祥林嫂的人物形象【祥林嫂的囚禁与身体归属】
摘 要：再次守寡的祥林嫂，不但失去了依附“宿主”的一切资本，而且在鲁镇已有的“知识――权力”体系面前她就是一个罪犯，对于她的囚禁、审问、惩罚，甚至处死都是一种必然。
关键词：祥林嫂 身体归属 囚禁 权力 正当鲁镇的人们忙于准备“祝福”大典时，祥林嫂死了。
这个“不早不迟”、非常巧合的死亡时间，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巨大的阐释空间，可以让他们从宗教礼法、伦理风俗等不同角度对《祝福》进行合理的解读。
但也正是这个引人注目的巧合遮蔽了一个问题――祥林嫂为什么死在鲁镇？既然祥林嫂被鲁镇人所厌弃，为什么她不另投异乡，找一个不知道她根底的地方去独自生活？即使做了乞丐，祥林嫂也可以去更繁华的城市，为何还要固守鲁镇？既然鲁镇已经成为一个“安排这人肉的筵宴的厨房”①，祥林嫂为什么还不逃离而要坐以待毙？ 一、身体归属与“宿主” 再次来到鲁镇的祥林嫂，其境遇并不美妙。
虽说人们“仍然叫她祥林嫂”，但祥林嫂从人们的“笑容和声调上”，也大约知道是在“嘲笑她”，而她只是“瞪着眼睛”、“紧闭了嘴唇”。
生活如此艰辛，鲁镇还有什么值得祥林嫂留恋？就连阿Q这样的人，在未庄活不下去后，都可以进城，为何祥林嫂会甘愿成为鲁镇里一个“陈旧的玩物”？这其中的原因可能在于：再次守寡的祥林嫂已经失去了自由行走的权利，她的身体被“囚禁”在了鲁镇。
在《祝福》所营造的文化空间中，作为女性的祥林嫂，她的身体属于一个能为她提供营养和活动场所的“宿主”。
只有当祥林嫂与这个“宿主”形成稳定的供给关系后，她的身体才是有价值、有意义的。
“宿主”对于祥林嫂身体的决定性甚至体现在她的名字上，“祥林嫂”这个代号就是来自于“宿主”，时刻标示着其身体的归属。
作为“宿主”的附属物，祥林嫂的身体可以相互传承，也可以被转卖。
正因如此，祥林嫂的婆婆作为前任“宿主”――也就是祥林权力的继承者，才可以收走祥林嫂的全部工钱，并把她绑回家卖到贺家。
但这些并不是祥林嫂悲惨结局的根源。
当祥林嫂再次来到鲁镇时，卫老婆子说得很清楚，她现在是“只剩一个光身了”。
按理来说，没有了“宿主”的控制，祥林嫂的身体应该得到了彻底的解放，完全属于了她自己。
她自由了。
不过祥林嫂追寻到的不是幸福，而是真正的苦难。
这时的祥林嫂，已经三十多岁，年纪不轻了。
所有人都明白，女性年纪越大，生养就越发困难。
特别是她两次守寡，被贴上“克夫”的标签后，更没有什么“宿主”敢眷顾她了。
而这才是造成祥林嫂悲惨结局的真正原因。
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贺老六或者阿毛没死，祥林嫂还会整日担忧在地狱被锯吗？我们的设想还可以更大胆一些：如果祥林嫂能再一次改嫁，她还会成为一个行尸走肉般的乞丐吗？祥林嫂的身体如能再次依附新的“宿主”，也许她的命运就和平常的农妇没什么差别了，可以辛苦操劳、终老一生，而不会成为一具活的死尸。
第一次守寡后，祥林嫂可以在严厉婆婆的眼皮底下出逃，到大户人家做工。
而且她的婆婆必须找两个男人携手捆住她，才能带她回家。
这时的祥林嫂有勇气、有主见。
但当祥林嫂再次守寡回到鲁镇时，她早先的主见和勇气全部消失了，只会去默默忍受鲁镇的“又冷又尖”。
她的身体也大不如前了，表现出一种和年龄完全不相符合的衰老状态：手脚已没原先灵活，记性也坏了很多。
短短几年时间，祥林嫂为什么会有如此巨大的变化？难道阿毛的死就能导致这样的结果？其实问题的主要根源还是在“宿主”上。
祥林嫂第一次守寡时，还年轻，也没有生育过，所以根本不愁找不到可以再次依附的“宿主”。
第二次守寡并被冠以“克夫”的名号后，祥林嫂就失去了依附“宿主”的资格。
当祥林嫂明白自己失去寻找新“宿主”的一切可能后，她自然会长时间地沉浸在对前一“宿主”（阿毛，也就是贺老六权力的继承者）的追忆和失去“宿主”的悔恨当中。
二、“审/被审”与囚禁 再次来到鲁镇的祥林嫂，因为其身体处于一种“无主”状态，所以她身上的一些异类特质就会被鲁镇人无限放大。
于是，祥林嫂和鲁镇人就逐渐成为有着尖锐矛盾的对立双方，从而形成诸多二元对立。
首先，最为明显的就是“外乡/本土”的二元对立。
其次，就是“无知/有知”的对立。
无知不仅代表着愚昧，更意味着权力的丧失，这就如福柯所说：“……我们应该承认，权力制造知识（而且，不仅仅是因为知识为权力服务，权力才鼓励知识，也不仅仅是因为知识有用，权力才使用知识）；权力和知识是直接相互连带的；不相应地建构一种知识领域就不可能有权力关系，不同时预设和建构权力关系就不会有任何知识。
”②再次来到鲁镇的祥林嫂，总想用“无知”为自己以前的行为做辩解。
所以，她会反复说：“我真傻，真的。
”并且特意强调“我不知道”，但事与愿违，她的这些话反而给鲁镇人突显了一个事实：祥林嫂无知。
如柳妈就给祥林嫂先讲授了死后会被“锯开”的新知识，然后再传授“捐门槛”的破解之法。
如鲁四老爷规定“祭祀的时候用不着她沾手”。
于是，祥林嫂就成了“谬种”，是“不干不净”的；她头撞香案的行为“实在不合算”，是“白撞了这一下”。
还有就是“审/被审”的对立。
当鲁镇人面对失去“宿主”的祥林嫂时，自然会激发出围观的好奇心。
但静态的围观根本无法满足鲁镇人的需求。
鲁镇人既然认为祥林嫂是个“玩物”，那么就应该去玩弄她，呆呆地围观能有什么趣味？在鲁镇人看来，“克夫”的她由于失去依附“宿主”的资格，便成为了罪犯。
而且在“知识――权力”的框架下，鲁镇人不但是遵纪守法的好人，还是刑法规则的掌控者，这样他们就有权力对祥林嫂进行审问与惩处。
于是，形成了“审/被审”的二元对立。
为什么柳妈只关心这个问题，而不去质问祥林嫂为什么“那时”之后的几年里会一直“依了”？其实，柳妈在发问前就已经有了答案：你祥林嫂绝对是自愿的，你嫁给贺老六是“交了好运了”，不然你怎么会活到现在？当祥林嫂笑着反驳“你倒自己试试看”时，柳妈“打皱的脸也笑起来”。
柳妈笑什么？只能说这样的笑，一方面是柳妈自认看穿祥林嫂“谎言”后的洋洋自得；另一方面，也是柳妈内心幻想得以满足后快慰的外化。
激发内心幻想以寻求心理快慰，正是柳妈“审问”祥林嫂“那时”详情的根本目的。
面对这样的“审问”，虽然祥林嫂开始还能笑出来，但当她隐约体味到柳妈的真实用意后，就显得“很局促”，并“立刻敛了笑容”。
其实在对祥林嫂的审问中，鲁镇人并不关心她的“供词”是什么，他们所钟情的是审问过程。
他们希望通过这种提问回答的互动方式，收获更大的心理刺激。
所以，鲁镇人都会反复提到关于“阿毛”和“那时”的事情。
这实际就是一种语言的暴力。
另一方面，对于祥林嫂的话语惩处还是一种维护当前“知识――权力”架构的重要仪式。
在这个仪式中，祥林嫂就是一个标本，警告那些有胆量挑战现有权力体系的罪人：你们的下场就是如此。
既然鲁镇人认定祥林嫂是罪犯，那么祥林嫂在鲁镇就不是普通的停留，而是一种囚禁。
祥林嫂就是一个失去行动自由的囚犯。
在鲁镇这个森严壁垒的监狱里，镇上的其他人既是祥林嫂罪行的审问者，也是其罪名的宣判者，还是其所受惩罚的行刑官。
三、祥林嫂与“我” 《祝福》中的祥林嫂非常无知，有时候她的无知甚至让人感到惊诧。
最突出的地方就是她向“我”追问：“一个人死之后，究竟有没有灵魂的？”“那么，也就有地狱了？”“那么，死掉的一家的人，都能见面的？”我们可以想一想，一个四十岁上下、在中国传统的以“儒道释为主体”③的文化环境中土生土长的乡下女人，怎么能不知道民间习俗中是如何解释人死后之事的？当柳妈④讲到“阴司锯身”的事情后，她脸上才“显出恐怖的神色来”，因为“这是在山村里所未曾知道的”。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对于“灵魂”、“地狱”等问题早已有了相对稳定、且深入人心的阐释。
但祥林嫂――一个无知的乡下女人，为什么还要对这类问题心存疑惑？既然祥林嫂知晓传统习俗里的贞洁烈妇观，并要身体力行，可为什么到了“灵魂”、“地狱”这类问题上却又不认同传统了？难道祥林嫂以前生活过的那个山村，包括贺家 在内，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有一种选择性的隔绝？ 说到“我”这个人物形象，我们应该注意到，《祝福》是以“我”的视角讲述鲁镇和祥林嫂的一切。
特别是在柳妈讲述阴司的事情后，作者以“我”的口吻细致刻画了祥林嫂在心理、外貌等诸多方面的剧烈变化。
而当“我”再次回到鲁镇时，时间虽然已经过去了五年，祥林嫂也是鲁镇变化最大的人，但作为鲁镇的“著名人士”，她的故事“我”是不会遗忘干净的。
因而，当成为乞丐的祥林嫂没有讨钱而是拦住“我”提问时，开始感到“诧异”可以理解，可为什么“我”还会“悚然”、“胆怯”，并最终“匆匆的逃回四叔的家中”？要知道，是“我”为大家详细讲述了祥林嫂的故事，因此“我”对祥林嫂的人生困惑、悲惨命运应该是了如指掌的。
祥林嫂提出三个问题的缘由“我”应该明白，也应有一定的心理准备，可“我”为什么还要“吞吞吐吐”“支梧着”？并且还用“说不清”之语遁逃而去？“我”的一系列言行，是不是意味着“我”不愿意回答祥林嫂的问题？ “我”在《祝福》中一般被看成是一个具有启蒙主义思想的新派知识分子。
但有一点我们不能忽视：“我”也受过鲁镇文化的熏陶，而且和鲁四老爷有着天然的不可决裂的血缘关系。
虽然“我”接受了新思想、学习了新知识，但作为本乡本土的自家人，“我”回到鲁镇后并没有去挑战旧知识形成的权力体系。
正因为这样，“我”才会成为鲁四老爷家的座上宾，而鲁四老爷大骂新党时也只是针对康有为，“并非借题在骂我”。
当祥林嫂提出问题时，“我”曾暗暗想到：“这里的人照例相信鬼，然而她，却疑惑了……”这就表明“我”清楚地知道祥林嫂和“这里的人”不一样，她是鲁镇的异类。
而“我”接受了新知识，也就有可能成为鲁镇已有“知识――权力”体系眼中的异类。
鲁镇异类的下场，就会和祥林嫂一样，她的今天，也许就是“我”的明天。
鲁镇是祥林嫂的监狱，但也有可能会成为囚禁、惩处“我”的监狱。
因此“我”才会下定决心准备逃离鲁镇：“无论如何，我明天决计要走了。
”“我”的“悚然”、“胆怯”，实际隐含着“我”的一种“恐惧心态”⑤，这是一种对鲁镇“知识――权力”体系的恐惧；回答疑问时的“吞吞吐吐”、“支梧”，则是一种自保――它可以使“我”避免成为鲁镇权力体系下的另外一个惩处对象。
如果给祥林嫂的疑问提供了与鲁镇已有解释完全不同的新答案，那么这样的行为就有可能被鲁镇的掌权者视为是一种挑衅、一种叛逆。
而“我”最后“匆匆的逃回四叔的家中”的举动，似乎也喻示着软弱无能的新知识根本不能撼动鲁镇已有的“知识――权力”架构，“我”也只有依赖于四叔的庇护才能在鲁镇生存。
“我”的一句“说不清”，不但维护了鲁镇的权力体系，而且也使“我”成为囚禁、惩处、杀害祥林嫂的共谋。
福柯认为：“只有在肉体既具有生产能力又被驯服时，它才能变成一种有用的力量。
”⑥在鲁镇人看来，祥林嫂因为年纪已大并且“克夫”，已然失去身为女性应该必备的传宗接代的“生产能力”，而彻底成为一个没用的废物。
不仅如此，祥林嫂还是一个能不断克死“宿主”的冤孽，那么对于她的囚禁、惩罚，甚至是处死都就成为一种必然。
只有祥林嫂死了，鲁镇旧知识的权力统治才能得到巩固，“天地圣众”才能安心享用那些干干净净的“牲醴和香烟”，才能将“无限的幸福”赏赐于鲁镇的人们。
① 鲁迅：《坟•灯下漫笔》，《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28页。
②⑥ [法]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刘北成、杨远婴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29页，第27页。
③ 高远东：《〈祝福〉：儒道释“吃人”的寓言》，见汪晖、钱理群等著：《鲁迅研究的历史评判――论鲁迅（二）》，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7月版，第335页。
④ 柳妈是个信佛的（参见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鲁迅全集》第2卷，第23页，注释14）、不杀生的“善女人”。
可她在给祥林嫂讲解人生死之事时，却闭口不谈佛家的因果报应、六道轮回之说，更没有引荐一个鲁镇附近的古刹名寺，让祥林嫂去求拜菩萨、观音以获解脱，而是让祥林嫂去本非佛家寺院的土地庙“捐门槛”，柳妈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吗？ ⑤ 张天佑：《专制文化的寓言――鲁迅、卡夫卡解读》，甘肃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82页。
作者：陈力，文学硕士，西北民族大学文学院教师，研究方向：文学理论。
编辑：赵红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