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文文学书写的维度及诗学探寻
摘要: 在新的历史境遇和文化语境中,海外华文文学面临的新机遇和新挑战同在。从华文文 学的写作实践和批评研究所具有的双重体验、双重感受所形成的双重视角切入,从相关问题 所引发的思索,提出并抓住华文文学书写中的游牧或旅行、记忆或怀旧、故乡或根性、人性 或欲望等几个维度,来重新思考华文文学新的生长可能性。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华文文学 创作与阐释的诗学建构的一种探寻。
中图分类号:I1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163(2009)4—0026—05。
当代世界尽管已步入商业化和消费时代,但这一社会现实并不排斥人们向往“诗意地栖居” 。或许在这样的时代里,人们固然需求文化快餐,寻求阅读的轻松和兴趣的刺激,但同时并 没有完全放弃对真善美的追求。任何一个读者的阅读需求永远都是多元的。那么,伴随着人 类精神活动存在了数千年的诗意,华文文学应当何为?它能给我们或应给我们带来什么?在 拥挤而嘈杂的现代生活节奏中,什么样的文学作品才能提升华文文学的创作品质?才能确立 自己的创新意识而走向世界?一句话,华文文学的现代观念应如何以具有超前的意识与未来 视野才能和世界文学对话,从而展示自己独特的人文精神和艺术景象?可以说,全球化话语 作为当今世界快速趋向的文化状态,已席卷生活的每一角落。在这种新的历史境遇和文化语 境中,华文文学所面临的新挑战和新机遇同样是不言而喻的。由于笔者本身旅居海外,是华 文文学的写作实践者和研究者,以这种“特殊身份”所具有的双重体验、双重感受所形成的 双重视角,不揣浅陋,拟从问题所引发的思索,来重新思考华文文学新的生长点,或者说新 的参照向度,以期对整体的华文文学书写甚至阐释多少带来一点启示,并因此而拥有一个更 美好的文学前景。
不同的人、不同经历的人、不同时代的人,“故乡”这个词在其意识深处,含义是不尽相同 的。文学中的故乡亦然。现实主义、古典主义笔下的故乡,浪漫主义、超现实主义抒写的故 乡,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所谓的故乡也迥然有异,或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置身于不同的 地域,“故乡”的内涵和外延也不断地变化着;生活在不同乡村、城市、省份、国度,随着 视野的不断开阔,“故乡”都在随之跟着变化。如此说来,故乡可能是空间、又是时间,是 土地、又是心灵,是祖国、又是家园,是诗歌、又是童话,是安慰、又是忧伤……也许,故 乡是无法诠释的词条。然而,故乡的确是一个无法回避的存在。或者说,故乡在人的生命旅 程中,永远是一个矛盾的存在,一个浮游着精神的泊地。
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生命。对于黄皮肤黑眼睛的华夏子孙,从生命孕育的那一刻起,是父 精母血缔造着,是坚实地气哺育着,是淳美民风浸染着。这种原初的文化“包装”,奠定了 生命之根性。每个人又都有属于自己的故乡。我们的身躯从故乡走来,生命的源头在故乡, 可我们寻觅精神的家园,皈依灵魂的故乡,并不仅仅是回到过去的出生地。这是多么复杂的 情感啊!我们的精神在对故乡的依恋与逃离中,在难以割舍与大胆寻找中,又期待着新的洗 礼。既有热情的笃守,又有无定的漂泊,更有苦苦的追寻,一端连接着故乡那方水土,一端 又接通着现代文明的风情。
文学的故乡,可以说是每个作家精神之河的神秘发祥地,对它的从不自觉到自觉的感悟或依 恋或回望或怀想,都关系到作家艺术生命的高低与长短。列维•斯特劳斯说,原始人把家乡 带在自己的身边,其实现代人也可以把故乡带在身边。俄国演员卡恰洛夫说叶赛宁的诗集是 他漂泊的故乡。尼采说:“什么祖国!哪儿是我们的‘儿童国’,我们的舵便驶向哪里。到 那里去吧,比暴风浪的海更奋勇。”福克纳说故乡像邮票那么小,加缪说故乡像海洋那么大 。的确,故乡有时很大,有时很小。能容纳生命意义的过去与未来的心坎,就如同容纳童年 的处所,那是情感的故乡。作为文学,应当对着未来无数年代的知音诉说。因为故乡不只活 在过去,故乡也活在将来。伟大作家所展示的文本世界更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诚如鲁迅之 于水乡小镇绍兴,沈从文之于湘西的古老边城,马尔克斯之于拉丁美洲那个泥沼深处的叫马 孔多的小地方。而普希金则咏叹:“无论命运会把我们抛向何方/无论幸福把我们向何处指 引/我们——还是我们:整个世界都是异乡/对我们来说,母国——只有皇村。”对于鲁迅 、沈从文也好,对于马尔克斯、普希金也罢,他们笔下的“这一个”地方,无异于整个大千 世界上的最亮点。因为,那是他们独特的文学存在方式的最佳选择地或对应点,那是深深地 烙印在他们灵魂底层的独特空间。
刘再复在其《漂流手记》、《西寻故乡》等著作里,对“故乡”和“祖国”的重新定义是颇 有意味的。他在文学上扬弃权力意义上的国家(故乡),追寻情感意义上的国家(故乡)。 这 种经解构之后的重构,使他的散文打破了“乡愁”的模式(这一点是海外华文作家尤应引起 重视和注意的关键)。由于受中国文学传统的影响,受内陆型农耕文化唯系土地的传统文化 心理以及难以摆脱的这种民族群体的历史潜意识积淀的影响,由“思乡”母题派生出的乡愁 、乡恋、乡情、乡趣等模式,如繁星般布满了中国文学的天穹,在海外华文作家笔下同样俯 拾皆是。诚然,表现“感时忧国”或“涕泪飘零”等主题,在特定的历史境遇和时代语境下 ,的确创造了许多动人的诗篇,也很有必要。但进入全球化和人类走向“地球村”的时代, 就必须对这一文化母题进行反思了。其实,在现代人的心目中,故乡不是一块永远不变的土 地,故乡或明或暗,“即使把故乡视为美丽而遥远的梦幻,也应把这种梦幻视为流动状态才 好。故乡跟着人流动,这故乡才是活的,而且才有更丰富的内涵”[1]。而对于每 一个真正 的诗人作家,应该有属于自己的精神领地,或者说有一个他所热爱的世界。这个领地、这个 世 界不完全属于现实和公众,只属于自己。或许,这就是诗人作家的故乡,是自己构造的理想 国即精神王国。
那么,“根”是什么?在《现代汉语词典》里,起码有10种解释。其原初意思应是指高等植 物的营养器官,分直根和须根两大类。根能够把植物固定在土地上,吸引土壤里的水分和溶 解在水中的养分,有的根还能贮藏养料。其比喻义为子孙后代。或指事物的本原;人的出身 底细。等等。文学中的根,可能是自己心中私人化的一种精神勾连,或者可以看作是一种与 精神源头的对接,如同一支悠长邈绵的回旋曲,能令人静静地回味或享受。
一种文学的产生和形成,首先应是趋于某种文化的自觉,之后才是文学的自觉。中华文化作 为海外华人文化和华人社会构成的精神底座,无远弗届,无时不存,其形成的向心力和凝聚 力,既是一根无形的纽带,也是华文文学发生学的前提和动力源。因此,在异质土地上用汉 字(母语)书写的文学文本,必然含蕴着浓郁的华夏文化精神内涵,并深扎于其根源之中。 同时,对世界文明乳汁的吸吮和受当地文化潜移默化的浸染,从而造成自身文化的沉醒,也 造成自身的苦痛。譬如东南亚华文文学,从其诞生的那一天起,就跟中国文化息息相关,包 括古典文化和现代文化。东南亚华文文学所收获的盈芳硕果,正是嫁接在中华文化这棵大树 上生长开花之后而缔结的,是对华夏文化之根的眷恋、延伸和拓展,这是谁也无法否定的事 实。尤其是在老一代华文作家身上,更是显而易见。即便是新生代或所谓“断奶”的一代, 只要你用汉字书写,都难以摆脱那层脐带关系。新加坡著名学者兼作家王润华就此问题有一 段精彩的论述:“任何有成就的文学都有它的历史渊源,现代文学也必然有它的文学传统。 在中国本土上,自先秦以来,就有一个完整的大文学传统。东南亚的华文文学,自然不能抛 弃从先秦发展下来的那个‘中国文学传统’,没有这一个文学传统的根,东南亚,甚至世界 其他地区的华文文学,都不能成长。然而单靠中国根,是结不了果实的,因为海外华人多是 生活在别的国家里,自有他们的土地、人民、风俗、习惯、文化和历史。这些作家,当他们 把各地区的生活经验及其他文学传统吸收进去时,本身自然会形成一种‘本土的文学传统’ (Native Literary Tradition)。新加坡和东南亚地区的海外文学,以我的观察,都已融 合了‘新中国文学传统’和‘本土文学传统’而发展着。”[2]。
生活在今天的海外华文作家,尽管不一定喝着同一种水,却流淌着共同的血脉,且用同一种 文字书写。其思想意识深处,起码潜藏着三种根性,除了前面所说的文化传统之根性外,尚 有语言之根和善良之根。语言是人类思维与交流的工具,也是文化精神的载体。在很大程度 上说,语言是华文作家共同的家园。华人作家在异域,在非母语的国度用母语书写来表达自 身的情感文化诉求或丰富自身的精神生活,既是生存意志的体现,也是自身尊严的展示。尽 管这是一种跨越文化经验的边缘性写作,是在母国和所在国主流文化中都不被重视甚至忽略 的寂寞风景,但他们却乐此不疲。旅美作家聂华苓说:“汉语就是我的家。”新移民女性作 家张翎说:“写作就是回故乡。”菲华作家一东的《汉字铅写》写道:“我在保管的铅字房 里,看到成堆的铅字,我用手掌按下去,印在掌心的是,殷红的中国字,那是我的血畅流过 的缘故。”刘再复则说,我的根在《山海经》的神话世界里。可见,通过汉语(华文)书写 ,就是作家对自身的文化认同。因为方块形的汉字就是中华魂,是一个流散族群传承或建构 自己精神家园的根基。也只有不让自己与生俱来的根性丢失,才能在全球化时代重塑自己的 民族文化身份。正因为如此,“寻根”、“追忆”和“返乡”在世界移民文学中,是常常受 到普遍关注和反映的母题。
善良之根,则是每位作家生命中所应具备的基本元素。仰望文学艺术的星空,许多先辈大师 所迸发闪烁的真善美之光芒,穿过时间的浓云雾霭,依然吸引着一代代人的目光。鲁迅就是 其中一位。在他笔下的人物形象虽没有什么崇高的英雄,都是平凡生活中的小人物,却有一 种内在深沉的力量撼动读者,让人为之倾倒而感叹。究其原因在于跟作家自身的善良之根有 关,更是作家自身人格魅力的展现。无可否认的是,作家的善良之根性往往决定着作品的艺 术感染力。在当下,在一个复杂的“混乱”(文化)时代,重申善良之根性,就是呼唤华文 文学世界要留住这善根。这是人类世代相承的永恒需要,这是文学获得艺术魅力的内在要求 。相信善良、慈善等凝成的善的力量将是新世纪人们普遍关心的话题,那是来自辽远无垠的 星空发出的庄严召唤……。
一个以家园作为起点出发的作家,如果能将乡土文化、民族文化、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包括 地域性或“他者”文化等多种大中小文化自如交融汇通在一起,经过慢慢发酵,逐渐催化, 就有可能形成一个非常独特的文学话语,建构属于自己的精神文化空间,甚至诞生出与众不 同的、具有丰富思想内蕴的“宁馨儿”。诚如皮特斯曾强调的“把全球化看作一个杂交混合 的过程,这个过程导致了全球化混合的出现”[3]。尽管在这种混合杂交过程中, 各种大小 文化之间必然要发生冲突和碰撞,但冲突碰撞本身就是一种对话一种接触。对于多元背景中 的华文文学书写来说,一方面作家身为华裔,其根性血脉源流涌动着自身文化多样化的特质 ,另一方面又要迎接全球性文化浪潮的洗礼式冲袭。在文化层面上,这是一种悖论,但这种 “悖论”却具有强大的张力和多重意义,甚至可能在相互包容中孕育出崭新的艺术形式。这 是我们所愿意看到的,也是一种热切的期待。
二百多年前的1797年,在一次哲学的辩论中,康德写道:“如果我们的工作和理论的争辩, 脱离了内心的慈善,那么这些东西对我们又有什么好处呢?”年迈之际,他的医生进入其房 间,康德起身相迎,医生阻止,康德说:“刚才那刹那,显示人性并没有离我而去。”伟大 的哲学家,直至生命最后关口,关心的依然是人性是否丢失。面对浩瀚的宇宙时空,人只不 过像天地间的一只沙鸥,只不过是地球上一个匆匆的过客,在这短暂的瞬间,能显示出深扎 于生命中的美好人性,或许就是一种至高的幸运。
人性是多面的、立体的、复杂的、丰富的。人性中有真有假、有美有丑,有善有恶。因此, 对人性的敏感,往往是写作者必然具备的素质。托尔斯泰为了追求人性的自我完善一直充满 着困惑,萨特面对那虚无始终存在着挥之不去的焦虑,米兰•昆德拉则因为“生命中不能承 受之轻”而急灼。在虚无或在轻中,人们获得了自由时又感到不自由,生命中永远充满着悖 论。在当今华文文学世界,真实的领域在扩大,复杂的现实与百态的人生同时展开,经济像 靡菲斯特式的妖魔把人的潜在欲望一齐召唤出来,文学也因此平添了无数新的话题。可是, 作为文学书写者,我们都写了些什么?作为读者,我们都读到些什么?作为批评家,我们都 说了些什么?作为媒体,我们都发表出版了些什么?在精、气、神普遍缺乏的而习惯于炒作 、媚俗、克隆的时代,那些具有生命原创、灵魂认知、精神饱满的,并且闪烁着人性辉光的 作品(作家)实属鲜见。我们是否深感到文学缺了点什么?比如,是否是功利物化的诱惑、 浪漫色彩应该偃旗息鼓,梦想、空灵、诗意的东西就应该放逐?是否在作品中存在思维老化 、感觉钝化、美感丢失、灵光不见的问题呢?是否是太过于暴露现实中的丑、恶的现象,而 不再敏感于人性中的美与善和生命中的活力与深刻?当我们面对物质的、功利的、现实的地 盘在不断扩大,坚守着人性中的美感,固守着一份天真烂漫的童心,坚持着文学应有的独立 品格、良知和真诚,这或许可以当作是华文作家应有的灵魂亮度和精神向度。约瑟夫•康拉 德(Joseph Coad)说过,文学艺术是将最高的正义给予有形的世界的一种尝试,它试图 在宇宙、物质以及现实生活中找出基本的、持久的、本质的东西。康拉德所谓的这种基本的 、持久的东西,就是人性,就是人性中的美。
作家也是(语言的或灵魂的)艺术家。艺术家之不同于寻常之人,大概就在于拥有一颗善感 敏锐的灵心和对美的妙悟。就拿写少男少女的美来说,李白诗云:“妾发初复额,折花门前 剧,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同居长干里,两小无嫌猜。”李义山诗谓:“八岁偷照镜, 长眉已能画,十岁去踏青,芙蓉作裙衩,十二学弹筝,银甲不曾卸,十四藏六亲,悬知犹未 嫁,十五泣春风,背面秋千下。”这都是人性美展现的画面,令人有一唱三叹之感。至于蒲 松龄以及更伟大的曹雪芹,他们的文心诗弦几乎都是为少女而燃烧所弹拔的,缺乏或减去这 种美,他们作品里的精神灵魂就无所依附了。
在海外新移民作家中,严歌苓、张翎、严力等作家之所以尤为引人注目,与他们在作品中善 于深刻地挖掘人性的艺术思考和美学追求有关。譬如严歌苓,无论是出国初期写的《少女小 渔》,之后写的《扶桑》,还是近期推出的《第九位寡妇》等文本,无论是反映移民题材还 是表现历史题材,也无论是写海外生活还是写国内生活,她总能从现代性视野出发,去展现 人性中包藏的“意外”之谜,并试图对这些谜进行破译和推演,让人从中认识到人性的奥秘 并引发对精神灵魂的追问。“我的写作,想的更多的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下,人性能走到极致 。在非极致的环境中人性的某些东西可能会永远隐藏。我没有写任何‘运动’,我只是关注 人性本质的东西,所有的民族都可以理解,容易产生共鸣。”[4]这是严歌苓的经 验之谈。 因此,对于生活在多元文化背景中的华文作家,要想拿出扛鼎之作,不管有多宏大的构想, 或忧思多么沉重的问题,或装载多么新奇的观念,或运用多么先锋的技巧,倘若对人性中种 种值得关注的问题缺乏敏感度或无动于衷,要想拿出好的、美的精品力作恐怕只能是一场梦 ,也难以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作家(艺术家)。
欲望与人性相互关联,比如爱、比如性、比如人性中滋生的一切意念,都与欲望有关,或者 说都是欲望化了的另一种形式。欲望能推动人生,让生命走向更高的境界;欲望也能毁灭人 生,让生命走向陷阱般的深渊。人的内宇宙是一个没有边界的存在。或许,它既不创生,也 不 被消灭,它就是存在。托尔斯泰在自己的日记中记载着他心中的三种魔鬼: 1. 赌博欲:可 能战胜的; 2. 肉欲:极难战胜的; 3. 虚荣欲:一切中最可怕的。因此,“欲望不仅是文 学 文本的一个重要主题,也是文学阅读的一个重要主题。但是,文学文本所持之以恒关注的一 件事情是欲望的悖论性、易变性、可调节性。”[5]上世纪90年代后期,由于理想 主义高蹈 受到嘲弄,英雄主义受到鄙夷,理性精神受到解构,在认同世俗欲望、认同身体欲望,认同 直觉、本能作为理性的抵抗力量的时代境遇下,性欲、金钱、别墅等物质符号意味着成功和 幸福的炫耀标志,海外新移民文学便成了这种想象的源头。于是,为了满足读者(国人)的 猎奇心理和期待视野,性自由在一些热销作品里作为表现西方的重头戏。《北京人在纽约》 的王启明和阿春偷情背叛妻子却毫不自责;《曼哈顿的中国女人》里的“我”毫不介意把与 其他女人同居的白人作为自己的白马王子。性自由的快感成了他们优越于国人的筹码,由此 带来的自然是主体内涵的浅薄和低俗化。可见,有关本能欲望即性描写在华文小说中明显增 多,一方面是作家趋利行为使然,当“身体写作”成了一种不可忽视的现象时,文学作品描 写性本能似乎也成一种趋势,但纯粹追求感官刺激的实在令人不敢恭维,充其量只是一堆文 字涂料。另外,也有将性本能理解为文学的一部分,并从中展现东西方文化的冲突。骁麒的 《重返伊甸园》可视为代表性作品。
文学艺术创作、尤其是小说创作,往往出现在面对欲望的诱惑时失控了应该把握好的精神维 度,或全身心地告别精神而沉溺于私人性的欲望化写作,或打着世俗化旗帜进入写生存、写 本能、写欲望的浅层次状态,或在消解神性和剥离所谓人性之后把文学变成是本能或金钱欲 望的展示,这些都是值得我们警惕的。每一种方式都可能是一个陷阱,一旦陷入进去就难以 遏止,就可能离生活愈远,离心灵愈远,离人性愈远,甚至把文学推向无望的深渊。
其实,生命永远都在渴求着,永远都在寻找激情、寻找新颖、寻找深刻、寻找真善美、寻找 宇宙密码、寻找更为辽阔的壮丽天地。于是,我们的生命里充满着说不尽道不完的话题。然 而,环视世间,许多东西都过于讲究策略或预谋。须知越是强调策略,人类就越世故,生活 就缺少真诚,文学可能会显得苍白无力。同样的,如果过于讲究本能和欲望的策略,就难以 写出有血脉的有灵性的真实的跳动文字。作家面对着本能和欲望,只有恰到妙处地加以展示 ,并尽可能在直视灵魂与反思生活中,写出有意味的、符合人性化的、哪怕有苦味有辣味但 却没有酸腐味的东西来,才有可能释放出人性的光泽和生命的感悟,然后“走出写作困境和 价值迷茫,找到自己真正的‘生命写作’位置”[7]。这对于当下华文文学创作, 同样有着值得深思的必要。
注释:。
[1]刘再复、刘剑梅:《共悟人间:父女两地书》,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2 页。
[2]王润华:《华文后殖民文学:中国、东南亚的个案研究》,上海:学林出版社2 001年版,第129、130页。
[3]转自梁展:《全球化话语》,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03页。
[4]舒欣:《严歌苓——从舞蹈演员到旅美作家》见《南方时报》2002年11月29日 。
[5]、[6]〔英〕安德鲁•本尼特、尼古拉•罗伊尔:《关键词:文学、批 评与理论导论》,汪正龙、李永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79、171页。
[7]王岳川:《中国镜像——90年代文化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289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