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部六省FDI吸收能力影响因素的评价研究
[摘要]近年来，随着我国中部崛起战略的实施力度不断增强，中部六省的外商直接投资吸收能力也随之增强，但各省表现各不相同。
运用因子分析方法，结合国内外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选取2006―2014年的14个评价指标对吸收能力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实证结果表明，中部六省在不同公因子因素上的表现不同，并分别对各省提出政策建议。
下载论文网 /3/view—13017071.htm [关键词]中部六省；FDI；吸收能力；因子分析 [中图分类号]F83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283（2017）10—0068—04 [作者简介]宋晨晨（1993—），女， 汉族，江苏泰州人，助教，硕士，研究方向：国际贸易管理。
一、我国中部地区利用FDI概况分析 2006―2014年，我国中部六省的平均GDP增长率为16.36%，经济增长速度相对较快。
其中，湖南和湖北的GDP增长速度在中部六省中排名第一和第二，分别为18.35%和17.25%。
经济的快速发展也带动了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和1980年相比，2014中部地区的第一产业比重仅为10.8%，比1980年下降了近22%。
中部地区在其经济发展过程中，机会与挑战并存，优势与劣势共生。
就中部六省的整体投资状况而言，外商投资行业各不相同（见图1）。
图1由于各省数据的可得性问题，湖南省并未公布具体行业的实际利用外资额，因此是中部五个省份包括河南、安徽、湖北、山西、江西的行业分布数额综合。
从总额可以看出各省在制造业方面吸引外商直接投资较为突出，占投资总额的56.5%左右，超出了其他产业的投资总额。
湖南省并没有公布具体的行业投资，由于数据的不可得性，仅以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来区分直接投资的数额。
FDI 是影响经济发展，推动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指标，因此影响FDI吸收能力的因素必然与衡量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具有一定的联系，因此可以通过数据的选择定量分析出FDI与GDP之间的量化关系，同时也验证出下面的指标变量选择的科学性。
使用 SPSS19.0 分别对中部六省的外商直接投资和地区生产总值两个变量进行相关性检验，同时对2000―2015年中国外商直接投资总额和GDP之间也进行相关性检验，检验的结果如表1所示： 综合相关性分析可以看出，中部各省的FDI和GDP都呈现正向发展的关系，其中湖南、江西和安徽是表现趋势最明显的三个省份，这种正向的趋势超过了全国宏观范围内的相关性。
这种明显的正向的相关性联系一方面说明了FDI与GDP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关系，另一方面也说明了选择与GDP相关的衡量指标的科学性。
二、中部六省的吸收能力衡量指标的选择 （一）衡量指标的选择 吸收能力是一个定性的指标，衡量一个地区的吸收能力必然需要进行定量分析，因此衡量指标的选择是一项最重要的过程。
首先，最重要的是指标选择的影响因素；其次，一个因素和指标的原始数据的可得性也是比较重要的一个因素，选择的指标数据如果不能得到或不完整，必然会对结果产生重要的影响，选择一个数据易得的指标才具有意义；第三，基于研究意义的可操作性，将从成本因素、市场规模因素、技术因素、基础设施因素等方面进行论述。
（二）变量的汇总和数据来源 为了更好地描述中部六省的外商直接投资的吸收能力，本文选取了主成分分析的因子分析方法，从14个统计指标中提取相互之间独立的公共因子，并将14个因子进行分类，利用回归方法构建各指标的得分系数，从而算出各省的因子得分，并对中部六省的各省份因子得分进行排名。
三、中部六省FDI吸收能力影响因素研究的实证分析 结合2006―2014年的数据，利用spss19.0进行因子分析，?榱吮Ｖひ蜃臃治龅目尚行杂敕治鼋峁?的有意义性，首先需要对原始数据进行KMO与Bartlett检验，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 （一）KMO 和 Bartlett 检验 如表3所示，从bartlett检验结果可见，统计值的显著性水平为0.000，根据统计学规则，显著性水平值介于0.0000―0.01之间则说明变量之间具有较强的相关性，因此通过了bartlett检验。
根据KMO的检验标准，KMO的检验值必须超过0.5，这样数据因子分析才具有可行性，表3表明原始数据都通过了检验，说明因子分析具有很高的可行性。
（二）主成分因子的提取 本文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对因子进行提取，在提取公因子时，根据特征值的方法，当特征值大于1的时候则输出这一因子，同时方差的累积供应率也是考虑公因子的一个方面。
结果表明，第一个公因子的供应率为46.485%，第二个公因子的累积供应率达到61.769%，四个公因子的累积贡献率达到82.014%，超过了公因子贡献率达到80%的水平的要求。
不同的公共因子在本文所选取的不同变量指标上的最大因子载荷，第一个因子在R&D从业人员（RP）、每万人在校大学生数（S）、居民可支配收入（CI）、人均国民生产总值（AG）、职工工资（w）上均有较大的载荷；第二个因子在铁路长度（R）、公路长度（H）、货物周转量（TQ）、进出口总额（IO）、专利授权量（GP）和专利申请量（AP）方面拥有很大的载荷；第三个公因子则在R&D支出总额占GDP的比重（RC）及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占GDP的比重方面（SC）具有较大的载荷；第四个公因子在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占GDP比重（I）方面具有较大的载荷。
根据上述四个因子包含的变量，本文命名第一个公因子为人力资源状况因子F1，第二个因子为基础和政策因子F2，第三个因子为市场规模因子F3，第四个因子为投资状况因子F4。
（三）因子得分水平描述 基于本文对于中部六省FDI吸收能力影响因素的分析，根据四个公共因子的得分系数矩阵，从公共因子对方差的贡献率方面建立评级模型，根据运行结果可以描述四个因子的与14个变量指标之间的线性关系： f1=0254S+0181W—0173TQ+0167AGDP +0342RC—0129SC+0169CI—0098R —0069H+0046AP+0061GP—0026RC+ 0048IO—0012I f2=—0178S+0033W+0263TQ+0051AGDP —0201RC—003SC+0054CI+0266R +0264H+0134AP+0146GP—0047RC +0147IO—00471I f3=0071S—0137W+0050TQ—0086AGDP —0088RC+0495SC—0077CI—0101R —0098H+0121AP+0064GP+0482RC +0066IO+0009I f4=—0010S+0225W+0063TQ +0142AGDP—0159RC+0121SC +0146CI+0294R—0188H—0232AP —023GP—0114RC—0112IO+0639I 上述结果分别直观地表现了四个公共因子的回归系数关系，因此本文可以将经过标准化处理的中部六省9个年份的各变量数值带入上述公式中，分别计算出各个年份的四种公因子的得分，以2014年为例，结果如表4和图2所示。
综合上述9年因子得分的折线图，本文可以对2006―2014年中部六省的得分排名作一个简单的汇总，汇总结果如表5所示。
四、政策建议 （一）基于人力资源因子对湖南省和河南省的政策建议 在上文的研究中，作为四个公因子之一的人力资源因子对于外商的吸收能力影响重大，依据各省的排名情况来看，湖南省和河南省在这一因子上相对落后，与其他省份差距较大，因此湖南和河南两省应不断努力，开拓创新，提升自身的FDI吸收能力。
提高每万人在校大学生人数，人力资源因子状况必然会带来极大的改善，同时必然会带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提升与人均国民收入的提高。
（二）基于基础政策因子对山西省和江西省的政策建议 基础政策因子作?樘崛〉墓?因子对于一个地区的FDI吸收能力影响重大。
在上文的排名中可以了解到山西省和江西省在这一方面处于绝对弱势，因此吸收国际上引资的主要经验是促进投资环境的不断优化，这包括政治和法制环境的安定两个方面，同时基础设施也要配套成熟。
国际经验表明，吸引大型跨国公司高水平的投资主要靠开放国内市场。
为了适应新形势，加大对外开放的程度，提高外商直接投资的吸收能力，要大力促进政策的调整，提高整体利用外资的水平。
要将调整政策放在首位，实行进口替代与出口导向相结合的政策导向。
不仅要提高对外的开放度，也要提高省内的开放度，促进外商直接投资方式的多元化。
（三）基于市场规模因子对山西省和河南省的政策建议 上文提取的公共因子中，市场规模因子作为一个重要的评价指标对一个地区的FDI吸收能力产生重要的影响。
大型跨国公司在进行国外投资区位选择时，往往会把市场规模看作十分重要的决定因素。
市场规模大的地区拥有较大的消费市场与要素市场，从而使跨国公司拥 有近距离优势，降低运输成本与要素成本，扩大销售额与市场份额。
可以明显看到山西和河南两省在市场规模因子上相对表现较差，这不仅体现在消费水平不高，同时体现在财政支出的减少，以及R&D投资总额占GDP比重的较小。
（四）基于投资因子对安徽省、湖南省和湖北省的政策建议 投资因子是4个公因子的最后一个因素，安徽省、湖南省、湖北省在该因子方面具有劣势。
从省内投资环境来看，随着我国加入WTO过渡期的结束，安徽省的资源丰富、政策优惠的引资优势地位也将随之消失。
这三个省份应该加大对于固定资产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投资，提高基础设施的质量，加快各类服务业、教育行业的发展，增强对 FDI 的吸引力。
[参考文献] [1]崔璐璐.山西省FDI技术溢出效应和吸收能力的研究[D].中北大学，2013. [2]宋平.我国各地区吸收能力测度的指标体系[J].统计与决策，2012（9）. [3]金艳清，卢晓勇.我国各地区吸收能力的比较研究[J].区域发展，2012（4）. [4]周仲辉.长三角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实证分析[J].时代金融，2012（3）. [5]王士元.中国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趋势研究1984―2009[D].南京财经大学，2012. （责任编辑：乔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