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是一件矫揉造作的事
二十年前，作家还是一个扑朔迷离的名词，源于空间与地域的隔离，纸本阅读弥补了作者与读者之间咫尺天涯的陌生感。后来的后来，像回忆一段古老的传说，传统写作集体转型，几乎在一夜之间，红泥小火炉的温情转换成觥筹交错的狂欢。
这些年，写作这种职业与写作本身分离，小说家也被贴上各种各样的标签。时光倒回二十年前，彼时的曹寇16岁，青春期的酒瘾才刚开始，偶尔沉浸在文字的排序中，尚未遇见自己“中间代”、“先锋派”的样子。如今已近不惑之年，正当微醺的时代，标签于他而言没有任何意义，在孤独的每一天，能写作就是一种莫大的快乐。
1994年，曹寇开始在报纸上写随笔，自言“在报屁股上发表豆腐块”，直到新世纪初开始操练小说时止。2004 年，为了挣点生活费，经韩东介绍，他开始在深圳《晶报》写专栏。于是曹寇一边操练小说，一边再次写起了“报屁股”文章。
2004、2005 和2006 三年间，他的随笔数量最巨。主要刊发在《晶报》专栏和《金陵晚报》“雨花石”版上。此外，其博客、日志和电脑硬盘中也遍布众多未刊稿。由于众多原因，2006 年之后曹寇的随笔数量锐减。放弃这种“披肝沥胆”、“掏心挖肺”的东西，转而写评论文章，迄今仍在三四家媒体设有此类专栏。
新书《躺下去会舒服点》、《屋顶长的一棵树》是两本短篇小说的合集，一群普通人的生活，一群普通的名字，以各自的生活方式诉说着各自的孤独。曹寇在《躺下去会舒服点》自序里说，“我是一个写小说的，而不是一个讲故事的，甚至也不是一个搞文学的。”。
在曹寇的写作经验中，小说是一种审美方式，而不仅仅是叙事方式，它不满足于叙事，叙事也不是其追求。“当然，小说之所以和故事纠缠不清，甚至被后者替代，说到底还是个审美问题和需求问题，有人只需要故事。文学不能等同于写作，文学是价值，写作是行为。作为写作者，我们只能决定自己的行为，不能预设价值。”。
在曹寇的小说中，平凡琐屑的生活小事以及空虚无聊的心理状态是表现重点，为此，陈晓明老师定义为“无聊现实主义”。曹寇认为这是一种标签，他所理解的小说包括故事和非故事，而自己倾向于写非故事的小说，就是他反复强调的“说事儿”，或者叫“叙事”，而并非消解小说的故事性。
“很多小说，包括我们通常所说的经典都是由故事来架构小说的。可以说，故事往往是一篇传统主义小说的骨骼部分，但不是小说的核心问题。小说的核心问题是‘事儿’。《红楼梦》有什么故事？没有，就是一群人在个大屋子里吃吃喝喝的破事儿。《百年孤独》算得上有故事吗？在我看来也没有，无非一个家族几代布恩迪亚的命运。我不是要消解故事，而是认为故事不是小说的目的。正是有了这点认识之后，我才写起了小说，并且感到顺手多了。美学意义大概就是我们通过阅读小说，感受到了这个世界的部分真相，以便让我们在自己那摊子破事之外有所长吁短叹。”。
无情世界的宝贵情感。
在走红的这批七十年代作家中，人人都有那么几个像模像样的标签，曹寇亦不例外。不同于“明星作家”，曹寇谨守写作的纯粹，对这些标签持无所谓的态度。“先锋是一种品质，而绝非流派，更不可能是文学史教材里的陈述。先锋作家可以进入到平庸之辈从未进入的绝境。所以在我看来，杜甫和曹雪芹也很先锋，而余秋雨却很腐朽。我对标签没感觉，因为还是与我无关。”。
“标签是便于述说的偷懒方式，人们需要有个箩筐装上一些人，以掩饰其平庸的审美能力。读者反馈对作者是重要的，可惜中国不是个有健康文学认知的国家，一直被权威、时尚和媒体左右，像一头头蠢猪那样被轰着走。在我这里，读者是一个不太值得信任的群体。所以，我更看中我的目标读者对我说了什么，也就是在心智、趣味和追求上有共识的人的看法。这些人基本都是我的朋友。换言之，我非常重视朋友们的说法。”。
对曹寇而言，标签是一种刻意的媒体跟风，而朋友之间真诚的交流才是积极的读者反馈。他坚持只读自以为在文学上值得信任的一些不知名的朋友的作品。比如赵志明、李红旗、谈波、竖、杨波、张敦敦、魏思孝等人，曹寇评价说：“读他们的作品，总是让我觉得这个世界上还是有些人在琢磨点事的，而不是只想着成功和辉煌。他们是我的良师益友，让我获益匪浅，拜读他们和拜读古今中外的大师一样让我钦佩和感动。他们像批发商一样成批向我兜售这个无情世界的宝贵情感。感动就是文学的美学意义。”。
写作没什么了不起。
曹寇曾在采访中说到：“我写我想写的东西”，当问起什么才是他想写的东西，曹寇坦言，“我正是经常不知道我想写什么才这么说的。但这样说有点不负责任，我大概是想说，摒弃文学野心、切忌好高骛远、写我力所能及的东西。比如杂志向我约稿，稿费挺高，正好我有个念头想写点什么，那就写吧。年龄和阅历增长是让我忧伤的地方，我确实比以前更忧伤了，我觉得活着是一件苦差事，写作不是什么了不起的行为，而是一件矫揉造作的事。”。
大抵“矫揉造作”逃不出矫饰现实的范围，而在曹寇自嘲的语气中，矫揉造作更像是复述人生的苦难。在他的小说中，不同篇章中的人物多拥有共同的姓名，“王奎”、“张亮”、“高敏”……这些名字只是符号，偏好使用这些名字也是基于他所描述的都是日常人物和日常生活，也基本是他这些年写作的方向。
“我不太愿意一篇小说出现很多人物，两个人就有了物理力学，三个人最佳，开始有戏。这可能也是我的缺陷，那就是我不擅长塑造人物形象，或者我更擅长模糊人物形象。你提到的几个人名，他们在各篇小说中身份、年龄和角色都不同，也没有稳定的人物性格特征。虽说在真实世界中，所有人都是形象丰满的，但当我们放眼望去，所有人都是面目模糊的，蝼蚁而已。我不想告诉你某个人多善良多猥琐，我只想告诉大家，我们是蝼蚁。”。
曹寇的小说语言如同他的小说人物一样，还原真实的生活场景，重组对话的粗俗，再现生活的荒谬。当然，小说语言会根据不同行文风格的需要随时改变。甚至有些时候，语言几乎就是小说本身。
“就好比一条河，除了水，没有什么重要的了。干涸的河存在吗？不存在，只是河床。所以说，水既是语言也是小说本体。但在另一个层面，语言又是不重要的，也就是说，无论你使用什么语言，能够推动水的流淌，不泛滥，不改道，不给人民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也成立。德语写作和汉语写作，都是写作。语言之下是有核心的，内核才是真正重要的东西。我们在汉语上使出了老鼻子劲，翻译成英语是否还那样呢？共通的不是语言，不是水，是人类共同的情感和问题，是上帝的旨意，是不那么神秘的神秘力量。我的写作意义何在？这是我不能解答的，我只能说，对我有点意义和意思。我的文学信仰，写作不是表达，而是行动，无限靠近真知和上帝。”。
能写就是幸运。
曹寇是一个随性的作家，没有固定的写作习惯，只要决定写，随时可以动工。不为清晨或是傍晚的时节所拘束，也不为安静优雅的场所而闹心。于他而言，“唯一需要的是除我之外没有第二个人出现在十米以内。这一年十米以内冒出了个人，几乎没怎么写。这是个问题，正在想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日常生活中，抽烟喝酒算是曹寇的嗜好。他不太运动，也不太旅行。末了，还补充说：“我的生活真是毫无乐趣。”。
韩东、叶兆言都曾赞美过曹寇，认为他在小说大师的青年时代，属于最具才华和潜力的当代青年小说家。而在这位小说大师的中年时代，辉煌成为一个遥不可及的星星。曹寇认为自己就是一个普通人，偶尔写点东西，所幸能靠它维持生计。这就是他的自我定位。
“韩东、叶兆言那是广告语言，我岂能恬不知耻自我认定。人到中年，我大概还会写点什么。‘辉煌’可不是我敢想的，就是把鲁迅茅盾奖颁给我，我也不觉得辉煌啊。难不成得诺贝尔？能写就是幸运，健在就行。我这么说不是狂妄，名利双收这种美差，谁不愿意呢，大家都挺俗的，只是它从来不受我们的控制。未来，如果我有未来的话，我想写一部让自己满意的东西，我对之前的东西都不太满意。”。
曹寇生于南京，长于南京，而对南京也有一种说不清的复杂情绪。“我对一个地方的痛恨是和居住时间长短成正比的，所以我极其讨厌南京。但是，我又因此习惯了南京，因为我很享受痛恨的这种感觉。我心目中的居住地是澳大利亚荒原那种地方，没多少花枝招展的植物，也没啥血腥的动物，追打袋鼠，宰杀羊羔，啊，高大的金发女郎，矮小的毛利人儿童，抽烟喝酒，了此一生。这大概才能和一个人与生俱来的孤独般配吧。”。
生活于曹寇而言是苦难的化身，当直面个体的孤独与群体的狂欢时，他扪心自问：“我不快乐。”于是，努力寻找解脱痛苦的方式，最终在酣畅淋漓的语言表达中获取瞬间的欢喜。
而在欢喜的背后，时光逐渐吞噬着我们一代人的梦想和激情，激情消退了，忧伤悄然生长，唯有文字作为我们曾经存在的痕迹，与日月同辉，与孤独同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