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语言背后的心灵世界] 探索孩子心灵的世界
乔姆斯基和他的语言理论 坐落在美国麻萨诸塞州康桥镇的麻省理工学院，一向以其造型独特、结构新颖的建筑与同在一地却古色古香的哈佛校园相映成趣。
然而，就在众多美仑美奂的楼宇之间，却有一栋油漆剥落、形象破败的二层木楼，编号二十楼。
每当春暖花开，校园姹紫嫣红一片，或金风送爽，枫叶如丹，黄叶满庭之际，这二十楼就仿佛是闯入一群盛装的淑女中的衣衫褴褛的乞丐，显得格外突兀。
学校行政当局一直惴惴不安――让一群蜚声世界的学术泰斗们在这破楼里构思他们的鸿篇巨著，未免有愧于心，何况怎么说，这总是有碍观瞻！ 然而每当校方小心翼翼地恭请楼内诸公乔迁，计划将二十楼推倒重建时，楼内哲学及语言学系诸公莫不一致反对！ 这倒不是教授们安心让他们的办公室与他们自己风格一致，要以不修边幅来显示与众不同，来表示他们对表面上温文有礼的资产阶级习俗的鄙视。
他们对这栋楼感情太深了。
就在这栋楼里，以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为首的语言学家们，在五六十年代创立了语言学上的生成学派，掀起了语言学上的“乔姆斯基革命”；乔姆斯基对人类自然语言独辟蹊径的艰苦探索，是继索绪尔、雅各布逊之后，语言学对当代人类思想发展所做的又一贡献。
三十多年来，生成学派生于斯，长于斯。
如今，二十号楼已经成了生成学派的一个符号，以致前年(一九九三年)肯尼思・哈尔(Kenneth Hale)教授等编的一本文集，竟然就叫《二十楼如是观》(Te View from Building 20：Essays in Languistics of Sylrain Broomberger.MIT Press，1993)！真够得上是“爱乌及屋”。
国内学术界得知乔姆斯基和生成语法，已经是“乔姆斯基革命”二十多年后，七卜年代末期了。
当时，邢公宛教授等翻译了乔姆斯基的。
成名之作《句法结构》。
以后，复旦大学徐烈炯教授亲赴康桥，就教于乔姆斯基门下，归国后写了一系列介绍生成语法的文章和书籍。
待打开门来一看，不仅在研究方向、方法上已经和人家大不一样，双方连“话语”也已经不同了；各说各话，自然话不投机。
要命的是，就连读懂原著也要煞费苦心。
乔姆斯基及其弟子文笔晦涩，生成语法的论文又常常是满纸数理逻辑公式，读起来诘屈聱牙。
于是，争论不时发生在误解的拥护者与误解的反对者之间。
此外，多数研究者，无论是拥“乔”的还是反“乔”，多认为值得讨论的主要是生成语法的技术方面，即生成语法的具体原则、规则在汉语中用得上还是用不上，而生成语法哲学、心理学意义不值得重视，偶尔还有人出于多年积习，随便给贴上个什么“主义”就算“批倒”了乔姆斯基。
然而，不仅对思想界来说，生成语法的贡献并不是那些令人望而生畏的公式、规则，而是其对人类语言机制新的解释，即使是专业语言学家，如果撇开生成语法那些公式、规则背后的哲学心理学基础，也会觉得同语法本身格格不入。
因此，才使得笔者觉得有必要重提旧事。
乔姆斯基一九二八年生于美国费城，父亲是一位希伯莱语学者，从俄国来的犹太移民。
作为犹太人，从小受到白人清教徒主流社会的歧视，自不待言。
一九四五年，乔姆斯基进入宾夕法尼亚大学语言系学习，师从结构主义代表人物哈里斯(Zellig Harris)，一边学习语言学，一边研究数学。
哈里斯当时正在写他的名著《结构语言学的方法》。
乔姆斯基读了这本书的手稿，感到老师提出用“转换”来分析语言结构的方法，有很大启发。
在宾大取得博士学位以后，乔姆斯基曾短期在哈佛大学作研究，后来进入麻省理工学院语言学系执教，那是一九五五年。
当时，美国语言学的主流是结构主义，心理学的主流是行为主义，而两者的哲学基础都是经验主义哲学。
刚刚进入学术界的乔姆斯基对语言的结构主义一行为主义解释深为不满。
他在一九五七年出版《句法结构》一书，用数学方法来解释语言现象，并采用了哈里斯的“转换”，立刻震动了学术界。
然后，一九五九年在《语言》杂志上发表《评斯金纳的》一文，批判行为主义心理学。
一九六二年出版《句法理论面面观》，正式形成“生成语法”理论，一举打破了行为主义－结构主义的一统天下，向经验哲学提出挑战。
乔姆斯基由此被麻省理工学院聘为学院教授――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麻省理工学院的学院教授总共才有十名，终身制，退休一名才能补一名，而且如果一个学科有诺贝尔奖的话，学院教授必是诺贝尔奖得主。
而乔姆斯基本人，一方面深入进行生成语法的研究，一方面将几乎一半的时间和精力投入美国六十年代的反战运动和民权运动，从此成了美国政治和资本主义社会直言不讳的批判者，美国左翼知识份子的代表人物。
三十年来，始终不懈。
笔者据手头资料粗略统计一下，在他出版的近四十本书中，政治著作竟占了二十本。
一九八六年，乔姆斯基出版了《语言的性质、起源和使用》(Knowledge of Language：It’s Nature， Orgin and Use. Praege，1986)一书，全面的阐述了他的语言观，尤其是生成语法的哲学、心理学基础。
至今，这本书仍然是非语言专业读者研究乔姆斯基理论的首选之作――虽说是为非专业人员所作，其晦涩的文笔和技术性部份，仍然要让读者头疼不已。
开宗明义，本书序言的第一句话，乔姆斯基就提出了两个问题。
他说：“多少年来，对有关人类知识的两个问题，我一直兴趣盎然。
第一个问题是，我们要解释，有时我们只有极为有限的事实根据，却如何能因此而所知极多。
第二个问题，我们也要解释，有时我们有大量的事实根据，为什么却所知有限。
”第一个问题，乔姆斯基称为“柏拉图问题”，第二个问题，他称为“奥威尔问题”。
(《语言的性质、起源和作用》，第I页)第二个问题主要与政治有关，这里略过不表。
“柏拉图问题”，正如乔姆斯基所说，本质上就是罗素在《人类知识的范围和限制》一书序言中所提出的问题，所以也可以称为“罗素问题”。
然而，人类又怎样能因此而懂得这么多？”乔姆斯基认为，语言研究将为回答“柏拉图问题”作出贡献。
按照行为主义的解释，人类的言语行为无非刺激－反应，本质上和动物的其他行为并无根本的区别，人类理性在言语行为中并无作用。
咱们学话说话，和鹦鹉学舌相比也高明不到哪儿去。
当初行为主义心理学家斯金钠就是用小白鼠受到电击之后的反应，强化等等来解释语言的。
这对我们自认为是“天地间独一份儿”的人类来说，真是绝大讽刺。
难怪作为人文主义者的乔姆斯基要对行为主义大张挞伐了。
乔姆斯基认为言语行为与动物的其他行为截然不同。
他反复强调，迄今为止的证据表明，只有人类有语言，而其他动物至多只能使用一些初级信号系统。
虽然六十年代以来，有人宣称，灵长类动物如黑猩猩能学会简单的手势语；然而，无论怎样聪明的动物，受过一段训练，顶多能用固定的几个单词，或简单的短句。
要想教黑猩猩们像人说话那样，把这些单词自个儿重新组合起新句子，那就徒劳无功。
因此，乔姆斯基称语言为人类“真正的物种特征”(同上书，第ⅩⅩⅥ页)，也就是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本质特征之一。
这是语言第一个独特之处。
乔姆斯基又指出一个明白无误却被人忽视的事实：任何个人，只要他大脑控制语言的部份和发音器官正常，他一定能够学会一种语言，而其他的知识和技能，却不能保证人人都能学会。
许多人学不会数学或绘画，许多人一辈子没法唱准每个音符，有人努力终身，学不会一门外语，却没有人学不会他的母语。
乔姆斯基认为，语言和人的思维、信念、理解、期望、对经验的整合等等，同属“认知系统”，(同上书，第ⅩⅩV页)这是语言的第二个独特之处。
语言还有第三个独特的地方。
人们对认知系统的其他方面，还无法将现有的知识系统化，人们还只是朝着系统化的方向努力。
语言则不然，任何一个人都有他母语的完整的、系统的知识，即充分掌握母语的语法、语音、语义系统(虽然他本人并不会意识到他有这些知识！)。
(同上书，第ⅩⅩⅥ页)人的这种能力，与种族、民族、家庭背景、教育程度、兴趣爱好、性格等等，都没有关系；生长在那种语言的环境中，最终就会那种语言，不管从种族上来说，此人与说这种语言的大多数人是否一致。
由此可见，对于人类，对于人类的知识和认知系统来说，语言有着非常特殊的不可替代地位。
生成性的意思是，任何人在掌握了一种语言之后，就能够无限制地使用这种语言。
换句话说，就是能够听得懂、说得出他从未听过、说过的句子。
比如，笔者随意一个句子，大胆预言，怕没有什么人见过吧： 二OO一年一月一日，北京将有一百个百岁老人进行百米竞赛。
但是，您，他，我，咱们讲汉语的人没有谁不懂。
既然大家都没有接触过这个句子，对这个句子的刺激—反应就没有形成，为什么会说：能懂？乔姆斯基将这种现象称为“刺激匮乏”(poverty of stimulus)。
人类社会是不可能有足够的刺激来形成反应，来与无限制的语言使用相应。
如果语言知识只是外界刺激的积累，那么，人的语言知识应该随着刺激的增加而增加，语言知识的量将与刺激量形成线性关系。
换句话说，一个人随着年龄的增加，积累的刺激越来越多，其语言能力越来越强。
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人学习语言有明显的阶段性，一般来说，人四岁左右就基本掌握母语；就母语的语法、语音和语义的系统知识来说，以后的几十年所得非常有限。
(注意不要把写作能力、说话技巧等与语言学上的“语言知识”混为一谈。
前者在语言学上称为“语言运用”，其学习、发展规律和后者完全不同。
)而一个成年人学外语时，无论给多大的刺激量，其掌握外语的程度和速度，和儿童学习母语根本无法相比！这说明，人在学习语言过程中有一个时间上的临界点。
以上现象种种，人们早就习以为常，没有觉得什么特别；一经提起，就觉得这些被人忽略了的现像之后，有着一片未知领域――语言学需要解释上述种种独特之处。
乔姆斯基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假说。
(请注意，是“假说”，不是“定律”，“规律”！)他认为，人类其实有一套与生俱来的语言知识，即一套有关语言的句法、语音、语义的抽象的“原则”(principle)，他称之为“普遍语法”(Universal grammer)(同上书，第3页)，简称UG。
UG对任何种族、任何个人都一样。
具有UG的人，处于某种具体语言(比方说，汉语，英语)的环境中，感受到这种语言的特征；这种具体语言，将给UG增添上许许多多有关这种语言的参数(parameter)，最终形成这种语言的句法、语音和语义知识，乔姆斯基称为“具体语法”(Particular Grammar)，PG。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任何人都能在短短三四年之内学会母语，而学外语要比学母语困难得多――先天的UG给人类的语言提供了一个框架，使得语言中相当的部分在一定环境中能自动生成，而一旦PG形成，人的UG中需要从经验中获得确定值的那些“变量”已经被某些参数所填充。
要想全然改变这些参数，或者要想重新形成另一套PG，如果学习者的年龄已经过了临界点的话，则非常困难，不是人人可以做到。
生成语法的目标，就是弄清楚普遍语法，也就是研究在形形色色的语言现象背后，有哪些决定这些现象的共同原则。
这种假说，虽然今日在美国已经为多数语言学家接受，当时却曾掀起一场轩然大波。
乍一听来，“先天性”和“普遍性”假说，和人的经验感觉相去太远了。
提起“先天性”吧，我们耳熟能详――知识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从书本上来的，而是从实践中学来的。
老祖宗孔夫子也说过，“吾非生而知之者，学而知之者”，怎么人会从娘胎里就带来一套“普遍语法”呢？真有个上帝或者大慈大悲的菩萨会在我们来到这个世上之前就送我们一些知识，以免人类无法应付艰难的人生吗？“先天知识”给人的第一感就是有神论。
其实，主张有先天的知识，并不一定导致有神论。
乔姆斯基本人没有讨论过有神还是无神这类问题，因为那并不属于语言学范围。
但他说过，UG是人类数百万年进化的结果，要把人的语言机制研究清楚，最终要从生物，进化上去解决。
这也是他为什么认为，语言学最终会成为生物学的一部分的理由。
其实，往深一层看，像经验主义哲学家洛克那样，认为人生于世，大脑是一张“白板”，“白板”上一无所有，逻辑上也成问题。
经验主义的说法是，人的一切知识不过是对客观世界的感觉、反映、抽象和概括。
提出这种主张的人却没有稍稍深入想一想，既然要抽象，要概括，人就得有从事抽象概括的工具，比方说，形式逻辑。
这工具又是那儿来的？如果形式逻辑也是从客观世界抽象出来的，我们又靠什么去抽象形式逻辑？世界上并没有一个叫形式逻辑的具体实物，可以一下子“印”在我们的“白板”大脑上！因此，我们在逻辑上不得不接受，在我们开始整理客观世界信息之前，‘我们必然已经具有一套知识，使得我们的信息处理得以可能。
至于这套知识从何而来，可以有不同的解释，如乔姆斯基的生物进化说，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或者神授说。
另一点，正如乔姆斯基指出的，在使用先天性知识UG的时候，使用者并不会意识到在使用它。
其实，这一点很好理解：我们每时每刻在运用逻辑思考，几时意识到在用三段论法，还是归纳法什么的了？ 对大千世界，茫茫宇宙，人类真正“已知”的又有几何！凭着对经验粗浅的体验，以为靠几条公式就可以解释纷繁复杂现象；拿着几条“规律”，就以为放之四海而皆准了――人类的自大与无知，莫过于此！以如此狂妄自大的态度来对待世界，不闯大乱子才怪。
乔姆斯基的“普遍性”恐怕也令人直摇头。
懂英语的人会说，怎么也看不出汉语和英语有多少结构上的共同之处。
其实，正如上文所述，生成语法所研究的UG，是一套抽象的原则系统。
如果不是训练有素的语言学家，不大容易发现不同语言之间这种抽象的结构共性。
从理论上说来，如果两种符号系统能够做到语义基本对应的互相翻译的话，它们必有结构共性。
反之，没有结构共性的符号系统，则无法对译。
比如，乐谱就没法翻译成自然语言。
在汉语中，“刘华的父亲喜欢他”，这“他”可以指“刘华”，但如果我们说“刘华喜欢他”，这“他”就一定不是“刘华”。
您如果懂英语的话，不仿试试把两个句子译成英语，就会发现竟然也是如此。
不过，您父母，老师可是从来没教过您这些！ 对于有着深厚语言研究传统，尤其是深受乾嘉学派和经验主义影响的中国语言学界来说，这么一种语言研究实在是旁门左道。
或弃之如敝屣，或鸣鼓而攻之，都不难理解。
其实，生成语法刚刚问世的时候，在美国也曾被结构主义名家霍凯特称之为“毒蛇”。
这里用不着来重述科学发展的一般规律，或者以某种学科的发展史来作比较。
学术研究上的眼界、气度，对科学精神的理解，恐怕更加有重要意义。
乔姆斯基说，生成语法作为语言学的一个部份，一个语言学家可以选择去研究它，也可以不去研究，就如一个化学家可以研究理论化学，也可以不研究理论化学而研究化学的其他部份。
理论化学的存在并不以排斥化学的其他分支为前提。
他证明了，无法提出一种程序，能够在众多的语法中，决定那一种最好；无法实现结构主义学派的理想，找到一种发现程序，来发现每一种语言的语法。
充其量，我们能够做到的，是建立一套理论，对语言的多种语法作出评价，看看哪种语法解释力强一些，即建立一套“评价程序”。
这些听起来新鲜，其实接受这些约定，不过是一种研究能成为“学科”的基本条件；对科学家来说，应该是不言而喻的。
想想近年来有人一而再，再而三地发表“宣言”，说咱们汉语是所谓“人文性”的，因此也并无结构可言；只要搞搞文化语言学，汉语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乔姆斯基这些话，倒是一剂清凉药。
乔姆斯基认为，在十七、十八世纪，语言研究一直在寻求语言的生成性和普遍性，其基础是理性主义哲学。
从上世纪末以来，这种传统被经验主义哲学、行为主义心理学和操作主义哲学所打断，而生成语法使传统复活了。
乔姆斯基把十七、十八世纪的语言学称为“笛卡尔语言学”，因为笛卡尔曾经用语言来说明人类心灵与理性。
笛卡尔认为，人与其他动物有一个根本的不同之处，那就是人类有一些独特的能力，无法用纯粹机械原理来解释。
人与动物最根本的区别在于人有语言，而语言就没法用机械来解释，因为人类语言有创造性，也就是生成性。
“一部机器可能会发出一些词，……但却决不会像一个哪怕是最差的人那样，能够任意安排这些词来合适地应付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
”“也没有任何一种动物能够如此”。
(Descartes， Discource of Mind) 洪堡特也强调语言的本质在于生成性。
他认为，语言中的词库不是一个被人记忆在脑子里的清单，人们将一个个词取出来使用，而是在生成原则基础上在不同场合将词组成合适的句子。
(《笛卡尔语言学》，第20页)洪堡特也主张语言具有的普遍的特征。
叶斯帕森则提出，人脑中有语言的“结构概念”(notion of structure)，这种结构概念指导一个说话的人来生成种种句子(同上，第23页)，使得“自由表达”成为可能。
由此可见，生成学派的理论和笛卡尔以来的传统一脉相承。
自从《句法结构》发表以来，将近四十年过去了。
二十号楼愈加破败，被列为“危房”，也是不久可见的事了。
当年意气风发的青年乔姆斯基，如今华发丝丝，已近退休的年龄了。
这四十年来，生成语法究竟在普遍语法的追求上，取得多大实质的进展呢？ 这实在是太艰难的事业。
人类语言数千种，有过详细研究的不过百中一二；生成语法作为突破口重点研究的，才有英、法、意、荷、日、汉等十余种“大”语言。
而就在这十来种语言的研究中，其研究成果在专家之间仍然评价不一，毁誉参半。
比如，加州大学欧文分校黄正德教授的汉语逻辑式研究的结论，一直被乔姆斯基认为是普遍语法存在的有力证据。
然而，在研究汉语的生成语法学家中，对黄教授的研究还有较大争议。
要真正揭示出千差万别现像背后的统一性，还有漫漫长路要走。
那么，生成学派和乔姆斯基的贡献又在何处？ 著名哲学家舍尔(JohnSearle)，虽然多年来一直和乔姆斯基就具体语言问题进行激烈论战，却在乔姆斯基晦涩的文章之后，看出生成语法理论深远意义。
他说，乔姆斯基的著作对哲学和心理学起了革命性的影响，“从长远看来，我相信他最伟大的贡献是，在恢复人的尊严和人的独特性的这一传统概念上，迈出了重要一步。
”(On Noam Chomsky：Critical essays， Ed.byG.Harman，1974.p3.)因此，舍尔认为，乔姆斯基的理论，是当代最伟大的学术成就之一，可以与凯恩斯或弗洛伊德的成就相比。
这真是要言不繁，一语中的！ 文艺复兴以来，人类社会在科学技术革命带动之下，物质生产迅猛发展。
然而，科学和人文一系列重大发现，却使得人类本身的地位变得不尴不尬起来了。
哥白尼的“日心说”，证明咱们地球并非宇宙中心；并不是别的星球“捧”着咱们，倒是咱们“捧”着人家。
达尔文的“进化论”，证明人类不过是从低等动物进化而来，并无“高贵血统”；起码从起源上来说，就没有什么可以自大的。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又发现人类行为相当程度上受潜意识控制；曾被认为“至高无上”的理性，并非人类精神活动的唯一主宰。
本世纪以来的人类学、文化学研究，发现人类各民族的文化、信仰、生活方式、发展道路各各不同。
同为人类，生活在同一地球上，甚至同一种族，同一肤色，却彼此陌生，互不理解，经常不和，动辄兵戎相见，你死我活。
想想多数动物并不同类相残，人类不免自愧。
这精神世界的折腾，弄得自大了数千年的人类颜面丧尽，信心全无；在头上的灵光圈被一层层剥去之后，我们不禁要问：作为自然界一个动物物种，我们究竟剩有什么，能够把我们和自然界的其他动物区别开来，能支撑我们无愧无作地在地球上称雄？ 乔姆斯基说，有，这就是我们人类独有的语言，建筑在人类理性基础上的语言。
就凭这一点，人类就可以毫无愧色地宣称，我们的行为，将永远和其他动物有别；用动物行为来比附人类行为，无论是意在否认人类的尊严，还是企图为人的罪恶开脱，从此就再无根据。
我们不是螺丝钉。
凭这一点，我们也可以断言，不管我们的行为会显示多少非理性的色彩，我们不必对理性丧失信心，因为既然语言不可须臾缺，理性也不会须臾离。
凭这一点，我们就应当相信，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文化不管怎样千差万别，杂彩纷呈，人类一定会最终互相理解，和谐相处，因为统一性，普遍性根植于我们物种特征之中。
每当想起生成学派寻求人类语言统一性的艰难过程，我往往会想起从爱因斯坦以来理论物理学家们寻求建立“统一场论”的不懈努力。
无论是爱因斯坦们，还是乔姆斯基们，心中都有一个共同的上帝，用爱因斯坦的话，就是“宇宙的和谐”。
物理上的“统一场”，语言上的“普遍语法”，还有我们地球上的芸芸众生，都不过是和谐的宇宙的一个个分系统罢了。
“统一场论”的建立和普遍语法的发现，都还有漫长的道路要走，都还会出现千难万险，所幸的是，毕竟我们已经起步了。
一九九五年一月二日于美国马里兰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