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繁荣：我的和我所认同的经济学观点

从1983年到1988年，的经历了近六年的持续繁荣，到了1990年和1997年，陷入了相对的经济不景气之中，仅一年之后，中国经济又出人意料地迎来了新一轮的持续增长与繁荣，吸引了全世界的注意力，然而就在人们为繁荣而陶醉时，通货紧缩却悄悄降临了，如何启动市场、刺激消费、扩大内需成了家和家们关注的焦点，关注中国经济的中外学者们都无法避开这样一个问题，繁荣从何而来？通缩又缘何而至？ 一 在转型的原主义国家中，尽管中国和东欧、俄国的原有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基本相似，并且社会经济转型的大体方向也非常接近，但看来相似的转型过程，结果却完全不同，中国的表现可谓一枝独秀。

国内学术界比较流行的观点是中国的繁荣得益于渐进式的改革策略，但问题是如果较多地保护旧体制及其既得利益者，较长时间地维持现状能带来繁荣的话，那么是否有必要去深化改革呢？南斯拉夫曾搞过几十年的渐进式的改革，并也曾经历过经济繁荣，但最终于八十年代陷入萧条之中无法自拔（Woodward,1995）。

还有一种流行观点认为，繁荣来自于市场化取向改革的重大进展，是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基础性作用的确立带来了经济的繁荣，但如果我们将目光投向俄罗斯和其他东欧转型国家就会发现，只要市场机制确立了基础性的地位就能带来经济繁荣的论点其解释力是相当的有限，无论是市场化改革比中国早的多的国家（如匈牙利）还是市场化改革比中国更加坚决彻底的国家（如捷克、俄罗斯）、还是市场化程度比中国高的多的国家（如东德）或市场化改革比中国更缓慢的国家（如蒙古）都没能实现经济的繁荣而无一例外地经历着转型期衰退（Kormai,Janos,.1992）。

如果将转型期衰退归于俄罗斯、东欧国家在转型过程中所面临的种种转型期所特有的困难，如国有经济部门效率低下、政府部门的官僚主义和腐败、扭曲的产业结构等，那么中国与俄罗斯、东欧面临着转型期特有的共同性难题，并且这些难题在俄国、东欧产生了相似的后果，而在中国却结出了繁荣的果实。

还有一种人们都很熟悉的观点认为，中国之所以例外地没有陷于转型期衰退，是因为坚持了开放政策，成功地吸引到外资的结果。

按这个逻辑，若东欧 、俄罗斯能吸引到大量外资就可以实现经济的繁荣，但东德的案例使这一观点的局限性立刻暴露出来，德国统一以后，仅前五年德国政府就向原东德地区投入了8000亿马克的资金，原东德居民人均3万美元，是我国同期人均获得外资的300倍，（潘永明，1995）并且东德是前社会主义国家中劳动力素质最高、经济化程度最高的“经互会”国家中的“发达”国家，但在转型中同样经历了严重的经济衰退，而中国却保持了高速的增长，转型过程中的经济增长是无法用新古典经济学原理和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去解释的，因为中国的经济状况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情况差别很大，如从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角度来看，民营经济要大于国有经济，但从国民收入的分配角度看，国有部门的得益却明显多于后者；国有部门一方面为冗员过多大伤脑筋，另一方面又雇佣大量廉价农民工；缺乏购买力的西部贫穷地区物价上涨幅度却大于需求旺盛的富足的东部都市，这时候的经济增长已不再仅仅是个宏观经济问题，它的实现也不仅仅是由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收入政策等宏观经济政策所能决定的，而是一个社会不同利益集团相互、妥协的社会政治过程，这就需要用跨学科的思维来这一问题（程晓农，2000）。

毕业论文 二 比较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两次经济繁荣，我们发现，1983年—1988年的繁荣是消费需求推动型的，主要是由于城乡居民收入连续增加，引起对消费品需求增长，从而引起消费品投资增长进而带动重工业的投资快速增长造成的，但在八十年代末期出现的居民收入增长缓慢和城市居民对日常日用消费品需求弹性的相对稳定使上升缓慢的消费需求无法为整个经济的快速增长提供动力（马洪、孙尚清，1994），由于我国加工工业生产能力严重过剩，在需求正常的年份尚且开工不足，只有需求过度膨胀时才能充分开工而有所赢利（程晓农，2000），所以在中国需求增长的减缓或停止对政府和的压力要远远大于在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这样在1990年政府采取了种种刺激经济复苏的宏观调控政策，但最终未能有效地解决消费需求下降、库存增加、加工业衰退等问题，但在1992年奇迹发生了，中国的经济出人意料地进入新一轮的繁荣，这轮繁荣与上次不同，是投资主导型的，1991年—1995年5年间引入外商直接投资1127亿美元，而1985—1990年6年间只引入外资159亿美元（程晓农，1995），这些外商直接投资以港台资本为主，这些投资再加上国内为兴办各类开发区和房地产开发及相关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带动了九十年代前半期旺盛的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而同一时期国有部门的改革并未取得显著的进展，所以很难将繁荣归于国有经济部门改革的成果，但这并不阻碍国有部门从经济繁荣中获得丰厚的收益，虽然在这次繁荣中国有部门的市场份额下降了10—15个百分点，但通过提高垄断性产品的价格得到了补偿，甚至在经济萧条的1990年和1991年也照样提价，从1993年起冶金、电力、石油三个部门在两年内其产品出厂价格上升了68.4%，89.6%，154.7%（中国统计年鉴，1994,1995）。

这次引资高潮使各级政府和企业界深信，只有引入大量外资才能再次走出萧条，但九十年代上半期的投资主要来自港台中小资本和海外华人资本，这只是个一次性的机会，后续追加投资已十分有限，新一轮的直接投资主力只能来自发达国家，人们忽视了一个主要问题，引入港台资本和引入发达国家资本有完全不同的制度要求，港台资本的进入，我国现行体制可以不作大的改革，事实上这些港台投资的先进管理方式不但没有促进我国的制度进步，反而很快适应了转型期特有的官场文化和游戏规则，毕竟他们离开这些“文化”也不过仅仅一代人的时间，并不陌生，而要引入西方国家的资本，就不是仅打出“庞大的潜在市场”这张牌就能奏效，国内的制度、文化环境可能会令西方投资者很不适应，退一步讲，即使西方资本大量涌入，其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也与港台资本有异，港台中小资本多投资于劳动密集型的中小企业从事面向国际市场的出口加工，即这样既可改善中国的国际收支，又解决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和收入问题，廉价劳工的消费主要面向中低档产品，这又改善了国有经济部门的生存状况，而西方资本多投资于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这些投资来到中国主要不是来利用你廉价的劳动力降低成本到国际市场上销售的，而是准备在中国扎下来与国有企业拼抢国内市场份额的，外资企业可能会选择国有企业中的“靓女”进行合作，但须知少数几家国有企业通过合资完成技术升级、产品更新、产量翻番，就可能意味着同行业其他国有企业的破产倒闭，这将意味着城市居民收入和购买力的收缩和城市消费市场的萧条，结果可能是减弱了中国市场对外资的吸引力。

城市国有经济部门失利所可能引起的政治后果无疑也要求中央政府滞缓引入外资的进度，所以，可以认为下一阶段外资引入数量若希望循着加速度的轨迹发展，必定伴随着国内制度、文化环境的变革与世界接轨，中国成功地加入WTO,揭开了新一轮制度变革的序幕，因为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企业与企业之间的竞争归根结底是社会制度、经济制度、企业制度之间的竞争，制度进步和经济进步、技术进步虽然存在相互促进的关系，但制度因素在这种互动关系中是居于主导地位的，制度上的优势无疑将导致经济、技术上的快速发展，而单纯依靠技术层面上的进步来诱导制度的改良，往往不仅需要很长的过程，而且隐藏着巨大的不确定性，尤其对于中国这样一个GDP已经达到一万亿美元的巨大经济体，技术的力量似乎已经到了它的边界，不依赖制度上的突破很难预期获得持续、稳定的经济增长。

毕业论文 走出这种既需要外资来实现经济繁荣又担心国有经济力量被摧垮的两难困境的唯一路径就是打破清末改革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借西方的资本和技术巩固现行经济体制的“变革”思想，因为这种思想通过强调资本和技术的重要性来回避制度变革的意义，实际上各个国家在经济上的竞争其本质就是制度的竞争，是一个各种制度优胜劣汰的选优过程，是一个“达尔文式”的制度进化过程，制度环境不发生变革，即使再符合国情也难以真正溶入一体化的全球经济，更不用说在其中的竞争中取胜了，况且，我们许多所谓的国情正是我们改革的对像，而不是需要我们坚持的东西，过分的迁就，患得患失，只能延误改革的良机，加大改革的总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