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台上的大师风采 老师在讲台上的风采
中国近现代史上几位著名教育家讲课时，每时每刻都洋溢着浓厚的个性化色彩。
梁启超给清华大学学生讲课，走上讲台，打开讲义，眼光先向下面一扫，然后是简短的开场白：“启超是没有什么学问――”接着眼睛向上一翻，轻轻点点头，“可是也有一点喽!”既谦逊又自负。
他记忆力非凡，四书五经、历史典籍、诗词歌赋，往往张口即诵，有时偶尔顿住，用手敲一敲光秃秃的脑袋，立马想起，又继续大段大段往下背。
有时讲课讲到紧要处，便成为表演，手舞足蹈，情不自禁，或掩面，或顿足，或狂笑，或叹息。
讲到欢乐处则大笑而声震屋梁，讲到悲伤处则痛哭而涕泗滂沱。
听他的课，实在是种享受。
民国奇人辜鸿铭。
学贯中西，名扬四海，自称是“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
许多外国人也把他当成奇人，说：“到北京可以不看故宫，不可不看辜鸿铭。
”他在辛亥革命后拒剪辫子，拖着一根焦黄的小辫给学生上课，自然是笑声一片，他也习以为常。
待大家笑得差不多了，他才慢吞吞地说：“我头上的小辫子，只要一剪刀就能解决问题，可要割掉你们心里的小辫子，那就难了。
”顿时全场肃然。
再听他讲课，如行云流水，果然有学问，名不虚传。
章太炎先生嗜烟，给学生讲课时，一手拿粉笔，另一只手必拿烟卷。
有时讲到精彩处，拿着烟卷便往黑板上板书，常引得学生哄堂大笑。
有马幼渔、钱玄同、刘半农等，都是一时俊杰，大师级人物。
老头子国语讲得不好，由刘半农任翻译，钱玄同写板书，马幼渔倒茶水。
其情其景甚是壮观和有趣。
更有意思的是太炎先生上课的开场白：“你们来听我上课是你们的幸运，当然也是我的幸运。
”惯常的狂，大有“平生不识章太炎，访尽名流亦枉然”之架势，却丝毫不影响他备受众人景仰的状况。
胡适先生经常到大学里去演讲。
有一次，在某大学演讲中引用了孔子、孟子、孙中山先生的话。
引用时，他就在黑板上写：“孔说”、“孟说”、“孙说”。
最后，他发表自己的意见时。
又在黑板上写了两个字“胡说”。
在座的学生哄堂大笑。
胡适先生的老本家。
著名作家、翻译家胡愈之先生，也偶尔到大学讲课，开场白就说：“我姓胡，虽然写过一些书，但都是胡写；出版过不少书，那是胡出；至于翻译的外国书。
那是胡翻。
”在看似轻松的玩笑中。
介绍了自己的成就和职业，十分巧妙而贴切。
闻一多讲课有两个癖好，一是早上的课要调到下午黄昏的时候上，他认为这样有气氛，容易讲得精彩；二是上课时往往抱着一大沓自己写的稿本，昂首阔步走进课堂。
学生起立致敬坐下后，他也坐下，然后慢慢掏出一包烟，打开来，对着学生一笑，绅士般地问：“哪位吸?”学生一阵笑。
然后他长长地吐出一口烟，用非常舒缓的声腔念道：“熟读――离骚――痛――饮――酒――，方得为真――名――士!”他的口才好，讲课引经据典，信手拈来。
他讲课时，课堂上每次都人满为患。
马寅初讲课时很少翻课本，读讲义，讲得激动时，往往走下讲台，挥动胳膊，言词密集，唾星四溅。
” 潘光旦缺了一条腿，走路拄着两根拐杖。
他在西南联大讲课极为叫座。
有次讲到孔子，他说：“对于孔老夫子。
我是五体投地。
”他朝自己身上看了一眼，又说：“讲错了。
应该是四体投地。
” 周作人大概是将满腹学问都注入了笔端，讲起课来很不善言辞。
一口很不好懂的浙江口音，走上讲台后常常有点手足无措。
许久才站定，然后把两手分别插入棉袍的兜里才慢慢讲下去。
吞吞吐吐。
且说且噎。
有时他只低着头念稿子，声音又轻。
以后越听人越少，他也不管，只三两个人也照样讲自己的。
沈从文虽然小说写得好，可讲课技巧却很一般。
面对台下渴盼知识的一双双眼睛，这位大作家竟整整愣了10分钟，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后来开始讲课了，原先准备好要讲一个课时的内容，被他三下五除二，10分钟就讲完了，离下课时间还早呢!但他没有天南海北地瞎扯来硬撑“面子”。
而是老老实实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道：“今天是我第一次上课，人很多，我害怕了。
”于是，这老实可爱的“坦言失败”，引得全堂爆发出一阵善意的欢笑…… 大哲学家金岳霖有次上课，题目是《小说与哲学》，大家以为他一定会讲出一番大道理，不料他讲了半天，结论却是小说与哲学没有关系。
有人问他，《红楼梦》与哲学有没有关系呢?金先生说：“《红楼梦》里的哲学不是哲学。
”讲着讲着，他忽然停了下来，说：“对不起，我这里有个小动物。
”他把手伸进后脖颈，捉出一只跳蚤，捏在手里看看，甚为得意。
(责编 何 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