不愿返还，前者使失主无从查找，后者使双方失和进而酿成纠纷。因此，检讨我们时下的有关法律规定，发现症结并加以改进，不言而喻，将有助于使遗失人与拾得人间的关系依照法律纳入有序化轨道。笔者认为在民事立法上确立遗失物拾得人的报酬请求权，就是颇为值得研讨的问题之一。中国编辑。　　一、我国民事立法上确立遗失物拾得人报酬请求权的必要性　　（一）我国在相关问题上的民事立法现状　　目前，在我国民事立法上，规制遗失物拾得问题的明文规定就是民法通则第79条，该条第2款规定：“拾得遗失物、漂流物或者失散的动物，应当归还失主，因此而支出的费用由失主偿还。”与此相关的司法解释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法通则》的若干问题的意见的第94条，该条规定：拾得物丢失、毁损，拾得人没有故意的，不承担民事责任。“拾得人将拾得物据为己有，拒不返还而引起诉讼的，按照侵权之诉处理。” 　　纵观上述规定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第一，遗失物所有权或占有权属于失主，拾得人有归还拾得物的义务；第二，拾得人归还拾得物是无偿的，失主取回遗失物不需要向拾得人支付报酬。显而易见，产生拾得人隐瞒拾得物或拒绝返还拾得物结果的重要症结，不在于第一点结论而在于第二点结论，即拾得人没有报酬请求权。也就是说，拾得人有向失主归还拾得物的义务，，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是没有多大争议的，事实上在现今普通社会公众的心理上也是认可的，而拾得人无偿将拾得物归还失主则是争议的焦点，是现在的相关法律规定不能在社会生活中得到彻底贯彻的关键。因此，消除现行法律规定中的阻滞因素，确立遗失物拾得人的报酬请求权，是完善相关民事立法的必由之路。　　（二）在民事立法上确立遗失物拾得人报酬请求权的必要性　　1，确立遗失物拾得人的报酬请求权是我国当今社会发展阶段的需要。现在法律规定没有确立遗失物拾得人的报酬请求权，其思想上的根据就是认为肯定此种权利有违社会主义道德。的确，“拾金不昧”一直被认为是一种传统美德。正因为属于“美德”才表明它是一种高尚的、理想的道德，在社会公众中只存在于少数优秀分子的思想与行为中，而不能把它视为全体社会公众的实际道德水平。而法律作为一种行为规范，其对象是全体社会公众，只把少数人所能实践的行为作为法律要求，其结果必然是使法律规定在实施过程中受挫，目的难以达成。关于对法律的态度，美国著名法官霍坶斯曾称，“如果你只想知道法律而不是其他什么东西，那么你就一定要从一个坏人的角度来看法律，而不能从一个好人的角度来看法律，因为坏人只关心他所掌握的法律知识所使他预见的实质性后果，而好人则总是在不明确的良心谴责状态中去寻找他的行为的理由—是否超出了法律规定范围。”1尽管上述观点并不十分恰当，但也不乏合理性成分，那就是让普通人依美德（虽然此种美德已上升为法律）行事是不现实的。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又刚刚起步，趋利思想广泛存在，况且我们在看到拾金不昧是传统美德的同时，也不能忽略“拾得物归己不违法”的观念在人们头脑中根深蒂固的现实。2“当一条规则或一套规则的功效受到道德上的抵制和威胁时，它的效力就有可能变成一个毫无意义的外壳。”3所以，确立遗失物拾得人的报酬请求权，变无偿归还为有偿，是符合当今社会的实际道德水平的，而且依法理权利人可以放弃权利，拾得人自愿无偿归还拾得物也是可以的，并不妨碍发扬社会主义道德。 　　2，确立遗失物拾得人的报酬请求权是使法的效力与功效相统一的需要。一条法律律令的效力必须同其在社会制度中的功效区别开来，“只有当组成社会的人—无论是官员还是大多数私人公民—的实际行为与宪法规定、制定法规或判例法规定所指定或认可的标准相一致时，这些规定才在该社会中具有功效。”4因此，功效问题涉及的是法律规范可适用于的那些人是否真正遵守这些规范的问题。如果依法颁布的法律规范没有被其所适用的人遵守，只能说其有效力而不能说其有功效，效力与功效是非统一的，规范并未发挥应有的作用，只不过是一纸空文。我们在立法上要求拾得人无偿归还拾得物，如果拾得人将拾得物瞒下或不返还，相应法律规范只能是有效力而无功效，两者就会产生分歧而未能统一。最高人民法院在贯彻执行巜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中的所谓“拒不返还引起诉讼的，按照侵权之诉处理”，只能在较狭窄的范围内得以实现，“拒不返还”表明的只是知晓拾得人是谁的情形，如果拾得人隐瞒不报，在不晓得何人拾得的情形下，失主将无人可诉！民法通则的相关规定在很大程度上无法得以实现，乃是不争的事实。也正是碍于此种现实，失主以悬赏向拾得人进行妥协是经常的，即使在知晓拾得人的情形，也往往以给付一定的报酬而私了。上述现象实际上是在规避国家法，消弭了现行法关于遗失物拾得规定的功效。这种“国家法和民间法在文化上的阻隔，最终将伤害到国家法的实施，因为反复的、经常的规避很可能常规化，从而形成与正式法相抗衡的亚文化。”5此种情形将导致法律的尊严受到损害，因为它并没有得到应有实施，在社会生活中的功效是微乎其微的。确立拾得人的报酬请求权，使其乐于与失主达成和谐，法律规范的效力与功效就能在较大程度上得以统一，也有助于维护法律的尊严。

3，确立遗失物拾得人的报酬请求权是完善现有法律规定的需要。也许有人认为无因管理制度可以使遗失物拾得人的利益受到补偿，从而没有必要确立遗失物拾得人的报酬请求权。笔者认为此种观点不无商榷之处：第一，两者的目的不同。无因管理制度着眼于鼓励没有义务的人主动去管理他人事物，减少本人利益受到不应有损失的机会；赋予遗失物拾得人报酬请求权的目的则是促使已经占有他人财物的拾得人交出该项财物。第二，两者的行为人利害关系不同。无因管理中的管理人不进行管理行为，他不会获益，也就不存在抵触无因管理规定的内心倾向性；遗失物拾得人如不归还遗失物会从中取利，所以他有抗拒法律规定的内心倾向性，赋予其报酬请求权而不是无偿归还遗失物将减少其采取不作为的可能性；第三，两者的行为主观心理不同。管理人是没有法定或约定义务的人主动去管理他人事物，因此从心理上讲他是积极的，通俗的讲是属于助人为乐的人，他做出管理行为一般而言不是出于逐利，也就不会太计较利害得失；拾得人归还遗失物是被动的，因此从心理上讲他是消极的，易于计较利害得失。第四，两者的法律效果不同。无因管理制度的法律效果是管理人将管理结果转移给本人，本人对管理人的所花费用予以补偿；遗失物拾得人的报酬请求权的效果主要是拾得人将拾得物归还失主，失主将一定比例的价值付给拾得人，而不以拾得人花费与否为条件。总之，无因管理制度并不能圆满解决遗失物拾得问题，代替不了遗失物拾得人报酬请求权的作用。此外，根据各国的立法经验，遗失物拾得人的报酬请求权与拾得人取得所有权等规定联系在一起，从而形成一套规制遗失物拾得问题的制度。 　　4，确立遗失物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