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秀才任鸿隽:最后的秀才
20世纪前半叶，任鸿隽在中国科学界、教育界中是一位前排就座的人物，而一个世纪过去了，我们重新提到这个名字，并非是要为上个世纪补缀什么，而是因为反复琢磨这位老前辈的“立德、立功、立言”，觉得确有些东西，应该留下来、传下去。
《大学》有云：“物有本末，事有始终，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在任鸿隽先生诞辰120年之际，重新感受他曾经闪耀过的思想的光芒，也许会让我们更接近于真理，更清楚地知道我们未来努力的方向…… 远渡重洋，探索落后原因 20世纪初年，一场教育革命迎来了与现代教育接轨的科学知识体系，国人的知识结构开始发生了的根本转变；雨后春笋般的新学堂把原来以科举入仕为唯一正途的旧士人阶层送进了墓地，汹涌澎湃的留学大潮则把现代知识分子群推上了新世纪的舞台。
在孙中山和袁世凯当政时，他先后为他们做过秘书。
但最终因厌恶官场的污浊，他拒绝了蔡元培、胡汉民等政要的挽留，毅然前赴美国留学。
初到美国，他目睹了美国人民富裕的生活，强烈地感受到东西方社会在政治体制、社会习俗等方面的巨大差异。
然而他并不满足于这些。
经过学习、观察和研究，他认识到东西方的最大差别，其实是在于“西方有科学，东方无科学而已”。
为了探索中国无科学的原因，任鸿隽并没有像如今的留学生那样，把学技术、拿学位看得太重。
他说：“吾等当日向往西洋，千回百折，有不到黄河心不甘之慨，固不在博士硕士头衔资格间也。
” 创办杂志，介绍科学真谛 1914年暑假，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任鸿隽和杨杏佛、胡明复、赵元任等人一起聊天，在谈到海外游子如何为国效力时，有人提出中国最缺乏科学，我们应该办一种科学杂志，大家一致同意。
经过半年筹备，《科学》杂志于1915年1月正式创刊。
这是中国人办的第一本综合性科学杂志，它的问世划出了科学传播的新时代。
《科学》创刊后，任鸿隽倾注了大量心血――不仅主持编务，还写了许多文章。
《科学》出世之初，所见多是文言或是文白相参的文字，让时人难免有隔世之感。
为了使读者了解科学的意义，对科学产生兴趣，他的文章深入浅出，通俗易懂。
仔细玩味这些文字的内容，你会发现它浑身上下到处都洋溢着浓浓的“现代”气息。
“科学”一词，自从1897年由康有为把日文汉字转变为中国文字之后，走到任鸿隽这里，才算是得以正名。
成立学会，共图科学发达 《科学》问世后，大家感到要谋求中国科学的发达，单单发行一种杂志是不够的，因此他们又于同年10月在美国成立了民间学术团体“中国科学社”，任鸿隽被选为社长。
1920年在学社第5次年会上，任鸿隽明确说道：“现在观察一国文明程度高低，不是拿广土众民、坚甲利兵作标准，而是用人民知识的高明，社会组织的完备和一般生活的进化来做衡量标准的。
一国之内，若无科学研究，可算是知识不完全；若无科学的组织，可算是社会组织不完全。
有了这两种不完全的现象，那么，社会生活的情形就可想而知了。
”作为私人民间学术团体，中国科学社的经费完全自筹，会员会费无疑是杯水车薪。
他深谙中国国情，与学界、商界、政界的重要人物广泛接触，得到他们的支持和捐助。
在任鸿隽的苦心经营下，中国科学社蒸蒸日上，规模越来越大，活动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广。
综观任鸿隽走过的路，其“一生生命的中心点”是“对于科学的建设与推进”，而他许多理论和话语，在一百年后的今天看来，也依然发人深省。
有人曾讥笑他喜欢“痴人说梦”，他说“梦固是梦，但我相信它表示的是一种超然的见解与健全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