佣书与抄本传播
摘要：2－11世纪，在近千年的时间里，中国的书籍和文章主要以抄本的方式在社会上传播。
佣书是种通过抄写获取收益的行为，在抄本时代，佣书者就相当于印刷机，是复制文本的主要力量。
汉唐时期文化教育的繁荣和纸的普及是佣书兴盛的主要原因。
佣书是贫寒士人的一种常见职业，隋唐时期达到鼎盛。
汉唐时期自给自足的读者传写方式和重农抑商的社会现状使得书商不可能成为佣书人的雇主。
毕业论文网 关键词：抄本 佣书 传播 中图分类号：G2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853(2011)05－0098－06 佣书是一种通过抄写获取收益的行为，是中国古代一个重要的经济文化现象，主要繁盛于雕版印刷术发明之前的抄本时代。
抄本，也称写本，是中国古代文献学用语，指的是手工抄写在纸上的文本。
中国的抄本时代，大致自2世纪(蔡伦发明“蔡侯纸”)至11世纪初(北宋中期)，横跨晋代、南北朝、隋、唐等数个朝代，约千年。
在这千年左右的时间里，中国人获取和复制文本，主要通过手抄，绝大部分文本都是以抄本的方式进行传播。
对文本的获取，除自己抄外，也可以雇人来抄，佣书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
在抄本时代，要复制文本，一般有三种方式一是士人自己手抄：一是官府的专职抄写人员从事职务抄写；一是从社会上雇人抄写，即佣书。
关于自己手抄。
自汉至唐，士人自己抄书十分普遍，例子比比皆是，抄写过程同时就是一种学习过程，这应该是中国士人热衷于抄书的一个重要动困。
关于职务抄写。
这种方式主要存在于官府中。
汉以来的政府大都着力于收聚整理图籍，保存文化。
对收藏的书籍，大都要校定缮写或制作复本，汉武帝设置了专门掌管图书事务的机构和抄写官员“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藏秘府”，所谓“写书之官”即是专门抄写书籍的中下级官员。
后来的历朝政府基本延用此思路，秘书监(省)、弘文馆、集贤殿书院、三馆、秘阁等机构均为总管图书及抄写事务的机构。
这些机构内的弟子、楷书郎员、楷书手、御书手、书手、书直等均为政府公职人员，其抄写实际是种职务行为。
首先，与土人自抄相比，佣书者复制文本并非出自个人自愿，也非自用。
而是听命于雇主的要求，其目的在于酬劳：其次，与官府的专职抄写员相比，佣书是一种个人行为，佣书者并不隶属于某个机构，相当于自由职业者，佣书人的雇主可以是官府，也可以是其他机构与个人，雇主仅仅是出钱在段时间里购买他们的劳动力，佣书人的雇主并不固定。
关于佣书的研究，目前主要集中于国内的图书馆学界，论者在佣书的兴盛过程与原因、佣书人的出身及报酬等方面论述较多，但有些结论并不符合史实。
本文将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对佣书现象较为全面地进行梳理，在此过程中，着力阐述佣书现象的经济文化特点，修正学界些不合史实的结论，同时，重点剖析佣书与书商的关系问题。
1、佣书的兴盛过程与原因 佣书现象并不是随着抄本产生而出现的，在纸之前的简牍时代，就有佣书的记载，目前所见最早有关佣书的明确记载来自《后汉书?班超传》，东汉的班超“家贫，常为官佣书以供养”，班超为官府抄书，换取报酬，补贴家用。
除此而外，简牍时代有关佣书的史料就少之又少了。
原因来自当时的媒介环境，简牍作为书写材料，体积大，又笨重，撰写和传播均不便利，佣书的社会需求自然不会普遍。
但到汉末魏晋以后，中国社会己普及用纸，进入了抄本时代，佣书的社会需求明显增多，佣书的记载也明显增多，佣书遂成为社会上的种常见职业。
有学者认为，佣书到隋唐时期就衰落了。
理由是自魏晋到南北朝期间，关于佣书的记载很多，但到隋唐时期，直接与佣书相关的记载就明显变少了，《隋书》只有两处，《新唐书》和《旧唐书》中也仅有三处。
事实果真如此吗’细读史料，就会发现，这种推断实在是种误解。
事实是，隋唐正是佣书的鼎盛期。
《旧唐书?崔行功传》有段记载可以很清楚地说明这个问题：“先是，太宗命秘书监魏征写四部群书，将进内贮库，别置雠校二十人、书手一百人。
征改职之后，令虞世南、颜师古等续其事。
至高宗初，其功末毕。
显庆中，罢雠校及御书手，令工书人缮写，计直酬佣，择散官随番雠校。
”唐太宗命魏征掌管校写四部书，并设置了雠校二十人，书手一百人，这百名“书手”是朝廷设置的专职缮写员。
至唐高宗时，校写工作还未完成，于是高宗就罢免了这些校写人员，然后“令工书人缮写，计直酬佣”，这里的“工书人”指的就是书法良好的佣书者，他们根据工作量来获取酬劳。
很明显，唐高宗时，朝廷从社会上雇佣了一批佣书人来从事皇室大型藏书的抄写工作。
四部秘书改由佣书人抄写，说明唐代社会上的佣书人不仅数量多，而且书法水平较高。
再从媒介背景看，唐代正是抄本传播的鼎盛时代，文本传播主要靠传抄，佣书必然会成为其主要力量，以此推断，佣书的鼎盛也是很自然的事情。
因此，佣书的发展过程应是：始自汉末魏晋，魏晋以来，逐渐成为社会上的种职业，南北朝时，佣书队伍逐渐壮大，隋唐时期达到鼎盛。
促成佣书兴盛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两个。
1.1 汉唐时期，文化教育繁荣，为佣书业提供了发展的土壤 汉唐时期的文化政策比较宽松，民间的藏书与书籍流通都非常自由。
自汉至唐，政府对教育一直十分重视，自汉武帝开始，建立了以儒学为基础的教育和选官措施，最终发展定型为隋唐的科举制，有效地撒发了士子们读书入仕的热情。
文化教育的繁荣催生了著作与传播的热情，对复制的旺盛需求也就应运而生。
1.2 汉末以来纸的普及是促成佣书兴盛的直接动力 有旺盛的社会需求，如果没有轻便易得的新型书写材料――纸，佣书也无法真正扩大规模。
魏晋以来纸的普及直接促成了佣书队伍的扩大。
除材料自身的优势外，自汉至唐，纸在社会上一直是自由买卖的，可以很方便地从市场上购得，这也为佣书者提供了从业的重要物质保证。
纸普及后，社会上的书籍明显增多，政府和私人藏书也日益丰富，从史料看，魏晋以来，家财稍贿而又喜爱藏书之家，经常请人佣书。
2、佣书人的出身与报酬 佣书是跟文字打交道，要求书法要过得去，还要有一定的文化修养，最适合的就是低层知识分子。
因此，佣书者差不多清一色是贫寒士人，他们大都因为家境贫穷而佣书。
以下按时代顺序择要列出 东汉 班超“家贫，常为官佣书以供养。
……久之，显宗问(班)固：‘卿弟安在?’固对曰：‘为官写书，受直以养老母’。
” 东汉末年的阚泽“家世农夫，至泽好学，居贫无 资，常为人佣书，以供纸笔。
” 南北朝 南朝采柳的周山图“少孤贫，佣书自业。
”王僧孺“佣书养母。
是在年幼时，妁在宋齐年间。
南齐之时的朱异“居贫，以佣书自业。
” 齐梁之间的沈崇?眩?六岁丧父，事母孝，“家贫，常佣书以养。
北魏时的崔光，“年十七，随父徒代……家贫好学，昼耕夜诵，佣书以养父母。
” 崔光的族弟崔亮“年十岁，常依季父幼孙。
居贫，佣书自业。
” 北魏时刘芳，“虽处穷窘之中，而业尚贞固。
聪敏过人，笃志坟典，昼则佣书以自资给，夜则诵经不寝。
” 隋唐： 虞世基喷无产业，每佣书养亲，怏怏不平。
” 萧铣“铣少孤贫，佣书自给，事母以孝闻。
” 王绍宗“家贫，常佣力写佛经以自给。
” 从史料来看，尽管贫寒，但很多佣书人出身并不低贱，有相当一部分还出身世家。
如南朝的王僧孺出身两晋士族王氏。
史书记载的北魏佣书者，大都是战乱中家道中衰的中原世家子弟。
如房景伯、崔光、崔亮均是清河士族。
刘芳本是“汉楚元王交之后也”。
隋代的虞世基本是余姚虞氏，江左土族。
萧铣则是后梁宣帝的曾孙。
王绍宗也出身于两晋士族王氏。
史籍记载的这些佣书之事，基本是作为名臣事迹保存下来的，贫寒时佣书的经历也为他们后来的仕途打下了良好的知识基础。
崔光、崔亮都在佣书之后入仕，成为北魏重臣。
南朝的王僧孺在佣书过程中“写毕，讽诵亦了州”，后官至南齐的太学博士和梁代的著作郎。
他们的佣书虽然是生活所迫，但佣书抄写的过程显然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他们积累了知识。
佣书的报酬，史籍无明确记载。
从佣书可以“养亲”，可以“自给”，“以供纸笔”，可知佣书报酬般不高，然而可以勉强维持家庭生活。
白居易《效陶潜体诗》中说“东邻有富翁，藏货遍五都。
东京收粟帛，西市鬻金珠。
朝营暮计算，昼夜不安居。
西舍有贫者，匹妇配匹夫。
布裙行赁春，短褐坐佣书。
以此求口食，一饱欣有余。
贵贱与贫富，高下虽有殊。
”诗作写的是贫富差距，贫者以佣书求口食，仅够温饱，可见唐代社会佣书的报酬也不高。
当然，佣书报酬偶尔也有较高的，那大都是因为佣书者的书法特别好。
北魏人刘芳“常为诸僧佣写经论，笔迹称善，卷直(值)一缣，岁中能入百余匹。
如此数年，赖以颇振。
由是与德学大僧颇有往还”。
刘芳能够每抄一卷就得一缣这样的高价，是因为他“笔迹称菩”，字写得好。
唐代的王绍宗“遍览经史，尤工草隶。
家贫，常佣力写佛经以自给，每月自支钱足即止，虽高价盈倍，亦即拒之”。
王绍宗正是因为书法好――“尤工草隶”，雇主们才愿意“高价盈倍”来雇佣他。
佣在古代指出卖劳动力，如佣作，佣耕、佣力、佣赁、脚佣、酒家佣等，都是贫苦之人的谋生之道。
史书的传记中常见传主家贫为佣的记载，但都是作为年少时的跟苦经历来写，这也充分说明佣的社会地位之低。
佣书是佣之一种，它比单纯佣力社会地位要高一些，因为它还需要一定的文化知识基础才能胜任，但在社会上，佣书仍然是低贱之事。
北魏赵隐，年幼孤贫，“为尚书令司马子如贱客，供书写”。
“供书写”，就是抄写员，相当于为官宦作书佣，称为“贱客”，正说明佣书地位之低。
也正因为此，士人子弟佣书，常常会心有不甘，班超为官写书颇为不耐，虞世基佣书养亲，同样“怏怏不平”。
但对于贫寒士人来讲，佣书的社会地位虽低，仍属士人的职业，还有可能进^政府机构，成为专职抄写的书吏，毕竟属官员阶层。
世家子弟家道中衰后，往往会选择佣书作为谋生之道，原因就在于此。
比之手工匠人、小商小贩等，佣书还是要体面一些，属于文化人能干也愿意干的活。
3、佣书人的雇主 汉末至隋唐，官府、宗教机构和私人是佣书人的主要雇佣者。
自汉以来，官府中的抄写事务大部分由专门从事抄写工作的公职人员完成，但有时也会出钱直接从社会上聘用佣书人，如班超“为官佣书”。
另外，上述唐代秘书监写四部书时，也是从社会上招募佣书人，来完成这庞大的书籍复制工程。
魏晋至隋唐，佛教与道教流行，寺观、道观与皇家均收聚了大量这方面的经籍，民间抄经之风亦盛。
佛道两家经籍的收藏与传播在隋唐时都达到了鼎盛，如明代胡应麟所说：“凡道家之书，始于周，盛于汉，极于晋、唐。
凡释氏之书，始于汉，盛于梁，极于隋唐”。
(《少室山房笔丛》卷二《经籍会通二》)这种鼎盛的个重要表现就是整个社会抄写复制佛道经籍的热潮。
以佛经为例，隋文帝时“普诏天下，任听出家，仍令计口出钱，营造经像。
而就京师及并州、相州、洛州等诸大都邑之处，并官写一切经，置于寺内；而又别写，藏于秘阁。
天下之人，从风而靡，竞相景慕，民间佛经，多于六经数十百倍”。
皇室大量抄写佛经，自然带动了整个社会，自上而下出现了抄写佛经的热潮。
佛寺则大都是从社会上雇佣书人来从事抄写，北魏的刘芳“常为诸僧佣写经论”。
唐代的王绍宗“常佣力写佛经以自给”。
今存敦煌写本的佛经和道经的题记中往往可见“经生”“书手”等字样。
自晋至五代，抄写佛经道经的佣书人数量很多，遂至形成一种书法体式――经生体。
据唐兰《中国文字学》描述，经生体以楷书为主，南北朝时字体要古老一些，隋唐以后，字体主要学钟繇、王羲之、虞世南、褚遂良，晚唐以后，还模仿颜真卿的法书字体。
总体来看，经生体写得很熟，但缺少神韵。
佣写佛经、道经乃至形成种独有的抄写字体，足见晋代以来抄经风气之盛，佛寺、道观长期以来也就成为佣书者的衣食父母。
除官府、宗教机构外，魏晋以来，个人也是佣书人的重要雇主，而且其所占比重丝毫不逊色于机构雇主。
史籍中多见“为人佣书”的记载，指的就是佣书人受雇为个人抄写。
佣写佛道经籍的“经生们”除为佛寺道观抄写外，还有大量个体雇主。
隋文帝时“民间佛经，多于六经数十百倍”，足见民间抄经风之盛。
在抄本时代，私家收藏书籍的途径除继承、接受赐书或赠书外，就是自己抄写复制。
有的藏书家是自己亲自抄写，如晋代的葛洪“抄五经、七史、百家之言，兵事、方伎、短杂奇要三百十卷，别有目录”(葛洪《抱朴子外篇?自叙》)。
南朝王筠“少好抄书，老而弥笃……爱《左氏春秋》，吟讽常为口实，广略去取，凡三过五抄。
糸经及《周官》《仪礼》《国语》《尔雅》《山海经》《本草》，并再抄。
子史诸集皆一遍。
未尝倩人假手，并躬自抄录，大小百余卷。
不足传之好事，盖以备忘而已”。
唐代著名书法家柳公权的侄子柳仲郢家藏万卷书，大都是他亲自抄来的“九经、三史 钞，魏晋以来南北史再钞，手钞分门三十卷，号《柳氏自备》。
又精释典、瑜珈、智度、大论，皆再钞。
自 余佛书多手记要义。
小楷精谨，无字肆笔”。
此类藏书家亲自抄书，不光为藏书，还带有抄写学习的目的。
但也有大量藏书家是雇人抄写。
例如，初唐孪袭誉，“所得俸禄，散给宗亲，余赞写书数万卷”。
中唐杜兼，“聚书万卷。
每卷后题云‘请俸写来手自校，汝曹读之知圣道，坠之鬻之为不孝’”。
上述两位藏书家，家中均有万卷以上的藏书，他们都提到用自己的俸禄去抄书，其中必有付给佣书人的报酬。
除佛道经籍、藏书外，个人的其他一些抄写复制事务也会用到佣书人。
西晋陆云为其兄陆机制作文集抄本时，就是请人抄写的，陆云还在给陆机的信中对佣书人的书写表示不满――“书不工”。
另外，很多官员的府上会雇人从事抄写事务，如北魏尚书令司马子如曾雇佣赵隐从事抄写事务等。
4、佣书人与书商 除官府、宗教机构、私人外，佣书人有没有受雇于书商呢?综观现有史料，无法找到明确例证。
上述官府、寺庙、道观、藏书家、士人都是直接找到佣书人，出钱请他们抄写，在雇主和佣书人之间看不到书商的身影。
但目前学界却基本认定佣书人会受雇于书商，其结论的得出来自推断：自汉至唐书籍贸易逐渐繁荣，书肆较多，所以，书商一定会雇佣书人来复制书籍。
笔者认为，这一推断无法令人信服。
首先，无明确史料证明佣书人受雇于书商：其次，这一推断是以今推古，拿现代社会的情况类比古代，在现代社会中，书籍大都是以出版业和书店为中介进行传播，要获得书籍，总需要通过图书市场，书商、出版社、书店的地位很重要。
但在中国2－11世纪的抄本时代，是否也与现代一样呢’要解决这个问题，关键要看在中国的抄本传播过程中，书商是否也如今天，起到完全的中介作用。
西汉以来，政府一直推行重农抑商的政策，这一政策正式开始于汉武帝时，汉政府采取了大规模打击商人的运动，商人在经济上被课以重税，政治上不得入仕，同时，官府又全面垄断市场，职业商人大量破产，市场经济从此一蹶不振，这一状况一直延续至南北朝，到中唐以后，商品市场才有所复苏。
长期的打击与抑制，造成汉唐时期市场经济全面衰退，社会经济的主要形态是自给自足经济，特别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形成的庄园经济更是自给自足经济的典型形态，在这样的经济环境中，书籍经济不可能不走自给自足的道路。
“读者的含义，包括官府、寺观等机构单位，也包括官员、藏书家等个人。
读者传写，指的是读者通过抄写复制作品，进而制成供自己使用的书卷”。
汉唐读者要获得书籍，最常见的方式是通过传写复制，他们从市场上买来制作书籍的原材料如纸笔等，然后进行抄写(复制)，可以自抄，也可雇佣书人来抄，最后制成书卷。
读者传写以自给自足为目的，不以商品交换为目的，所以是典型的自给自足书籍经济。
最有名的例子如西晋左思，他的《三都赋》写成后，“豪贵之家，竞相传写，洛阳为之纸贵”。
其文章并不交给书商出版，在书店里卖，而是任由读者自己买纸抄写复制，贵的只是复制用的纸，而不是要复制的文章。
作为作者的左思完全没有从作品中得到任何经济利益，只是收获了名声。
像东晋“《语林》始出……时流少年，无不传写，各有一通”。
南朝诗人谢灵运的新作，“贵贱莫不竞写，宿昔之间，土庶皆遍”。
“传写”的结果，或“各有一通”，人人持有一部：或超越阶层隔阂，“士庶皆遍”，传遍土族与庶族，这其间，有的是自己手抄，有的则必是来自佣书。
魏晋南北朝期间，“纸贵”之事层出不穷，成为抄本传播过程中的突出文化现象，但却都是读者之间竞相传写，觅不到书商的半点身影。
“自汉至唐的书商，都生活在自给自足经济的汪洋大海之中，他们必须面对无所不在的读者传写。
秦汉至唐，商人的社会地位十分低贱，晋代还曾规定商人两只脚穿的鞋要一白一黑，带有明显的侮辱性质(《晋令》：“侩卖者皆当着巾，白贴，额题所侩卖者及姓名，一足白履，一足黑履。
”)。
尊士而贱商，汉以来己成为种社会观念，根深蒂固。
在这种情况下，书商根本不可能与抄本传播的作者与读者群――士阶层处在平等的地位上，因此，他也没有办法和能力在作者与读者之间充分发挥中介作用。
从佣书来看，佣书人清一色都是贫寒士人，作为士阶层，他们对商人的态度一直是轻视的，又怎么会听命于商人，受书商的雇佣呢? 综上所述，在中国自汉至唐约千年的抄本传播过程中，佣书是书籍文本复制过程中的重要一环，佣书者就相当于今天的复印机，是扩大抄本传播的重要力量。
魏晋以后，佣书人真正职业化，佣书人的队伍也不断扩大，但他们并没有如后世手工业者那样形成行会，或直接受雇于商人，其原因与汉唐时期的经济文化环境直接相关，自给自足的读者传写方式，书商地位的低贱，是史料中始终找不到书商雇佣佣书者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