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胡同里的社区变革
“干这个工作，很多人不理解，一些人也打心眼里看不起你，但我还是很愿意做，这样能为居民办点实事。”40岁出头的郭斌面对自己从事的工作很坦然。
其实，在普通人眼里，郭斌可算是一个“官”，只不过他没有任何行政级别，不享受公务员待遇。可是，他干的工作，却与城市里每一位居民的生活密切相关，如下岗人员再就业、小区治安及环境卫生、民事纠纷调解，等等。
“我们在社区工作，主要靠的是说服和协调。”郭斌这样解释自己工作的性质。
郭斌是北京市西城区北头条社区居委会主任。按照居委会组织法规定，社区居委会是城市基层群众自治组织，这个组织的成员由居民代表或户代表选举产生，目前已有部分社区开始实行由居民直接选举。
提起社区居委会，很多熟悉中国的外国人可能对这一幕不会太陌生:一些没有固定工作的老太太，手臂上戴着红袖章，整天在社区里转悠，碰到“形迹可疑”的人，总要警惕地上前盘问一番。很多人把这些老太太俗称为“小脚侦察队”。
作为社区安全的一支重要力量，这些“小脚侦察队”现在仍然活跃在很多社区。可与此同时，一股“新鲜血液”也慢慢地注入到城市的“根部”——社区居委会，郭斌就是这股“新鲜血液”中的其中一员。而这一切，皆缘于一场静悄悄的变革。
变革。
虽然居委会组织法明确规定社区居委会是基层群众自治组织，但在实际生活中，一个很大的难题却一直没有解决，这就是社区居委会如何与政府划分职责。这个问题不解决，社区民主自治就难以真正实现。基于社区居委会行政负担过重，为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区民主自治上来，各种改革模式应运而生。
2002年底，作为北京市最早的试点地区之一，西城区北头条社区正在经历一场引人注目的变革。其核心内容是，由居民选举产生居委会成员，他们大多是非专职人员，不拿工资，主要负责收集民意，推动居民自治;居委会聘请一些专职人员组成一个工作站，工作站必须完成政府和居委会交办的工作，并接受居委会的监督。
“推行试点改革时，社会上没多大阻力，但居民的参与程度不高。”西城区新街口街道办事处社区建设办公室主任高占英说，“试点改革原打算在街道所辖的21个社区居委会全面推行，可是，宣传发动需要一个过程，有的人认为这是‘没有层次的工作’，是退休老太太或下岗失业人员干的活。所以，我们先在西四北头条等三个社区推行了试点改革。这三个社区均位于城市中心地带，是年代久远的平房胡同区，居住的离退休老人较多。”。
“我们不希望在居民参与度不高的情况下，急着推行这种制度。”高占英说。
在短短一年半时间里，北头条社区连续更换了三任居委会主任。如今，新一轮换届选举在即，目前正处于宣传动员阶段。
北京市西城区民政局副局长朱建民直言不讳地说，现在很多社区居委会行政化倾向比较明显，负担过重，根本没有精力研究本社区居民最关心的事务。
“这次改革的主要目的，是把协助政府的工作交给新成立的工作站，把社区居委会从繁重的行政事务中解脱出来，让它能集中精力搞好社区民主政治建设。”朱建民说。
在过去的体制内，作为群众自治组织，社区居委会成员却拿着政府的工资，从事的也大多是政府下派的工作，如人口普查、政策宣传等，这显然是一对矛盾。因此，在朱建民看来，改革以后，居委会成员不拿工资，可以保持身份独立，这样不仅有利于构建一个更加畅通的民意渠道，而且能起到对政府的民主监督作用。
另外一个更为明显的好处是，居委会成员不用专职人员，这样可以使得“新鲜血液”不断补充进来，从而打破多少年来社区居委会由退休老太太把持“一统天下”的局面。
出走的和留下的。
在北头条社区，很多人都会记得一个人的名字，他就是改革之后北头条社区首任居委会主任魏国。这是一位70多岁的老人，退休前是一位小学校长。在20～30位候选人当中，这位激情满怀的老人最终赢得了选民的支持，准备在这个新生的民主改革领域再干一番事业。可是，一年之后，他选择了黯然离去。
按制度规定，魏国可以不坐班，但需要关注社情民意，围绕老百姓的要求来确定议题，并定期召开会议讨论当前社区需要解决的重要事务，如夜间路灯照明情况、小区治安或绿化等问题，同时汇总居委会成员搜集上来的社情民意，确定下一阶段的工作重点。
在讨论会上，居委会还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听取工作站负责人的工作汇报，对一些重点项目方案、进展情况及财政投入情况进行决策。此外，居委会主任手中还握有一个最为重要的权力，就是可以拒绝政府下派的超出居委会职责范围的不合理任务。
退休在家的魏国把全部精力放在了居委会工作上，几乎成了专职工作者。由于工作站还承担着协助政府工作的部分职能，所以忙的时候，难以及时完成居委会分派的工作。时间一长，居委会与工作站产生了矛盾。而魏国的观点是应该停下政府分派的工作，首先完成居委会安排的任务。这让领取政府工资的工作站人员陷入了尴尬境地。
更为重要的是，虽然魏国有很高的政治理论水平，但他的很多工作方式并没有得到居民的认可。最为典型的例子是，由于社区里养狗的人越来越多，这无疑给社区的环境造成了一定的影响。魏国上任后，便把禁止居民养狗作为一项重点工作来抓。由于事先没做好足够的解释说服工作，这项举措立即引发了众多养狗家庭激烈的抵触情绪。
没过多久， 孤掌难鸣的魏国，便感到力不从心了。最终，他只好选择了主动辞职。
之后，一位年轻女性接替了魏国的位置。可是，仅仅几个月之后，由于驾驭不了局势，她也遭遇了同样的“命运”。
2004年7月，郭斌以一个社区专职工作者的身份，进入北头条社区居委会工作。在半个月时间里，他串完了社区所有的胡同，与社区积极分子建立了较好的关系。
一个月之后，在一次差额选举中，郭斌高票当选为北头条社区新一任居委会主任。不过，郭斌的身份与前任有了一些改变，他由原来的非专职人员，改为现在的专职工作者。
在当选后的半年内，郭斌组织召开了四次居民代表大会，就一些社区热点问题广泛征求居民的意见。按有关规定，在非换届选举年份，这样的会议一年只要开一二次即可。民主务实的作风，让郭斌逐渐得到了居民的认可和拥戴。
“还在摸索阶段”。
据郭斌介绍，现在北头条社区居委会成员中年龄最大的61岁，最小的28岁，除他一人专职外，其余全是非专职人员。“议事层”必须每月开一次会议，遇到大事，再随时加开。
今年54岁的孙敬英，是“议事层”成员之一，她在北头条社区生活了整整25年。
在孙敬英的记忆里，改革启动之前，政府对这个制度进行了广泛的宣传，各个居民小组（大约50户）也召开了多次学习会议。在接下来的“议事层”成员选举过程中，各居民小组共选举或推荐出30多位候选人，而实际需要名额只有9个。孙敬英说，竞选气氛十分热烈，竞选人不仅要发表“施政演说”，而且要接受居民代表（每个居民小组选一名代表，大约共有92名代表）的提问。最后阶段的投票、划票及唱票，也做到了公开透明。
不过，谈起这次改革模式，孙敬英还是出语谨慎:“这是个新鲜事物，还在摸索中干。”。
现在，孙敬英大约每月出席一次会议，与其他成员一样，对于一些问题，她偶尔也会发表不同的看法。“我的职责之一就是监督工作站的工作。” 孙敬英说。
现在已有一些居民冲着孙敬英的“议员” 身份来向她反映一些问题了。“可见这个制度还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孙敬英说。不过，她并不满足这一点，“按制度规定，议事层成员的权力可大了，可实际执行起来还是有一点困难。”。
发展不平衡。
据朱建民副局长介绍，2001年底，北京市选择西城区的10个社区作为试点，探索实行这种居民自治的改革模式。至2005年12月中旬，在西城区总共195个社区中，已有59%推行了这种居民自治模式。计划在2006年，西城区将全面铺开这种制度。
朱建民坦承，在推行这一制度时，包括他在内的很多人都担心，这种不坐班、不拿钱的“议事层”能持续多久，而一旦不能有效运行，是否会造成“议事层”的虚化。
“从现在来看，总体发展还是好的，但不平衡。” 朱建民说。他举了这样一个例子:西城区什刹海街道共有35个社区，推行这种民主自治制度后，一年之内开了500次居民代表大会，其中400次会议的议题是自下而上的，其中91%的问题得到了解决。
“这表明作为群众自治组织的居委会，开始真正关注民意和老百姓的呼声了。”朱建民表示，当地政府将会继续推进基层民主自治建设。不过，对于政府与社区发展之间的关系，他表示，一些地方政府应转变观念，由“政府给老百姓办事”变成“政府应该按着老百姓的意愿办事”。他举例说，对于外来人员参加居委会选举，北京市目前已有明确规定:第一是居住在社区1年以上;第二是必须由本人申请，居民会议通过;第三是在社区显著位置公示。经过以上程序，外来人员在社区就可以获得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了。
“居民参与问题，是我们正在大力解决的一个问题。” 朱建民认为:“社区要和谐发展，就必须依靠社区民主自治和政府公共服务来完成。”。
在一些以年轻白领为主的新兴高档社区，很多人对社区事务不感兴趣，就是居委会上门宣传或传达某项政策时，这些人也不愿意开门。可是，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喜欢上网。因此，西城区民政局正考虑在这些社区建立专门网站，将其打造成居民的民意阵地，以培养高品位、高素质的年轻居民参与社区民主自治的兴趣和热情。
在中国，大多社区居委会给人的印象是，办公场所太寒酸，不是“窝”在半地下室，就是“屈”在一个简陋的办公场所。就拿北头条社区居委会来说，8～9个工作人员的办公场所是一间大约25平方米的平房，里面最高档的设施是一台老式电脑。这样的办公环境使很多想来居委会工作的人望而却步。
“推进社区民主自治依靠什么呢？它需要社区居委会通过开展活动，增强自身的凝聚力和感召力，进而才能发动和组织群众。而这一切都需要开展活动，都需要一定的经费。” 朱建民自问自答道。
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北京市政府决定从2006年开始，给每个社区拨付8万元作为公益性组织经费。目前，西城区政府已经决定，在未来两年内投入2亿多元人民币，全面改善社区居委会的办公环境。具体而言，老小区社区居委会的办公与活动用房将达到230平方米，新建小区的社区居委会将达到350平方米。
“民主改革需要一个过程。在居民认识程度参差不一的情况下，改革是没有十全十美的，存在问题也是正常的。” 朱建民如是说。
（作者系《北京周报》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