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论现代性构建的几点思考
摘 要：中国古代文论博大精深、蕴藏丰富，理应成为我们新时期文论构建的立足点和出发点，但其现代性构建的可行性和构建途径一直是学术界聚讼不已的话题。在秉持中国古代文论现代性构建的可行性前提下、在借鉴张伯伟先生《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方法研究》著作基础上，文章选取“以意逆志”“推源溯流”以及小说评点三个方面，结合当代西方文论，以小见大，深入挖掘在现代仍有适用价值的观点，探索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性构建之路。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65—1285/c.2017.05.12。
欢迎按以下方式引用：秦瑞英.中国古代文论现代性构建的几点思考[J].克拉玛依学刊，2017（5）63—68.
中国古代以诗文为正统，小说到魏晋才初具规模，唐代中期才有了成熟的文言短篇小说——唐传奇，而白话长篇小说则直到元明之际才形成；且小说历来被视为与诗文雅文化相对应的史传不载的俗文化，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就谈到“小说自来无史”[1]4。因此，与之相应的中国古代文论大都是针对诗文而言，有关小说、可以称得上有针对性的理论大概只有评点和考据索引。
而小说作为现今当之无愧的文学主流，重点针对诗文系统的中国古代文论很难直接用作当代小说理论的构建，也就是所说的范畴限制。所以曹顺庆先生旗帜鲜明地提出“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途径，主要是借助于古代文论的‘话语转换’”[2]8—11。但是这种转换是否可行、能否顺利实现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性构建，医好中国文学理论的“失语症”，学术界则众说纷纭。笔者赞同张少康先生的观点，认为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性构建是可行的，具体则是以中国古代文论为母体和本根，在深入研究和辨析西方文论和当前中国文学创作实际的基础上，博观厚积、消化融合，进而升华构建中国当代的文学理论。[3]41—53在中国古代文论现代性构建的具体方法上，笔者赞同蔡钟翔先生的观点，即从局部理论入手，[4]35—41从中提取可用养分，在逐步探索中构建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性转换之路。
中国古代文论虽然有其产生的特定社会历史条件，有其独特的范畴和适用性，“转化”之路并不容易；但是纵观社会历史发展，“话语转化”是有其可行性的。
首先是历史的可行性。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或由于战乱被迫沟通，或出于文明自身向外扩散的和平沟通，中国文化始终都以自身的包容性对外来文明进行了本土化的解读、融汇和发展。自魏晋开始繁盛的佛教经唐以后彻底转换成中国韵味的禅宗，以及近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都是最好的例证。
其次是文化的可行性。中国传统的儒道文化都是包容性文化，这一包容性集中体现在《易经》的厚德载物上。而“泰山不让土壤，江河不择细流”的开放传统以及求同存异的博大胸怀使得中华民族能够正视世界的多元化，尊重差异，并在分歧中积极谋求互补和重构，从而完成自身文明的进步。
最后是文论自身生命延续的可行性。中国文化有其自身生长的土壤，在这种土壤中孕育的文论一经出现，便有其自身的生命。它累积着几千年来中国文学批评的精神成果，即使因范畴所限，旧有的理论在当今的适应性大打折扣，但却理应是我们当今文学批评的根本点和立足点，是我们构建当代中国特色文学理论的母体和精神来源。
因此，笔者认为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性构建是可行的，具体则是首先强化中国古代文论这一根本，并以此为主干，在广泛类比、辨析西方文论的基础上，取其互补和相得益彰的理论为枝叶，实现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性转换和构建。
“以意逆志”是孟子在性善论基础上构建的批评方法。孟子认为“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圣人之心与凡人之心千古相通，因此可以用“推心”之法上求古人之志、下盼后世知音。所以司马迁在论述自己创作《史记》的缘由时才会说“故述往事，思来者”“思垂空文以自见”。因以性善论为基调，所以“以意逆志”所求之志也就是古人之“心”，必然是性善论基础上的“赤子之心”，也即李贽所谓“童心”；同时“以意逆志”还进一步要求将诗人的“个人心”扩充为“人类心”。[5]19强调“文以载道”，主张融合了对人类关怀的“志”的作品才是贯通千古的经典作品。
“以意逆志”学说内在地包含了当代西方文论中的解释学和新历史主义的核心要素。西方解释学分为古典解释学和哲学解释学两派，以施莱尔马赫为代表的古典解释学主张通过理解活动还原文本固有的、作者的原意，施莱尔马赫将这种理解定义为“避免误解”。而哲学解释学派的代表伽達默尔秉持“意义创造说”，认为读者和文本都是历史的产物，对作品的理解实质是读者的前理解与文本视野的融合过程，以融生新，从而超越各自的视野上升到一个新境界。“以意逆志”学说在中国古代的批评应用过程中实质践行着解释学新旧两学派的观点。它强调以己之意探寻诗人之志，以获得古人“苦心”之所在，从而达到“知人论世”的目的与古典解释学还原文本固有的、作者的原意不谋而合；而在实践中于不同时期被人们从自身历史条件出发解释为不同的概念，如汉儒解释为“美刺”和“讽谏”，宋人则注重探求“言外之意”[5]62，又与哲学解释学的多元化趋向殊途同归。同时对于伽达默尔学说的缺陷，“以意逆志”也在源头上给予回答，即所考察的诗人之心必须是“真心”“童心”以及重以人文关怀为核心的儒家济世思想的体现，回答并解决了伽达默尔解释的多元化标准问题。
新历史主义是在对历史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双重反思中出现的，在文学结合历史的基础上创造性地融合解构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女权主义批评理论。在整个文学界弥漫向心式“内部”研究时，率先展开了辐射式、多维的“外部”研究，关注政治、经济、社会对文本生成的影响，以重新确立文本的历史和社会背景。[6]361这种外部因素研究与“以意逆志”重考察作者生平和时代因素以达到“知人论世”的目的都有其社会关注的价值取向，都强调不能孤立地看待文学与历史。只是新历史主义提出了更为明确的解释路径，主张在解读文学作品时进入过去和现在的“双向”辩证对话中，在此基础上实现两个时代、两颗心灵的对话和文本意义重释。[6]353新历史主义还主张将文本放入“权力话语”结构中，探寻作家与外在环境相关联的运动方向和颠覆性的表面恭顺两种不同的创作态度。[6]354这对“以意逆志”在考察作者人格力量与意识形态权力之间的关系时提供了清晰的实践原则。但是新历史主义的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由于侧重“边缘化”的传闻轶事、游行札记，力图从这些表征探求权力运作的内在轨迹，缺乏全面系统的理论架构；同时新历史主义涉及的领域多而繁杂，这种杂糅状态也使得它的理论缺乏一致性，因此新历史主义正在成为历史。但是其重新关注社会历史的价值取向，在后现代主义日益丧失文化批判的现实下有其发轫之功，无疑会对新流派的理论构建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因此，我们应当抓住新理论的突围时机，在“以意逆志”基础上融合新历史主义实用可取的一面，结合中国文化实际，构造出“以意逆志”在当代运用的具体方法途径，实现中国古代文论的转化突破。
同时，我们还可以从接受美学偏重读者参与和接受的角度对“以意逆志”进行现代性构建的补充，不止探求古人之志，更注重在现实维度下，除却寻觅“知音”这一历史共识，进一步探求文本的多元化时代价值。
任何艺术作品和文学理论都处在历史发展进程中，不可避免地受到前人熏陶，也无可置疑地会对后人造成影响。柯林伍德将这一现象称为“艺术家之间的合作”[7]326。中国自孔子“述而不作”的治学传统开始，重学古人、属意学术源流的传统便奠定了文学批评的“推源溯流”方法。钟嵘的《诗品》便以“溯流别”著称。魏晋以降，这种批评方法更多地散见于序跋、评点和札记笔记，共同构成了中国古代文论的“推源溯流”传统。中国古代文论的“推源溯流”传统涉及诗文字句、风格溯源以及为恢复古人风格的变革运动。但“述而不作”的学习方法以及博学而后“通变”的创新特色，使得中国文学易陷入模拟因循的窠臼，由此中国古代的古文运动和反对拟古的复古运动实质是以复古为革新，力求达到既能“师古”又能“师心”的“推源溯流”的正确传统。
“推源溯流”学说兼具西方比较文学研究的“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之长。[5]189“推本溯源”包含溯其渊源、文本风格评析以及诗人文学史地位等三个有机组成部分。法国学派的“影响研究”中的“源流学”与“推本溯源”的“溯其渊源”在治学方法上有其相同之处，都是站在接受者的角度考察外界对其风格的影响。影响研究对“推源溯流”的启发和补充主要在于一方面“源流学”开阔了“溯其渊源”的视野，即文学比较不止立足本国还可放眼世界；另一方面影响研究的“誉舆学”站在放送者视角，弥补了古代“推源溯流”只站在接受者角度的缺陷。再者，跨国文学研究中，译介者对文本的筛选、翻译、误读、创造都会影响接受者对文本的理解和应用，这种重翻译创造的分析在当前的跨国文化研究、甚至在考察古代文本的注释对接受者的影响分析中尤为重要。美国学派的“平行研究”则着眼于人类文化中的共同点和差异性，运用求同的类比研究和求异的对比研究分析不同文化熏陶下的文学差异。方法与“推源溯流”有相似之处，优点在于它是以更开阔的视野评述世界文学史现象。因此“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在当前日益国际化、开放化的国际文化交流环境中，对中国文学评论发展的兼顾中西、统筹规划都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另外，荣格的集体无意识理论和弗莱的原型批评，与“推源溯流”也有交叉。荣格认为原型是一种“种族的记忆”，主张作家在创作时必然受到集体无意识的影响，塑造出能引起全人类共鸣的意象，也正因此文学作品才有源可推。弗莱的原型批评从神话出发，从叙述和意象的表层结构出发，进一步挖掘深藏其中的原型结构，并且强调整体的概念，主张从全人类角度寻求文学的原型和范式，这实质也是一种变形的比较文学观念。以往的“推源溯流”限于古代科技发展的制约，只注重从风格和传承角度溯流，并未进一步探析隐藏其中的心理学因素；同时“推源溯流”虽将各自的文学现象溯源到或《诗经》或《离骚》等，但却止步于风格或言志言情的传统层面。而弗莱的原型批评则另辟蹊径，重在透过文本意象的关联提炼由原型组成的深层结构，并由此构建出原型的全人类范式。这种跨学科融合和清晰的构建途径以及全人类视野无不为“推源溯流”论的现代性构建提供了一条全新的发展路径。
评点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一种独创形式。评点起源于何时学界尚有争议，但早在孔子对《诗经》主旨的定义“思无邪”上，已见评点雏形。从大的范围讲，曹丕的《典论·论文》、钟嵘的《诗品》以及散见于后世的序跋、书信都可看作是广义的评点。早期的评点主要针对诗文而言，后世的中国古代评点在科举、结社和评唱的推波助澜下，至明清之际形成了一种对长篇小说评论的风气，金圣叹更是小说评点的集大成者，他以一人之功奠定了小说评点融“读法”“眉批”“夹批”“回批”为一体的完整理论体系。小说评点对拔高小说的创作地位、引导读者发现正确的阅读方法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其中毛宗岗、金圣叹、李卓吾对四大名著的评点精细独到、入木三分，不仅涉及小说的创作主旨、文本历史地位、文本细读以及犯而能避等创作手法，而且在评点中熔铸批评者的治学态度和美学追求，这对后世的文学欣赏无疑是一种有益点拨。因此小说评点有助于读者发现作品价值，对读者进行细致的文本阅读和欣赏文本架构都有独到的启示，它不止是一种方法引导更是一种文本历史财富。但是小说评点的评改一体，评者修改文本，在此基础上再进行评点确是不争的事实。毛宗岗的《读三国志法》，便是润色基础上的评点。他不仅将二百四十回的《三国演义》合并为一百二十回，而且删除了粗糙、带有浓厚民间色彩的对人物形象构造不利的情节，增添了《临江仙》等诗文雅文化。这些做法在以累积型创作为特征的古代小说创作中是可行的，况且古代小说地位低微，私自改动也不会引起太大争议；但是在当今小说版权制下，小说评点只能取评弃改，并主动顺应时代潮流积极融合其他有益的文学批评方法，如融合弗莱的原型分析以寻求小说构造的范式，融合“以意逆志”“推源溯流”方法以探寻作者之“志”和世界范围内的“源流”等。
小说评点融入评点者个人的志趣和处世态度，是一种直觀式、经验式的把握，虽不无偏颇，但对于小说的流行和接受都具有推波助澜作用。金圣叹评点的《好逑传》风靡欧亚大陆，连德国大哲学家黑格尔都称之为难得的中国好小说。当今世界已迈入信息化时代，知识信息爆炸式增长并迅速更新换代，因此在浩如烟海的作品中、在这种更高层次的知识匮乏中，一部经典的小说点评对推动优质小说脱颖而出并引导时代潮流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并且优秀的小说点评作为小说的伴生文本，与小说本身相得益彰，在凸显小说价值的同时也丰富着理论评点的文学宝库。因此，有效运用全方位、多角度的网络平台（如微信、天涯、豆瓣等）规范引导并推送高质量的书评，促进小说评点的与时俱进，无疑对小说评点的现代性构建大有裨益。而这些网络平台又有方便快捷、覆盖广的优势，其优质利用对于提高全民文学素养，筑牢文化根基，进而促进中国文学和理论的变革做出大众的基础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