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构现代新常识:《东方杂志》长寿基因的社会文化考察
[摘 要] 《东方杂志》有着持续不绝的文化声誉，也是我国近现代期刊史上刊行时间最长的一份刊物。
文章重点探究刊物何以具有傲视群刊的长寿基因，指出刊物在多个主编共同形塑下具有超强的稳定性品质，其在期刊连续性方面堪称民国期刊史上的典型与代表――这有历史上的惯性使然，也来源于某种理论上的自觉认识。
文章最后进一步揭示，刊物坚持从为现代人未来发展的角度出发提供现代新常识，是其生生不息的根本原因。
毕业论文网 [关键词] 东方杂志 长寿基因 现代新常识 期刊个性 [中图分类号] G23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5853 （2017） 05—0114—06 Modern Common Sense Construction：Inspect the Longevity Genes of The Eastern Miscellany from Society and Culture Perspectives Wu Yonggui Lin Ying （Publishing and Distribution Research Institute，Wuhan University，Wuhan，430072）（School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Wuhan University，Wuhan，430072） [Abstract] The Eastern Miscellany is famous for its culture reputation， and also was the most longevous magazine in modern China. The article focuses on exploring the reason of its longevity genes. At first， it points out that the magazine is in the nature of stability moulded by several editors， the continuity of the magazine was the model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which was due to historical inertia， and the theoretic cognition of editors’. At last， it reveals the reason for its longevity is that the magazine insists providing modern common sense to the readers， which helps them get better development as a modern person. [Key words] The Eastern Miscellany Longevity genes Modern common sense Magazine character 《东方杂志》被人称之为“老寿星”杂志[1]，这是承认它在近现代中国期刊史上刊行时间最长的意义上，享有这个了不起的称誉的。
它依傍于中国最大的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是该机构自1897年成立以来创办的第二份杂志。
其第一份杂志为《绣像小说》，创刊于1903年5月，次年的3月11日（农历正月二十五），即有了《东方杂志》的面世。
直至1948年12月，《东方杂志》方才停刊，这一历史时刻，天地玄黄，商务印书馆举步维艰，几乎停止了它一切生产经营活动。
从很大程度上而言，《东方杂志》的终结，乃因它老东家泥中困兽的境地，导致它的“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并非其自身模式的不能维持。
没有任何征兆而终刊的《东方杂志》，存世时间近45年，全44卷，总计818期。
1 持续不绝的文化声誉 法国学者戴仁在其著作《上海商务印书馆（1897―1949）》中，以《附录》形式详列了该馆历年出版发行的期刊目录。
在这个前后多达81种[2]的宏大期刊方阵中，《教育杂志》《小说月报》《学生杂志》《妇女杂志》《儿童世界》《出版月刊》《英语世界》，都发行10年以上。
在民国大多数杂志短命的期刊生态映射下，它们无疑称得上是寿星级的杂志了，其中对《东方杂志》，该馆最为情有独钟，始终呵护备至[3]，不离不弃，终于使它成为“寿星”中的至尊“老”者。
当代学者洪九来在他的那本研究《东方杂志》的知名著作《宽容与理性：〈东方杂志〉的公共舆论研究（1904―1932）》中，例举了时人对这本杂志的赞赏[4]：1926年，著名报人戈公振在其名作《中国报学史》中谓之为“杂志中时期最长久而最努力者”[5]；1931年，图书馆学人邢云林在他那篇期刊史文献《中国杂志史简述》中，称其为“旧杂志中之鲁灵光矣”[6]；1933年，清华大学图书馆馆员毕树棠在知名刊物《独立评论》中，称道说在“书店杂志类”中为“标准最高，出版最好的”[7]；1948年，署名孙鹤的作者在《申报》上发表文章《中国定期期刊的黄金时代》说，《东方杂志》从清末到1920年代中期的若干严谨的学术论文，“即使今天看来也未必完全失时效，虽然世界学术三四十年来有长足进步”[8]。
上述4人中，除了孙鹤的身份不太清楚外，其余3人都是报刊界和图书馆界中人，其结论都是在与报刊打交道过程中的一种切身观察和比较研究，绝非一般信口悠悠的虚言。
还可举出其他的例子来证明他们所言不虚：1921年商务印书馆系统性地重印了该杂志的前13卷，《申报》上的广告是?@么说的：“本杂志发行至今已十八年，承各界欢迎，时有人以补购以前各卷，相商本馆，以每期出版，随即售罄，即有存余，亦不完全，愧无以应。
兹特先将第一至十三卷补印齐全，订成汇编，廉价发售，以副爱读诸君盛意。
”[9]时隔两年后，《东方杂志》迎来其创刊20周年，作为一种纪念，同时也是一种促销，商务印书馆除出两册纪念号外，还“选取《东方杂志》二十年间的重要材料，仿丛书体例”编成了“八十二种一百册”[10]的《东方文库》。
十年后的1933年，是《东方杂志》的第3个10年，商务印书馆又循其前例，再编《东方文库续编》。
广告称：“前为纪念创刊二十年起见，曾编印《东方文库》一百册，读书界认为最佳之现代史资料，推许备至。
兹复撷取本杂志最近十年来之重要论文，辑成《东方文库续编》五十册，更订优待定户赠送半价?恢?办法，以为创刊三十周年之纪念。
”“《东方文库续编》之体例悉依前书，关于政法、经济、社会、外交、文化、科学、史地各方面之史料，及著译之文艺作品，无所为包。
凡欲明了最近十年世界情况及其趋势者均不可不读，已备有前出之《东方文库》者尤不可缺。
”[11]既系统性地汇编重印，又辑录成规模性的丛书出版，若非商家自信且事实证明确有重要文化及商业价值，定不会有如此一而再、再而三的出版举措。
还有一个例子也颇值得一说。
在1932年“一?二八事变”中，与商务印书馆同时遭逢巨难的《东方杂志》，一时停刊达八个月之久[12]，恰是此次停刊，给了《申报月刊》和《新中华》半月刊乘势而起的机会。
前者创办于《东方杂志》停刊期间的1932年7月15日，主编俞颂华，原本就是《东方杂志》编辑部的台柱子，该杂志依托于中国当时最大的报馆――申报馆；后者创刊于1933年1月10日，虽说时在《东方杂志》复刊之后，但当初的起意，则是存心于作为《东方杂志》的替代品，该杂志依托于仅次于商务印书馆的第二大出版机构――中华书局。
试想一想，若非惦记着《东方杂志》昔日的繁华盛景，若非眼见着突如其来的市场空白，岂会有如此两大机构双双见猎心喜，欣欣然作同类型期刊的急急布阵。
若果如《东方杂志》编者自言的其销量高达五六万份[13]，那就不难理解，商务印书馆为何在重创艰难复业后，率先复刊的杂志就是《东方杂志》，再一次显示对该杂志的高度垂爱。
如同猎者见猎的道理同出一辙，垂爱定有其垂爱的理由――植根于过往的高市场回报经验，笃定这一包举百科知识为其内容组织架构的期刊模式的现实可行，受之于商业诱因的驱使，最终使得1933年中国期刊市场上“略同于商务的《东方杂志》”[14]的综合性杂志，从原先的一枝独秀，发展为三雄并举[15]，并同成为民国期刊史上的三大综合性名刊。
然而，我们还是不禁要问：《东方杂志》何以能如此之长盛不衰？它傲视群刊的长寿基因是什么？ 2 谁的“个性”？主编还是杂志 有一个人所共见的基本事实是：正如笔者在前文中所提到的，在《东方杂志》的背后，有商务印书馆这个强大的经济实体为其保驾护航――在这点上，申报馆的《申报月刊》（《申报周刊》）和中华书局的《新中华》，均有其相似的共通性――大机构密布全国的发行网络和下大力气的广告促销，无疑有助于它们的广为流传。
然而，既然大机构的期刊方阵均同受沾溉，何以《东方杂志》独为个中翘楚？有研究者给出解释说，《东方杂志》“渗透了稳健与渐进完美统一的文化品格，始终秉持着既不激进又不保守的调和主义态度”，使得它“在那段跌宕起伏的复杂环境里”游刃有余[16]。
论者所言称的复杂环境，主要指向于现实政治环境。
确实，对于像《东方杂志》这样一个具有高度社会现实关怀的综合性刊物来说，办刊态度和风格上的稳健持中，无异于自行穿戴上一层自我保护的铠甲，特别是在对现实政治政权的态度上，有意识地避开任何可能的政治暗礁，从而避免诸如像禁刊这样的灭顶之灾――《东方杂志》历经多个统治政权，从未有被任何政府查禁的记录，证明其做法确是一种行之有效的生存策略。
这个生存策略是其东家商务印书馆在“在商言商”原则下，对它各书刊出版部门的统一要求，常被人举证的例子如1919年婉拒孙中山的《孙文学说》、1928年宁愿赠送陈独秀几千元稿费也不出版他的《中国拼音文字草案》，只因为这两个人物在彼时都是政坛上敏感的人物，有给商业带来政治风险的可能[17]。
因此，我们说，《东方杂志》谨言慎行的办刊风格，于商务印书馆的总体发展而言，其实并无大的特别之处。
不过，要是认真细究起来，在《东方杂志》全部的生命历程中，倒是有两次稍显“妄为”的“胆大”举动――这都与胡愈之有一定关系：一次是在五卅事件之后，胡愈之等编辑同人出于民族激愤，于同年7月中旬增出《“五卅事件”临时增刊》，作为《东方杂志》的特大号外，为此，工部局刑事检查科以该杂志“文字内容及插图有妨碍租界治安”为由，控告商务印书馆违反《出版法》之规定，最后公审公廨“判被告交二百元保，于一年内勿发行同样书籍”结案；另一次是“一?二八事变”后，胡愈之以与商务印书馆订立承包合约的方式，出任《东方杂志》新主编，他的“以文字作分析现实指导现实的工具，以文字作民族斗争社会斗争的利器”[18]的办刊新思路，给这个刊物染上了不同于以往的“斗争”色彩，终于在他第30卷第1号组织策划的“新年的梦想”征文中，让商务总经理王云五预感不妙，最终解除与胡愈之的合约[19]。
胡愈之共主编11期，从1932年10月第29卷4号起，至1933年3月第30卷6号止。
不知是要有意消除胡愈之主编期间曾留给刊物的“胡氏个性”印记，还是真的如新任主编李圣五所言的――不断有读者问他“所谓编辑方针”的问题，在他新接手的第30卷7号的《读者作者与编者》栏目里为此作了一番回答，尤其是他阐发的关于刊物“个性”与编者“个性”主从关系的观念，有助于我们理解前文提到的杂志长寿基因的问题。
他写道：“编者每次听到这两句问话，就立刻感觉到发问的人把《东方杂志》的个性看得太轻，把编者的个性看得太重！他们也或者忘记了《东方杂志》是全国大部分文人卅余年的心血培养出来的一个刊物，他的读者遍世界，销数达五六万份，他自降生以至今日，内容之专重学术介绍，态度之中正不阿，早已铸成了一种不可摇撼的‘个性’，凡系爱护‘东方’的人们，无论是读者，作者，还是编者，都有一件不应当忽略的事：尊重他的‘个性’。
”接着，他进一步阐述了他理解中的《东方杂志》的个性：“所负载的各种文字，并不是武断的臆说，空洞的理论，乃是经过一番研究的各种学问上的发挥，学术家可以用作参考，职业家以及从事政治的人们可以当作建议或情报，一般的读者更可用为广大智识、增进思想的工具。
” 李圣五从刊物历史出发所总结的这个刊物“个性”，可理解为《东方杂志》的一个传统。
至少在李圣五看来，这是一个被作者和读者广泛认可，因而是具有明验大效、足可手手相传的重要传统――在这个强大的传统下，主编者其实只是一个执行的角色和从属的位置，从而赋予这个刊物以超强的稳定性品质。
这个传统的形成，得益于之前多个主编的共同形塑，其链条可以一直往前追溯：从胡愈之之前的钱智修主编时期，到更前面的陶惺存和杜亚泉主编时期，甚至更早的孟森主编时期。
在这个主编群芳谱中，以钱智修[20]主编时间最长（1920年8月―1932年2月），以陶惺存[21]（字景藏）主编时间最短（1919年10月―1920年8月），以杜??泉[22]对刊物的贡献最突出（1909年4月―1919年10月）。
3 “宗旨无甚改变”：主编的期刊接续主义 1911年杜亚泉走马上任主编的第一大手笔，就是对原先选报性质的《东方杂志》进行大幅度改版，不仅“扩充篇幅，增加图版”，将32开本改为16开大本，更是“广征名家之撰述，博采东西之论著”，使杂志走上以撰译为主的基本路数，而“以启人知识助人兴趣为主”[23]的办刊导向，更是贯彻于刊物始终。
在杜亚泉手中已然成型的栏目与体例，在以后的出版岁月中，虽随着时代形势的变化，有因有革，有增有损，但基本面貌和格局始终未有根本性改变，所以胡愈之在追悼杜亚泉的文章中明确地说：“《东方杂志》是在先生的怀抱中抚育长大的”，在他手里的《东方杂志》，“凡世界最新政治经济社会变象，学术思想潮流，无不在《东方》译述介绍。
而对于国际时事，论述更力求详备。
……《东方杂志》后来对于国际问题的介绍分析，有相当的贡献，大半出于先生创建之功”，正是在这个巨大贡献的意义上，胡愈之把《东方杂志》，看作是杜亚泉平生“著述事业最大的成就”[24]。
钱智修作为《东方杂志》史上任期最长的主编，不仅在文化思想上是杜亚泉攻防联手的同盟，对杜亚泉提出的新旧文化“接续主义”和“调和主张”引为同调，在编辑思想上，也接引了杜氏的办刊主脉并有所拓新。
在他手里，《东方杂志》“增加图片及画报，更由月刊改为半月刊”，不仅“取材异常丰富而谨严”，“对于校对亦异常注意，在每期出版前，先有一本清样出来，清样出来后他总是带到家里去费许多时间亲自过目，然后签字付印。
他做事非常负责，是一丝不苟的。
《东方杂志》对外的信用，就是他以这样的办事精神，锲而不舍地造成的。
”这一叙述和结论，来自于曾和他一起共事、后来担任《申报月刊》主编俞颂华的回忆文章[25]。
钱智修既“慎于接物”，更“推贤进士”，他乐于退居幕后，给予编辑部的年轻人有更多锻炼和走向前台的机会。
有研究者指出：“从1924年至1932年初这一阶段，《东方杂志》实际上是由一群商务新生代在主笔担纲，全权筹划，他们之中先后有胡愈之、俞颂华、武育?帧⒒朴仔邸⒄盆魃?、吴景崧、冯宾符、张明养等十数人。
”[26] 一般观点认为，陶惺存之所以接替杜亚泉出任《东方杂志》主编，是因为杜亚泉在《东方杂志》上发表的接续主义与调和主义主张，引起了陈独秀在《新青年》上的笔伐，而随后的双方论战让商务印书馆高层顾虑其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故而“请惺翁接管《东方杂志》”[27]。
而“惺翁”之所以任期短暂，乃因不久患肠癌故世。
1919年12月15日出版的第16卷第12号《东方杂志》，应是在他主持下所编的一期，在这一期上登出了一个《东方杂志》变更体例的预告。
该预告说：“本志创刊十六年，向以介绍新知识，汇记国内外大事为重要职志，其间亦尝应时势之需要，叠经变更体例。
今者世界知识日益进步，本杂志自亦不得不益自策励，以求完善。
因自九年十七卷第一号起，将门类酌加增减，虽宗旨无甚改变，而供献读者，自谓颇多便利，并世贤达，尚祈进而教之。
”这个预告有两层中心意思：一方面强调了刊物体例的一些新变化――“门类酌加增减”，另一方面也标明刊物“宗旨无甚改变”。
所以，我们看到的新年第1期（第17卷第1期）最大的形式变化是将栏目重新结构化了，尤其在栏目名称的命名与细分上，和之前的16卷的面貌颇为异样；另外，刊物从这一期起出刊频率缩短了：从月刊改为半月刊，每月10日、25日出刊。
但若从刊物文章内容的整体格局来看，除了《读者论坛》是新增的外，其他果真如预告中所说的那样：“无甚改变”。
在这一期上的栏目有：《评论》《世界新潮》《科学杂俎》《读者论坛》《文苑》《时论介绍》《法令》《中国大事记》《外国大事记》《附录》。
笔者特别注意到，在本期的《时论介绍》栏目中，选用了一篇陈独秀的文章《实行民治主义之基础》――这是《东方杂志》首次登载陈独秀的文章，这是不是一种“言和”立场的有意表达？就像商务印书馆“请惺翁接管《东方杂志》”一样，更多的是像一种形式上的办刊姿态――因为刊物宗旨上的“无甚改变”，套用典故成语“萧规曹随”的表达，或可称之为“杜”规“陶”随。
期刊是一种在连续的时间轴上展开的随时可能发生变化的印刷品形式。
导致这种变化的因素可能来自于期刊外部，如时局或市场状况的改变；也有可能来自于期刊内部，其中最大的变数就是期刊主编的更换。
如果期刊的主旨和栏目结构发生重大调整，如果这种经过大幅度改版的期刊在其内容组织上已判然有别，那么，从历史的角度来说，它们虽然还是用的同一刊名，但实际上已然是一种被替换的新刊了。
《东方杂志》避免了这种情况的发生，杜亚泉定下来的期刊框架被随后接力的各任主编传递，推测其中的可能原因，一方面《东方杂志》一直有良好的市场表现，因而不存在彻底改版的外部压力；另一方面《东方杂志》的新任主编多从原来的编辑部内部产出，这多少避免了断裂现象的发生。
在思想上杜亚泉主张的“接续主义”，就这样被移花接木到《东方杂志》多年的期刊实践中，在萧规曹随的期刊连续性方面，《东方杂志》在民国期刊史上堪称典型和代表。
这种典型性，并不完全是一种历史上的惯性使然，也出于某种理论上的自觉认识。
4 “杂”的正名：论辩而来的杂志观念清理与践行 如果我们仔细读过发表在《东方杂志》第16卷第7号（1919年7月15日）上景藏的文章《今后杂志界之职务》，我们就不会奇怪何以会出现“杜”规“陶”随的现象。
这个化名“景藏”的作者，就是陶惺存。
这是一篇既描述了当时杂志现状又阐发了有关杂志理论的重要期刊文献，它一方面不点名地回应了《新潮》杂志上罗家伦文章《今日中国之杂志界》（第1卷第4号，1919年4月1日）上的观点，在这篇文章里，《东方杂志》被作者列为“杂乱派”的典型代表，另一方面通过阐述杂志界应有的做法，隐约其辞地阐明《东方杂志》一贯的出版方针。
由于此时的“景藏”，已被商务高层商定为主编的接班人，因而，他文章中的立场基本上代表了《东方杂志》的主张。
如同罗家伦在他那篇备受人瞩目的文章一开头就指出，将“杂志”作为“定期出版品”的命名，多少“是有些不妥当的”，陶惺存也在他的回应文章中，作了开门见山的“必也正名乎”的辩驳。
这在现实情形上是非常重要和必须的，因为不仅《东方杂志》刊名中寓含“杂志”二字，商务印书馆当时出版的绝大多数定期出版物也都寓含“杂志”二字，关乎着商务的全体期刊利益，故不能不认真对待。
陶惺存在文章中写道，“杂志”这个源自日本的用词，不能仅仅视为一?N“习用既久”的习惯，而是有它存在和必然的合理性，用他笃定的原话说“实无以易之”，理由有二。
其一，杂志在事实上必然是“杂”的。
与著作类出版物的“章次排列必有统系”不同，杂志，不管是以学科（一学科或跨学科）为中心的如《数理杂志》和《东方杂志》这样的杂志，还是以办刊人身份为中心的如《留美学生季报》这样的杂志，抑或以办刊宗旨为中心的如《新青年》《新潮》这样的杂志，均无一例外的“不纯粹”，“无系统”。
对于如此纷乱的情况，无以名之，只能谓之曰“杂”，区别的只是广狭义之分而已。
其二，杂志之价值恰在于其杂。
他用杂货店作了一个贴切的比喻：市场上的杂货店之所以不可或缺，是因为其供应的“瓦罐、纸灯、竹头、木屑”之类的物件，都是“人生日用必需之品”，虽然谈不上如“书画古玩”般的贵重，虽然只是“一针一线之微”，却不能不常备，“盖非此即不足以供给社会也”。
杂志的重要性，就好比这些杂货店，尤其是在像中国这样“开化略迟”“研究专门学问者少”的社会，读者通过阅读杂志，可获得各种各样的现代性常识。
文中他还进一步强调说，如今的读者已与二十年前“大非昔比”，那时的阅读者仅限于少数文人，读杂志不过是为了“消闲”“示博”和“谈助”，而现在，杂志已日益成为一般阅读者人生学识思想“进行之利器”“转输之具”了。
陶文虽没有一一列举哪些是杂志中读者需要的常识，但从他的叙述中，我们可以归纳这些常识囊括的范围，可以是各种“学问”与“学说”，可以是各种“发明发见之艺术事实”，可以是各种“政治主义”，可以是各种“言论思想”――正是在杂志补助读者各种各样的常识这一点上，陶文反转了罗文关于《东方杂志》“五花八门、无奇不有”的负面内涵，而给予其“兼收并蓄”的正面肯定。
既然杂志于社会发展、于读者人生均如此之重要，办杂志者的责任――陶文用“职务”一词，倒似乎更为妥帖――就必须明确其“务”、恪尽其“职”。
专此，陶文概括了一个“杂志职务”之三分模型：“一为研究学理者则以共同研究为职务”“二为启发思想者则以灌输智识为职务”“三为矫正习俗者则以切实讨论为职责”。
第一项是指那些非常专业的杂志，这些杂志的作者和读者在同一个圈层上，用今天的话说，读者和作者都是专家间的对话，办杂志无非提供平台而已，倒不是什么难事；而第二、第三项杂志，所面对的则是一般社会读者，“程度至为不齐”，如《东方杂志》这般，十羊九牧，众口难调，对办杂志者反而有更高的要求。
在陶惺存看来，第二项的核心要求是“精加别择”，替读者做好材料内容与信息的选择，使得其就像杂货店的杂货各有各的实用一样，读者每读其一篇就得一篇的益处，“凡不切实用之学问，已经废弃之学说，固不必介绍，即有新发明发见之艺术事实，亦当熟察与吾社会有无关系，及关系之巨细。
若政治主义、言论思想，更为庞杂，尤不可不以公平之眼光，精加择别也”。
第三项的核心要求是让读者读完后自觉化为己用，至少不产生心理抵触，因此言说方式至关重要，“至矫正习俗之举，尤贵罕譬而喻，词气和平，庶听者易受，不至惹起反动；盖今日不合时势之习俗，其造成也既非一时一人，尤不能专责现代之人。
此辈虽有笃守旧说，无彻底思想之嫌，究亦未可深咎；故但有陈明事理，比较中外，一语破的，使之自悟。
夫辩论之间，固不能词涉含混，且措辞之或激或随，亦因各人之气质而定，应直言者，自不必过于含蓄，致使人不感痛痒，惟过度之刺激，题外之浮词，则自以为愈少为妙。
” 陶惺存对杂志条理贯通的叙述，是他对杂志特质有深刻理解的体现。
他是一个真正的杂志老编辑，早在宣统三年（1910年），他就在上海主编《法政杂志》月刊[28]，后来长期供职于商务印书馆《东方杂志》编辑部，因而有理由认为他在这篇文章中对杂志的这些观察和见解，是来源于他早年办刊及后来编辑《东方杂志》的切身体会，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对《东方杂志》办刊导向及办刊经验的一次系统总?Y，这和罗家伦以一个学生的身份通过在图书馆中粗粗翻阅期刊而获得的浮泛印象撰写出来的文章不同。
如果我们将他在该文中提出的六条“杂志界职务之标准”[29]与《东方杂志》的文本实际对照，我们就会明白，为何《东方杂志》那么重视国际问题的介绍与分析，而成为各栏目中比例最大的重头戏；那么强调与现实发生关系，而从不刊发那些怀旧或历史考证之类的文章；那么希望来稿论题切要和文字浅近，而不愿意刊登那些徒有理论和征引繁博的长篇论说；那么提倡平实说理和兼容并包，而在批评和攻讦之间从来都是欢迎前者反对后者。
如此说来，学者洪九来用“宽容与理性”作为他研究《东方杂志》这一著作的标题，确也恰当不过了。
5 结语：有主线和标准的“杂” 《东方杂志》诚谓之“杂”，但“杂”中有主线，“杂”中有标准。
这个标准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从为现代人未来发展的角度出发为他们提供现代新常识。
这个常识是经过精心选择的，是辞气平和的，是站在时代前沿的，是面向世界和国家未来的，同时也是避免触碰现实政治红线的。
这就是李圣五所说的刊物“个性”，它不同于《新青年》《新潮》那样追求轰轰烈烈，但却愿意通过客观、平允的言说方式，通过稳健有效的商业手段，提高国民常识，振济知识饥荒[30]，从而赢得世人的尊重，也赢得市场的认可――老寿星长寿的基因密码当在此。
注 释 [1][16][17]周为筠.民国杂志：刊物里的时代风云[M].北京：金城出版社，2009：231，237—238，236—237 [2][法]戴仁.附录1：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的期刊[M]//[法]戴仁.上海商务印书馆（1897―1945）.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121—131 [3]有学者统计《张元济日记》1916年至1923年期间有关涉及《东方杂志》的记录，计有25条，超过商务印书馆同期任何其他刊物，是对这一刊物高度礼遇的明证。
见：周为筠.民国杂志：刊物里的时代风云[M].北京：金城出版社，2009：234—235 [4][26]洪九来.宽容与理性：《东方杂志》的公共舆论研究（1904―1932）[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1—2，55 [5]戈公振.中国报学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161 [6]邢云林.中国杂志史简述[J].文华图书科季刊，1931（1） [7]毕树棠.中国的杂志界[J].独立评论，1933（64） [8]孙鹤.中国定期期刊的黄金时代[N].申报，1948—04—16 [9][11]申报.1921—07—25，1933—09—02 [10]王云五.《东方杂志》之刊行及其影响研究[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69：71 [12]从1932年2月1日第29卷第3号停刊，至1932年10月16日复刊，卷期续前，为第29卷第4号。
[13]读者作者与编者[J].东方杂志，1933（7） [14]倪文宙.埋头编辑的五年[M]//回忆中华书局（1912―1987）.北京：中华书局，1987：107。
倪文宙为《新中华》的三位署名主编之一，负责该刊的内部编辑工作。
[15]《新中?A》内容有国际时事、经济状况、各种学说、文艺、谭薮、新刊介绍、讽刺漫画、时论摘粹、半月要闻、通讯等。
行销在三万以上，至1937年8月出至5卷15期时停刊，1943年1月复刊，卷期另起，加“复刊”二字，至1949年5月16日出至第12卷第10期停刊。
（钱炳寰.中华书局大事纪要（1912―1954）[M].北京：中华书局，2002：119）.《申报月刊》设有外论摘要、时事漫画、文艺、海外通讯、科学丛话、室内谈瀛、一月来之中国与世界、小说等栏目。
1935年12月出至第4卷第12期休刊，后即改名为《申报周刊》（又名《申报每周增刊》）继续出版，卷期另起，1937年12月出至2卷34期后停刊。
1943年1月在上海复刊，卷期另起，1945年6月出至第3卷第6期后停刊。
《申报月刊》改版为周刊后，一度销行达十万余份。
见莽萍.俞颂华[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05：69 [18]胡愈之.本刊的新生[J].东方杂志，1932（4） [19]胡愈之晚年回忆说：“1933年1月，《东方杂志》新年号出版，我在这一期组织了一个‘新年的梦想’专栏，这些文章没有骂国民党的，只是对国民党有些讽刺。
清样已经打好，王云五却来找我说，‘有的文章最好不要用，或是改一改。
’我说，‘你不是包给我办的吗？’他马上就说：‘那就不包吧！’就是这样他逼我离开了《东方杂志》”。
见：胡愈之.我的回忆[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0：23 [20]钱智修（1883―1948），原名经宇，在《东方杂志》上常用“坚瓠”化名发表文章。
[21]陶惺存，又名陶保霖，在《东方杂志》上常用“景藏”发表文章。
[22]杜亚泉（1873―1933），原名炜孙，字秋帆，亚泉为其别号。
在《东方杂志》上常用“伧父”“高劳”“陈仲逸”等化名发表文章。
[23]辛亥年《东方杂志》之大改良[J].东方杂志，1911（12） [24]追悼杜亚泉先生[J].东方杂志，1934（1） [25]俞颂华.悲忆钱经宇（智修）先生[J].东方杂志，1947（8） [27]张元济日记[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778 [28]该杂志研究法律政治现象，参证学理，以促进群治为宗旨。
每月一册，分社说、资料、杂纂、记事诸栏。
1915年12月停刊。
见：戈公振.中国报学史[M].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14：113 [29]这六条标准是：（一）当知世界大势，勿故步自封也；（二）当适应现在时势，勿拘牵顽旧，及忘现在所处之地位也；（三）当以切入人生实用为主，勿尚虚饰也；（四）当以将来进化之世界作预备，勿为过去时代留纪念也；（五）持论当以真理为依归，勿尚感情也；（六）宜理论与方法并重也。
[30]东方杂志二十同年纪念刊物东方文库出版预告[J].东方杂志，1923（3） （收稿日期： 2017—07—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