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管变更与真实活动盈余管理
【摘要】本文发现，在高管常规变更中，没有发现真实活动盈余管理行为；而在高管非常规变更的上一年及次年，均发现了显著正向的真实活动盈余管理行为。
该研究表明高管非常规更换在淘汰低效率高管的同时也导致了真实活动盈余管理，该研究有助于监管层客观认识我国上市公司的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现状及高管更换的经济后果，为他们制定行之有效的监管策略提供理论和实践指导，也有助于投资者更好对投资对象进行鉴别，优化投资决策。
下载论文网 【关键词】真实活动盈余管理；常规高管变更； 非常规高管变更 【中图分类号】F830.9 一、引言 企业高层更换是“理解约束经理人的力量的关键变量”，一般认为资本市场及企业内部的机制能有效地更换效率低下的高管。
盈余管理是在高管变更这种约束力量下的一种机会主义行为，高管变更在更换效率低下的高管同时，也可能带来更多的盈余管理。
前人已有大量的研究表明：在高管变更的前后，高管人员会通过操控应计项目来管理盈余（杜兴强等，2010；DeAngelo，1988），然而直到Roychowdhury（2006）对真实活动盈余管理进行综合度量的模型出来之后，人们才真正地把目光关注到对真实的经营活动所进行的盈余管理方式上来。
而大量的研究表明，公司高管会通过操控真实的经营活动进行盈余管理（Schipper，1989；Dechow和Sloan，1991；Bartov，1993），而且?S外部制度环境及会计规范的不断完善，经理人员通过会计手段进行盈余操纵的空间变小，企业盈余管理的方式有逐渐从应计盈余管理向真实活动盈余管理转变的趋势（Ewert和Wagenhofer，2005；Zang，2011）。
真实活动盈余管理不仅改变各期盈余分配，也影响整体盈余水平与现金流量，他通过对实际经营活动进行操控，会导致企业偏离最优的经营活动，长此以往会减弱企业的竞争能力，比起应计项目调整，更损害投资者的长远利益。
研究高管更换与真实活动盈余管理，可以帮助监管层客观认识我国上市公司的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现状及高管更换的经济后果，为他们制定行之有效的监管策略提供理论和实践指导，也有助于投资者对投资对象进行更好的鉴别，优化投资决策。
二、文献回顾与假设提出 （一）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的动机及其经济后果 经理人员进行盈余管理的方式主要有两种：第一种是应计项目盈余管理（AEM），即通过会计政策选择、会计估计变更等方法来管理盈余，如少提坏账准备、推迟注销资产，并不直接影响企业的现金流；第二种是真实活动盈余管理（REM），通过操控直接影响企业现金流的真实经营活动来达到管理盈余，如降价促销、超量生产、削减广告及研发费用等。
Schipper（1989）首次提出了真实活动盈余管理这个概念，但由于真实活动盈余管理测度的困难，一直以来国内外盈余管理主要以应计盈余管理为主，早期的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的研究主要针对高管的投资操控行为。
Dechow和 Sloan（1991） 以及Bushee（1998）的研究均发现：CEO在其任期的最后时段，会通过减少研发费用来提高短期盈利水平。
Bartov（1993）则发现经理们会通过适时地处置资产和变卖投资来调整收益，从而达到平滑利润和调整产权比率的目的。
Cheng（2004）发现当CEO即将退休或公司出现微盈状况时，R&D 的削减与CEO行权的价值是正相关的。
Bens等（2002）发现公司为了减缓行使股票期权对每股盈余的稀释，经理人员会减少研发开支和资本性支出。
自从Roychowdhury（2006）设计出测度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程度的模型后，真实活动盈余管理行为研究逐渐成为实证会计领域的研究热点。
现有的研究发现：经理人员会为了避亏或达到一定的盈利基点（Roychowdhury，2006； Gunny，2010； 李彬、张俊瑞2010），为了迎合分析师的预测（Zhang ，2008； Chen ，2010），或为了增资发行（seasoned equity offerings）调增利润（Cohen ，2010），而进行真实活动盈余操控。
此外，高管的职业背景、会计法律的完善、内部治理机制以及外部治理机制的有效性等也会影响经理人员进行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的动机。
Yu（2008）发现有会计从业背景的经理人员会更多地采用真实活动盈余操控。
Zang（2011）与Cohen， Dey和Lys（2008）的研究均发现，随着会计法律的完善、外部诉讼风险的增加，企业盈余管理方式会从应计盈余管理转向真实活动盈余管理。
Ge和Kim（2009）的研究发现董事会治理越有效，真实活动盈余管理行为越多，而并购保护越强时，真实活动盈余管理行为越少。
Gunny（2005）认为，公司可能采用真实活动盈余管理行为的原因有三种：首先，应计盈余管理受到监管机构调查和集团诉讼的风险较高；其次，由于应计项目具有转回特征，受到前期盈余操纵程度的制约，因此操作空间有限；再次，应计盈余管理易受审计人员的检查和制约。
二是对真实活动盈余管理与应计项目盈余管理的权衡关系进行研究。
Zang（2011）研究发现企业的真实活动操控主要发生在第四季度，真实活动操控与应计项目操控是互为替代关系的两种盈余管理方式，并且通过Hausman检验发现企业会优先选择真实活动操控管理盈余。
此外，受制于SOX法案出台后诉讼风险的不断上升和外部监管的加强，应计项目操控的比例逐渐下降而真实活动操控的比例逐步上升（Zang，2011；Cohen，2010；Cohen等，2008）。
有的研究发现真实活动盈余管理行为会损害股东利益：Gunny（2005）通过建立两组对照样本发现，进行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的公司未来的盈余与现金流均显著低于它的对照组。
李增福，郑友环（2010）发现销售操控嫌疑样本公司随后三期的股东获得能力和公司投资水平普遍低于配对样本公司的对应水平；而有的研究则发现真实活动盈余管理行为在某种情况下还有利于股东价值。
Gunny（2010）在其后来的研究中就进一步发现当管理者通过真实活动盈余管理达到盈利目标时，会向利益相关者传递出积极的信号，与未进行真实活动盈余管理且未达到盈利目标的公司相比，更有利于公司未来获得更好的经营业绩。
（二）高管变更与盈余管理 高管变更与盈余管理的相关性研究，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一是离任高管的盈余管理行为。
由于企业高管更换是股东或董事会所做出的最重要的决策之一，他既是对高层人员最极端的约束，也是对公司以往较差业绩的修正（龚玉池，2001）；管理层为了保全自己的职位，免受解聘的威胁，在代理权竞争期间，会进行调增会计盈余的盈余管理行为。
包括操纵应计项目上调盈余（DeAngelo，1988）；以及操纵真实的经营活动上调盈余，降低可控性投资支出，如R&D支出（Dechow和Sloan，1991）。
在继任者任职的第一个财务年度（一个非完整的财务年度），会计收益与其管理绩效完全无关联，继任经理人员有合理的动机最小化当年的报告利润。
正式的合约必须等到任职的第二年（第一个完整的财务年度）才开始起效，而且就某种程度而言，继任CEO并不需要对此前的业绩担负任何责任，而可以将此前的不良业绩都归因于前任，结果，收益可能被延迟至继任的第一个完整财务年度当年及以后年度，到那时他将通过显性的合约或隐性的奖励而对CEO的薪酬带来积极的影响。
因此，继任者在继任当年会采取“洗大澡”的行为。
对此，DeAngelo（1988）的研究给出了直接的经验证据，即继任高管的盈余管理行为既包括非现金资产的注销也包括负向的非正常应计，而且他们把这一切损失都归因于前任管理者。
而Murphy与Zimmerman（1993）观察了CEO更换后的会计政策选择以及真实的投资决策，并没有发现普遍认为的“洗大澡”行为，但发现在经理非正常更换之后，明显降低了酌量型应计项目的水平。
Pourciau（1993）也认为这个结果是由于非正常的经理更换导致的，并且研究结果表明在经理继任的第二年有调高应计项目的行为。
毫无疑问，前人的研究表明，在非正常的经理变更中，继任者更有可能会将不良的业绩表现转嫁到不再留任于公司的CEO的头上。
现有文献主要研究了高管变更与应计项目盈余管理的关系，而忽略了高管变更可能导致的另一种盈余管理方式――真实活动盈余管理。
随着我国制度环境及会计准则的不断完善，上市公司应计盈余管理的空间变小，诉讼风险增加，真实活动盈余管理可能成为一种替代的盈余管理方式。
李彬、张俊瑞（2010）与李增福、郑友环（2010）的研究结果均表明中国上市公司有真实活动盈余管理行为。
龚玉池（2001）、Warner（1988）在研究中发现，在常规变更中，由于前任高管并非因业绩不佳而被更换，继任高管证明经营才能和改善业绩的压力较小，因而进行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的动机较小，则上任当年调减真实活动盈余的动机较小，上任次年调增真实活动盈余的动机也较小。
在非常规变更中，由于前任高管因业绩不佳而被卸任，继任高管为了更好地站稳脚根必须在业绩表现上超越前任，进行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的动机较强，则上任当年调减真实活动盈余的动机较强，上任次年调增真实活动盈余的动机也较强。
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三组假设： 假设1a：变更前一年，常规变更相对于未变更的高管，无显著调增真实活动盈余的行为。
假设1b：变更前一年，非常规变更相对于常规变更及未变更的高管，有显著调增真实活动盈余的行为。
假设2a：变更当年，常规变更相对于未变更的高管，无显著调减真实活动盈余的行为。
假设2b：变更当年，非常规变更相对于常规变更及未变更的高管，有显著调减真实活动盈余的行为。
假设3a：变更次年，常规变更相对于未变更的高管，无显著调增真实活动盈余的行为。
假?O3b：变更次年，非常规变更相对于常规变更及未变更的高管，有显著调增真实活动盈余的行为。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择1999～2011年所有在沪、深两市交易的A股上市公司作为初始样本①，所使用的全部财务数据来源于CSMAR数据库。
并按照以下原则对初始样本进行筛选：（1）删除金融行业的上市公司，原因在于金融行业会计准则与其他行业相比具有较大差异；（2）本文删除了ST、PT以及停止上市的样本公司；（3）删除相关数据缺失、资不抵债的公司；（4）删除一年内发生多次高管变更的样本。
根据上述标准，最终得到12 524个样本。
考虑到我国公司中的组织结构，在本文中， 高管人员仅指董事长和总经理这两个高级职位。
高管的非常规更换是指在公司内外部机制的有效作用下，低效率高管的被迫离职。
Denis（1997）将同时具有以下几项特征的高管更换界定为非常规更换：第一，外部聘任，即继任者原先是企业的外部董事或者以前并未在本企业工作；第二，原高管人员离开该企业；第三，原高管人员离职时尚未达到退休年龄。
龚玉池（2001）将董事长（总经理）非常规离职（non—routine departure）限定为董事长（总经理）不再担任董事长和总经理的任一职位，被更换当年的年龄低于59岁，并且其更换不是由重大股权变动、重大升迁、死亡、重大疾病和坐牢造成的。
Wells（2002）则把不是因为退休而离职的高管变更均界定为非常规离职。
鉴于我国上市公司对外披露高管离职原因时主要包括以下12类：工作调动、退休、任期届满、控股权变动、辞职、解聘、健康原因、个人原因、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涉案、结束代理、其他。
其中健康、个人、其他等原因模糊不清，很可能是为了照顾经理人的面子而用一些冠冕堂皇的理由来掩盖事实的真相（朱红军，2002）。
因此，很难直接通过上市公司对外披露的信息区分出哪些是由于经营业绩不佳而发生的非常规离职。
本文在借鉴前人方法的基础上将经营绩效低于年度行业平均水平且其离职原因不是因为控股权变动、涉案、退休，且离职当年的年龄低于59岁的样本界定为非常规性离职。
因为高层替换在公司的绩效低于整个行业的平均绩效时更可能发生（Morck 等，1989； 龚玉池，2001 ）。
在此情况下的更换更可能是基于高管经营效率低下所作出的更换，本文采用净资产收益率来衡量企业的绩效水平。
从1999年至2011年，高管变更的比例总体上呈下降趋势；其中非常规变更的比例逐年上升，常规变更的比例逐年下降。
这说明，在我国上市公司中，高管变更这一治理机制，淘汰低效率高管的作用正在逐渐凸显。
在12 524个总样本中，高管发生变更的样本共3 695个，占29.5%，其中非常规变更的样本为1 224个，占变更样本的比重为33.13%。
（二）真实活动盈余管理（REM）的度量 在Roychowdhury（2006）中，从异常的经营活动现金流（Acfo）、酌量型费用（Adisexp）、生产成本（Aprod）从三个角度较为全面地度量了真实活动盈余操控程度。
与Roychowdhury（2006）的研究一致，本文也主要关注了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的以下三种类型：（1）销售操控，是指通过加大折扣择机销售或放松信用政策，在短期内刺激销售量。
只要边际利润为正，额外带来的销售将提高当期的盈余水平，然而价格的折扣和更宽松的信用政策都会导致更低的经营活动现金流（CFO），导致负的异常活动现金流（Acfo）；（2）生产操控，为了调高利润，制造型企业会通过超量生产，降低单位产品的固定成本，只要单位边际成本的上升不超过单位固定成本的下降，每单位产品的总成本就会下降，从而降低产品的销售成本，提高销售利润。
因此，过量生产在一定销售水平下，会导致正的异常生产成本（Aprod）；（3）酌量型费用操控，是指并非必不可少的开支，或这种开支的大小可以人为控制，如研究与开发费用（R&D），广告费，员工的培训费用，以及其他的经营管理费用等，高管可以通过减少或推迟酌量型费用来提高盈余，导致负的异常酌量型费用（Adisexp）。
1.销售操控的度量 销售操控采用异常经营活动现金流（Acfo）进行度量，经营活动现金流量（CFO）的估计方程为： 在模型（5）中，真实活动盈余管理（REM）代表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的综合指标；Turnover依次采用Routine（0）、Routine（—1）、Routine（+1）指标①与Non—routine（0）、Non—routine（—1）、Non—routine（+1）指标②替代，设置Routine（0）、Routine（—1）、Routine（+1）这三个虚拟变量的目的是将常规变更当年、上一年、次年的真实活动盈余管理与同期高管未变更的样本进行比较；设置Non—routine（0）、Non—routine（—1）、Non—routine（+1）这三个虚拟变量的目的是将非常规变更当年、上一年、次年的真实活动盈余管理与同期的常规变更、未变更样本进行比较。
在模型（5）中还控制了以下变量： 企业的营业利润（IBEI），为当年营业利润与年初总资产的比值；t年是否为微盈企业的哑变量（Sligtprofits），当净资产收益率大于0且小于0.005时，取值为1，否则为0；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Top1）以及是否为企业的控制权发生（Gfinal），当企业为国有控股时Gfinal=1，否则为0；上一年的存货与应收账款占总资产的比例（Inrec）；应计项目盈余管理（DACC），该指标根据修正后的Jones模型回归而得；公司规模Size；公司的成长性指标托宾值（Tobin），并且在回归中均控制年度与行业。
四、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表1对高管变更样本进行了描述性统计。
从表1中可以看出高管发生更换的样本，规模（Size）的均值与中位数均显著小于高管未更换的样本；除以总资产后的营业收入、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的均值与中位数也显著小于高管未更换的样本，营业利润与总资产比值（IBEI）的均值与中位数均小于高管未更换的样本，但均值t检验不显著；反映企业营运能力的存货周转率与应收账款周转率这两个指标，高管变更样本的均值与中位数也显著小于未变更样本；反映企业成长性的Tobin值在两组样本中并无显著差异。
可见，总体而言，发生高管变更的公司规模更小，经营状况、盈利状况、营业能力均较高管未变更的公司更差。
表明经营业绩低劣的公司更容易发生高管人员的更换，与Coughlan等（1985）、Warner等（1988）与龚玉池（2006）的研究结果一致。
表2为相关研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从表2看，大部分公司拥有负向的真实活动盈余管理及异常应计项目总额；高管非正常更替占总样本的比例约为10%；营业利润占总资产的比例平均为4.11%；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均值约为40%，股权集中度较高；总负债率平均为48.3%；托宾Q值平均为1.707；存货与应收账款之和占总资产的比重平均约为30%；微盈企业的比例为5.52%；国有控股企业所占比例为70.6%。
（二）实证结果 1.高管常规变更与真实活动盈余管理 从表3看，高管常规变更上一年、当年、次年与高管未变更的样本相比，均未发现真实活动盈余管理。
与假设1a、2a、3a一致。
控制变量中，我们可以发现：营业利润越高，真实活动盈余管理幅度越小，这是因为公司本身的盈利能力越强，其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的动机越小；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越高及负债水平越高的公司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的幅度越大；成长性越大的公司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的额度越小，这说明越具备成长性的公司进行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的动机越小；规模越大的公司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的额度也越小，这与Watts和Zimmerman（1986）的“政治成本假设”一致，即公司规模越大，越有可能将当期盈余递延到将来，降低盈余以避免高额利润而受到政府管制。
从DACC的系数来看，上一年应计项目盈余管理与真实活动盈余管理呈反向关系，这是由于应计项目盈余操控具有反转性，上一年应计项目越高的公司本期能够操控的应计项目空间越小，因而会进行更多的真实活动盈余操控，与Zang（2011）的研究结果一致。
微盈公司也有显著的真实活动盈余管理，与Roychowdhury（2006）的研究?Y果一致。
是否国有控股对真实活动盈余管理并没有显著的影响，这是因为国有控股有两方面的作用：一方面由于国有大股东的监管缺位，高管参与盈余管理的自由度较大，但另一方面因为国有控股的公司并非以盈利为惟一目标，他还承担着诸多社会责任，如社会稳定、就业等，因而相对于非国有公司，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可能更小。
2.非常规性变更与真实活动盈余管理 龚玉池（2001）以及Pourciau（1993）的研究都表明高管的非常规变更与业绩的相关性更强，如果前任高管是由于业绩不佳而被迫离职的，继任高管在继任后有更强的动机进行盈余管理。
从表4看，高管非常规更换当年，并未发现显著负向的真实活动盈余管理，与假设2b不一致。
这可能是因为真实活动盈余管理不同于应计项目盈余管理具有反转性，继任高管继任当年负向操控真实盈余活动，并不能在以后年度将其冲转以增加以后年度的盈余，因而负向操控真实活动的动机不强。
非常规变更的次年，有显著正向的真实活动盈余管理行为，与假设3b一致。
（三）稳健性检验 为了使得结论更加可靠，本文进行了以下稳健性检验： 1.董事长更换的样本共2 040个，其中继任董事长来自于外部的有931个观测值；总经理更换的样本共2 604个，其中继任总经理来自于外部的有963个观测值。
这说明我国上市公司的高管主要从公司内部选拔。
在控制了高管的继任来源后，结果并无实质性差异。
2.继任董事长职位由控股股东兼职的样本为908个，占44.51%；继任总经理职位由控股股东兼职的样本为305个，占11.71%。
这说明在我国上市公司中，董事长由控股股东兼职的比例较大；在控制了控股股东兼任的样本后，结果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改变。
3.由控股股东产生董事长的观测值共906个，由职业经理人产生董事长的观测共1 028个，其余侯选选择不明；由控股股东产生总经理的观测值共304个，由职业经理人产生总经理的观测值2 137个，其余侯选选择不明。
在控制了高管的侯选选择后，发现结论保持不变。
4.继任董事长代理此职位的样本有36个；继任总经理代理此职位的样本有81个，在剔除了这部分样本后，发现结论保持不变。
5.在董事长发生变更的样本中，董事长与总经理兼任的观测值有214个；在总经理发生变更的样本中，董事长与总经理兼任的观测值有223个。
将这些样本剔除后，发现结论保持不变。
6.高管更换当年，继任高管上任时点的前后会影响继任高管当年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的强度，为此，我们删去了继任高管上任当年，任职不满6个月的样本（即在7月1日以后上任），发现结论保持不变。
五、结论 高管变更的有效性是公司治理机制有效性的一个主要方面。
变更是对经理人最极端的约束，也是对以往较差绩效进行更正的最有效途径之一。
然而上市公司内外部治理机制存在的缺陷以及绩效评估本身的局限性，使变更导致了盈余管理，却不能带来公司长期绩效的改善。
随着我国会计制度和相关法律法规的健全，应计项目盈余管理能够得到更有效的遏制，然而，真实活动盈余管理与应计项目盈余管理相比，手段更隐蔽，危害更严重。
因为它不仅影响各期盈余的分配还影响实际的盈余水平与现金流量，导致企业偏离最优的经营活动，长期下来减弱企业的竞争能力，比起应计项目操控，更损害投资者的长远利益，因此更应当受到投资者和监管层的警惕。
本文研究表明：当前任高管因业绩不佳而被解聘（非常规变更）时，离任高管有显著调增真实活动盈余的行为，虽然继任高管上任当年没有显著调减真实活动盈余的行为，但次年却有显著调增真实活动盈余的行为；而在高管并非因业绩不佳而卸任（常规变更）时，并没有发现显著的真实活动盈余管理行为。
这说明高管更换在试图更正以往较差绩效时，也导致了严重的盈余管理行为。
本文的研究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根据高管变更与业绩的相关性，将其划分为常规变更与非常规变更，分别研究它们与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的关系，拓展了高管变更经济后果研究的相关文献；②已有的研究主要发现避亏、迎合、诉讼规避、职业背景等因素会影响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的动机，而忽略了高管变更这一影响因素，本文补充了真实活动盈余管理动机研究方面的文献。
本研究为投资者、监管层全面认识我国上市公司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的现状以及高管变更的经济后果提供了经验证据，要增强高层更换这一治理机制的有效性，减少上市公司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的行为，一方面，公司内部应当增强管理层业绩评价指标的有用性，建立与长期业绩相关的多层次薪酬激励机制；另一方面，监管层应加强证券市场的法治建设，完善上市公司的内部制衡机制与外部监督机制，避免公司的重大经营决策严重偏离最优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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