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金融与环境制约的互动效应
[内容摘要]能源金融是将能源资源与金融资源整合，能源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不断耦合优化，促进能源产业与金融业良性互动、协调发展的一系列金融活动。
中国经济发展面临越来越趋紧的资源环境瓶颈约束，借助能源金融架起中国从“黑色经济”到“绿色经济”转轨的“金色桥梁”意义重大。
本文将能源、能源金融和环境作为一个系统，研究能源金融与环境制约间的互动效应，力求促进能源开发利用和环境保护互动共赢，为实现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选择提供理论借鉴。
下载论文网 [关键词]能源金融；环境制约；互动效应；绿色经济 一、引言 2013年1月10日开始，中国北京、天津、河北、河南、江苏等地区笼罩在雾疆之中，能见度低，空气严重污染。
航班延迟，出行受限，连人们最自然的呼吸都已受到威胁。
统计显示，2013年雾霾影响波及25个省份、100多个大中型城市，全年全国平均雾霾天数29.9天，创52年来之最。
2013年中国废气中主要污染物排放量二氧化硫为2043.9万吨，氮氧化物为2227.3万吨。
面对环境困境，中国政府从宏微观层面展开系列的节能减排、推广新能源技术与产业结构调整等措施。
2013年9月国务院正式公布《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切实改善空气质量，要求2017年全国PM10浓度普降10%，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区域的PM2.5浓度分别下降25%、20%和15%左右的约束性指标，要求经过五年努力，全国空气质量总体改善。
2014年以来，在世界经济复苏不确定、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经济年均9.8%的高速增长被打破、国际能源等大宗商品价格波幅加大以及降低能源开发利用所带来的温室气体排放量等内外多重因素叠加下，中国政府明确经济预期7.5%的增长速度，第一次从国家战略、顶层设计开始系统性考虑能源、能源金融和环境的协调搭配，以及经济持续健康发展问题。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要求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围绕建设美丽中国，深化并建立生态文明制度，健全资源节约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的体制机制，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现代化建设新格局。
二、文献回顾与思考 “金融”的本质是融资和投资的和谐统一、平衡、持续发展。
而能源金融作为一种金融形态，是国际能源市场和国际金融市场相互渗透与融合的产物。
能源金融现象产生由来已久，最早的能源金融市场始于1886年威尔士卡迪夫的煤炭交易所。
作为世界上最早的能源交易所，它运用金融交易的关系模式进行煤炭交易活动管理，是“能源金融”的雏形。
我国从2004年前后集中出现能源金融的概念，但目前学术界关于能源金融概念尚未有统一认识和严格界定。
首先，国外能源金融早期的研究文献将“能源金融”与“项目融资”等同，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融资”贷款偿还、风险管理、抵押担保等方面。
国内学者基于能源金融是传统金融体系与能源系统相互渗透与融合形成的新的金融系统理念，将能源金融分为能源虚拟金融和能源实体金融，并从狭义和广义两方面对其进行定位。
从狭义来说，能源金融即能源投融资；从广义来说，能源金融是指能源信息与金融信息的关联机制，以及相关产业主体通过关联机制实现能源资源与金融资源的整合，促成能源与金融产业共生，并在此过程中有效防范风险的一系列产业活动及其结果。
基于对能源市场和金融市场的认识，能源金融被界定为利用金融市场来完善能源市场价格信号的形成与传递，管理和规避能源市场风险，解决能源开发利用的融资问题，优化能源产业结构，促进节能减排和新能源开发利用等方面，其核心是能源的市场化定价机制。
其次，国外研究注重金融支持产业的路径，认为传统融资方式已不能满足发展中国家能源产业日益增长的资金需求，项目融资是金融支持能源产业的重要路径。
具体来说，填补能源部门资金缺口的两种办法是增加公共投资和改革金融系统。
但是，支持能源开发利用的金融资本大多流向了发达国家与大的能源项目，发展中国家被忽视。
国内研究认为，能源产业和金融产业的契合在于金融融资功能对能源实体产业的促进作用，一方面是商业银行信贷和开发性政策银行贷款的间接融资；另一方面是能源产业自身的规模、定价、交易特性决定其利用资本市场进行直接融资（公开上市、发行债券、吸收国际战略投资与风险投资等），并实现套期保值、规避汇率风险。
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政府应是金融支持能源发展的主力军；私人资本能给能源发展注入新活力；国外援助组织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能源开发利用资金不足问题。
在实践中，应从能源产业与金融产业的关联机理、金融支持能源产业的路径、能源金融风险控制、能源金融政策等层面建立能源与金融的产业共生机制。
能源产业和金融产业相互依赖，能源产业被金融化、虚拟化的过程，也是其不断创新的过程。
能源大国的能源产业都是金融业的主要利润来源，只要有能源产业，金融业都会渗透，并使其成为自己的存贷款大客户；反之，金融业的支持也促进能源产业的发展与兼并重组。
最后，2009年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在中国绿色公司年会上指出，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之后，企业发展要向绿色经济、低碳经济转型，清洁能源的使用是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途径，是一个国家获取未来竞争优势的关键所在。
通过对中国1978—2007年全要素能源效率和环境污染经济损失占GDP的比重进行测算，分析得出中国环境污染的主要影响因素是全要素能源效率、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要降低环境污染必须提高能源效率，调整产业结构与能源结构。
朱承亮构建基于产出角度的SBM—Undesirable模型，将资源和环境同时纳入效率测算框架，对节能减排约束下中国绿色经济绩效进行了研究。
结果表明，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应优化产业结构、提高能源效率、改善能源结构、加强环境治理，促进经济增长效率改善。
在理论方面，界定能源金融的概念及构建其体系框架；在实践方面，能源产业与金融产业的渗透与整合，涉及融资定价、结构调整、节能减排和碳交易等视角，依旧围绕经济效益展开，鲜有将环境制约纳入其中，将能源金融和环境制约结合起来，对两者的互动效应进行研究。
中国是能源供需大国，能源金融市场化之路、创新化之路是中国能源产业和金融产业融合发展的契机与挑战。
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引入环境变量，将能源、能源金融和环境作为一个系统，研究“能源—能源金融—环境”，即能源金融与环境制约间的互动效应，以实现能源开发利用和环境保护互动共赢，实现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三、能源金融与环境制约间的互动机制分析 当前是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
在“能源—能源金融—环境”共同作用的经济发展中，舍弃其中的任何一个资源，都将造成不好的结果。
因此，中国经济发展应该走出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粗放型、黑色型的“高投入、高能耗、高增长、高污染、低效率”发展模式，走上绿色经济发展之路。
（一）“能源—能源金融—环境”现状分析 第一，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煤炭、原油、电力是中国的基础能源，其供需更是经济的核心动力。
20世纪70年代两次石油危机导致全球经济的波动，使得石油一度成为国家经济走向的关键所在。
2013年中国能源消费总量达37.6亿吨标准煤，是1978年的5.9倍，其中煤炭消费量同比增长3.9%，原油消费量同比增长2.8%。
从国际比较来看，2012年中国日均石油消费量为1020万桶，相当于美国的54.96%，再次成为全球石油消费增幅最高的国家（增长5%，即47万桶/日）。
同时，近年来中国石油自给能力快速下降，进口比例逐步攀高，进口来源趋于集中，其中50%在中东地区。
2013年中国生产原煤36.8亿吨，生产原油2.09亿吨；进口煤（包括褐煤）32708万吨，出口751万吨；进口原油28192万吨。
除传统能源外，中国新能源产业也存在科技创新水平落后、大型设备制造能力薄弱、激励机制不完善、持续发展双效机制尚待建立等问题。
作为资本密集型行业，能源勘探、开发、建设与技术研发需求资金巨大，且具有高风险、高回报的特征。
能源工业传统融资渠道主要是银行信贷的间接融资和政府财政扶持，其中能源产业银行信贷大约占贷款总量的10%。
中国国际能源合作从1993年进口成品油，至今20多年发展历程，已与近40个国家建立了双边国际能源合作，合作品种从油气扩展至可再生能源、科技装备等多个领域。
并伴随着金融因索的介入、非国有企业参与主体日益增多，合作方式及融资模式不断创新。
第二，中国经济到了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经济金融市场化改革日趋完善。
中国能源在宏观经济运行中存在投资规模过大，部分信贷资金流向低水平重复建设领域，金融机构贷款行业集中度过高，产业政策与信贷政策不协调等问题。
这些问题的存在使得两大产业的相互渗透耦合潜藏着巨大的风险，并可能通过产业关联机制导致风险传染。
如当前全球金融危机所引发的国际石油价格暴跌等，这些均会影响经济的协调稳定发展。
因此，亟须建立与产业发展相匹配的能源金融风险预警和控制体系。
中国能源产业发展进入新的战略转型期，煤炭、石油、电力等工业的发展面临着巨大的机遇和挑战。
面对能源危机，中国能源经济的发展亟须发挥金融的资金融通、资源配置优势，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实现节能减排、优化环境与经济增长的共赢。
能源实体金融：①中国暂未出现能源银行；②中国第一家专门投资矿产及新能源资源行业及新能源高科技产业的股权投资基金是“中矿新能基金”；③中国能源企业上市公司中，煤炭行业40家，石油行业21家，涉及新能源71家。
能源虚拟金融：①中国第一个能源商品期货――上海燃油期货，2004年成立；②中国已具有能源远期合约，并参与国际远期合约、互换合约和期权活动；③中国已发行石油、天然气、煤炭和新能源等为标的的股票、债券；④暂无其他衍生品。
同时，从能源金融化和金融能源化的视角考察中国能源金融现状，能源金融化具有代表性的是部分能源企业成立自己的投资公司、上市发行股票、进军资本市场（参与期权、期货、远期合约等）；金融能源化方面，传统金融即银行对能源行业信贷，非传统金融服务即保险、可转债以及创新的第三方融资平台等。
随着能源和金融的不断融合、渗透、促进、制约和影响，通过直接和间接的方式，能源金融已成为一种普遍的经济现象。
第三，中国各地环境指标已敲响警钟，环境污染不仅造成经济损失，甚至引致生命健康损失。
特别是2013年入冬以来，各地PM2.5指数频频爆表，1月和12月京津冀、长三角、中东部地区发生了两次大范围空气重污染，污染程度重、持续时间长，重污染天数占全年重污染总天数的53.4%。
《2013年度空气质量状况》显示，包括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区域及直辖市、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等74个城市空气质量呈现传统煤烟型污染、汽车尾气污染与二次污染物相互叠加的复合型污染状况。
其中细颗粒物（PM2.5）是首要污染物，其次是可吸入颗粒物（PM10）、臭氧和二氧化氮。
74个城市的PM2.5年均浓度为72微克/立方米，仅拉萨、海口、舟山3个城市达标，达标城市比例为4.1%；PMl0年均浓度为118微克/立方米，11个城市达标，达标城市比例为14.9%；二氧化氮年均浓度为44微克/立方米，29个城市达标，达标城市比例为39.2%。
空气污染的负外部性逐渐凸显：据世界卫生组织估计，全球每年直接或间接死于大气污染相关疾病的人数超过300万，约占当年全世界死亡总数的5%左右，因大气污染死亡所引致的经济损失约占全球GDP总值的1.2%～2%。
在长期趋势、短期趋势、气象因素等混杂因素被控制的条件下，研究得出大气中SO2、NO2和PM10浓度每升高10 ug/m3，心脑血管疾病死亡危险性分别增加0.40%、1.30%和0.40%。
中国污染直接经济损失2000年达1.78亿元、2009年4.34亿元；环境污染治理投资额2000年达到1014.9亿元、2009年5258.4亿元、2012年8253.5亿元，分别占当年GDP的1.13%、1.54%和1.59%。
（二）“金色经济”架起“黑色经济”到绿色经济的桥梁 金融本身是一种资源，它具有低污染，甚至是零污染的特性，环境也是一种社会性质的先行资本。
在经济全球化、一体化的大背景下，发挥金融资源自身优势，是实现虚拟经济支持实体经济的必由之路。
“黑色经济”在本文中界定为能源经济，石油、煤炭是经济发展的物质保证，具有稀缺性和不可再生的天然属性，是经济发展的命脉。
“绿色经济”是指在市场导向下，在传统产业经济基础上以经济与环境和谐为目的经济形式，是产业经济为适应人类环保与健康需要而产生并表现出来的一种发展状态。
能源金融，一方面将能源实体性和金融虚拟性相结合，实现能源行业通过金融市场直接融资，虚拟经济支撑实体经济（如能源类期货、衍生品市场等）高效发展；同时，实体经济的发展，可以防止虚拟经济泡沫化和产业的空心化。
另一方面，金融配置定价、保值增值、规避风险等功能有利于能源产业高效发展，既减少环境污染，又降低能源风险。
如图3所示，其中包含四个主要互动机制：①表示“黑色经济”和“金色经济”互动发展中提高了能源利用效率，同时，提高了金融的利润来源，呈现出绿色环保经济的雏形。
②表示“黑色经济”和“金色经济”互相渗透发展中，出现能源金融。
在环境制约下，“能源（实体）—金融（虚拟）—环境”共同作用发展绿色经济。
“绿色经济”的发展，在提高环境质量的同时，经济效益也上升，从而更利于能源和金融的发展。
④表示能源和金融之间（能源金融）内部互动，正负向间的信息交流和风险预警机制。
能源业巨大资金需求来源的方式开始从银行类金融机构的间接融资向金融市场的直接融资进行转变。
在这种转变刺激能源产业自身发展的同时，金融业的业务种类、利润额度和利润来源也随之增加。
能源金融既实现了能源实体创造的价值，同时通过期货市场对实体经济风险传染性及产能扩张风险的预警和控制，发掘、锁定未来价值。
上述四个互动机制的各个相邻节点之间以及结点内部，也能形成相互间的反馈。
系统性整合能源、金融和环境资源，充分发挥三者之间的制约和促进效应，平衡三者间的利弊，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三）能源金融的绿色经济之路 能源金融从四个方面对环境做出反应：第一，能源利用效率低是中国经济社会普遍存在的现实问题，这一方面与能源价格体系不能反映能源资源的稀缺性有关。
借助发达的能源金融市场，对能源进行合理的定价，一方面从成本角度对能源的使用进行限制，倒逼企业进行升级创新，进行清洁能源的开发使用；另一方面，对中国系统性产业升级、经济结构调整、区域经济调整，为实现绿色经济做出贡献。
开拓企业融资途径，从以政府主导的政策信贷转向通过市场融资，发展多元化的金融市场融资途径。
创新金融产品和开展国际交流合作，建立“能源发展银行”、海外能源产业投资基金和能源风险投资基金；发展民间金融，研究民间资金在能源产业中的应用。
金融本身的定价、融资作用和少污染、服务性特征，为将金融资源应用到实体经济特别是重污染的能源产业，提高能源资源效率，实现国内外、区域性及区际间能源组织和合作组织的援助合作效应夯实基础；为化解中国能源产业和金融产业不完善的动态协调配合机制，改善能源产业与金融产业发展的区域错配、失衡供给驱动力。
第四，金融定价的功能，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强化“人民币走出去”战略，对中国能源资源定价的话语权提供了后援保障。
四、结论与启示 中国过去30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是以牺牲环境和资源为代价的增长，现在还处在依靠能源、牺牲环境实现增长的阶段。
如何在确保环境清洁优化的前提下，利用好中国丰富的能源资源，实现经济稳中求进、结构转型升级是亟需解决的重要课题。
平衡好“能源—金融—环境”三者之间的关系，在能源开发利用和环境保护方面实现共赢，借助金融在资源配置过程中的灵活性、便捷性，发挥“金色经济”服务于实体经济的功效，实现中国经济发展从“黑色经济”到“绿色经济”的结构调整与产业转型升级。
基于此，本文研究得出以下几点结论与启示： 第一，在能源金融的发展利于环境优化的同时，一方面利于提高能源效率、调整能源结构、实现能源产业的国际化与战略化发展；另一方面利于实现实体经济对金融发展的支撑。
因此，在政策导向上，政府应强化国家核心竞争力是能源竞争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意识，注重发挥能源金融的实体性和虚拟性优势，把握能源定价权，实现套利保值、风险防范。
第二，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要明确环境资源、金融资源及能源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约束性和服务性作用，适时适地的促进能源金融的发展。
利用能源金融的发展化解中国能源产业和金融产业不完善的动态协调配合机制，改善能源产业与金融产业发展的区域错配、失衡的现状（中西部金融发展远远落后于东部，而能源却恰恰集中在中西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