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互式冲突处理方法在两岸青年交流中的运用
20世纪60年代以来，鉴于传统的以实力、权力、利益为变量的消极冲突解决方式效果不彰，并付出高昂代价，部分西方学者开始探索新的冲突解决方法，关注冲突方深层次需求的交互式冲突解决方法（Interactive Conflict Resolution，以下简称ICR）是其中的尝试之一。1965年，伦敦大学学院冲突研究中心教授约翰?伯顿（John Burton）发起了管控交流（ControlledCommunication）工作坊，用于解决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之间的冲突。在相关专家的技术性指导下，三方进行了有效地、具有建设性的面对面互动交流，并为1966年缔结《马尼拉条约》奠定了基础，伯顿由此被认为是ICR的先行者。而后，伯顿又设立类似的工作坊用于处理塞浦路斯问题。
哈佛大学的赫伯特?凯尔曼（Herbert Kelman）教授参与了伯顿组织的塞浦路斯问题工作坊，后来他作为主要发起人，创设互动式工作坊（Interactional approach）用于解决中东冲突。耶鲁大学的伦纳德?杜布（Leonard Doob）则将此用于处理北爱尔兰问题。
这些尝试在处理国际及区域争端中取得的效果令人鼓舞，后来被拓展用于解决国家内部冲突，如美国学者将其用于解决备受争议的堕胎问题，试图弥合支持与反对堕胎团体之间的分歧。
1993年，时任加拿大萨斯喀彻温大学心理学教授罗纳德费希尔（Ronald.Fisher）将这一冲突解决方式定义为交互式冲突解决方法。费希尔认为ICR方法狭义而言，指在社会科学专家的公正介入与指导下，在严重冲突的双方或多方代表之间举行的小规模、问题解决导向的会谈；广义而言，指在专家指导下，在持久拉锯的冲突方之间进行的以冲突分析与问题解决为导向的，面对面的交流、培训、教育或者咨询，在这一过程中冲突方的需求以及和平、公正、平等等价值被始终强调。
基于社会心理学理论的ICR方法认为，不能忽视引发冲突关系的误解、未被满足的需求等问题，只有通过冲突方的互动会谈才能得出被冲突方所接受的解决方案。ICR假设建设性的分析和创造性的问题解决方式，可以在具有精湛协调技艺和渊博知识的第三方专家指导下在冲突方之间完美实施。总体而言，ICR是一个非正式、非官方、低风险的论坛，论坛中冲突方可以就一些实质性的问题与矛盾，在安全的环境中交换意见乃至展开激烈的对话。
费希尔认为ICR所要达成的目标并不是一个单一的或者是在某个时间段必须实现的结果，而是一个历时长久的降低冲突程度，对冲突关系进行不断调节的复杂过程，在此过程中处理冲突方关系的新的机制可能产生，从而实现对冲突的建设性解决。所以ICR方法的目标包括从个体态度的转变，到冲突方之间关系的广泛改善等更为宽泛的目标。
尽管ICR方法越来越多地应用到国际、区域及国内冲突的解决中，但其理论建构仍大大滞后于实践操作，目前ICR仍然缺乏严密地、广泛适用的理论模型，现有的理论多偏重静态的实践描述，而不是解释分析ICR产生作用的过程与机理。
此外，虽然ICR方法以在冲突方中引入交互式会谈为特征，但在不同工作坊中的做法并不相同。ICR还运用了调解（调停）的某些技术手段，但其与调解仍然有明显的差别。第一，在性质上，ICR强调非官方、非正式，而调解对此并无特别的强调，甚至在某些场合强调官方的正式介入。第二，在目的取向上，ICR虽然具有问题解决导向，但并非单纯地追求狭义的问题解决，而将冲突方态度的改变，彼此了解的加深，关系的改善均列为其目标。而调解往往具有更为明确的、更为具体的目的指向。第三，ICR十分注重介入方的中立性，因此ICR的介入者往往是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尽管在实际操作中保持完全的中立性十分困难，但与介入主体更为多元的调解方式相比，无疑更容易确保其中立性。
推动两岸关系发展是两岸青年肩负的重任，强化两岸青年交流是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应有之义。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两岸青年、港澳及海外华人青年自觉自发地参与到两岸青年交流中，海峡寻新论坛（Strait Talk）将交互式冲突解决方法运用到两岸交流中，充分体现了青年在解决两岸问题上的积极性与创造力。
2005年，美国华裔青年、布朗大学本科生林伯翰（Johnny Lin）将交互式冲突解决方法运用到两岸问题中，发起了海峡寻新论坛（布朗论坛）。发起者认为两岸问题十分复杂、持久不解，深刻地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两岸青年，只有通过适当的方式，推动两岸青年直接对话，充分阐述彼此的意见，进行深层次的沟通，才能构建两岸和平。交互式冲突会谈方法的效果得到了包括与会青年学生的广泛认可，海峡寻新也在2008年被美国新闻周刊（Newsweek Current Magazine）评为九个最成功的青年先锋计划之一。2009年春，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设立海峡寻新分论坛（旧金山伯克利论坛），每年春季的例行会谈同样得到了内地、台湾、香港、澳门及海外华人青年的关注与参与。2011年4月，海峡寻新进入亚洲设立香港论坛，在香港大学举办。2012年春，海峡寻新又开设了台北论坛。
海峡寻新秉持和平、合作、改变的理念，会谈主张无涉利益对抗，避开输赢争执，倡导通过全心倾听理解对方观点，以真情互动和人性关怀的力量在冲突双方间搭建起互信的平台，寻求破解两岸僵局的新方式。
论坛鼓励与会青年分享个人经验与故事，探讨核心利益与价值，超越现实的困境，以正面互信的态度寻求解决海峡问题的创新方案。
探讨的议题包括两岸关系以及青年关心的关于两岸四地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等议题。
ICR会谈是海峡寻新的核心环节。会谈为闭门活动，不对外开放。会谈不设观察员，代表们的谈话内容也不会被记录，而会谈最终的成果宣言或共识需经全体参与者同意方能公布。
会谈前，所有代表需接受ICR专家的技术指导，进行闭门、小规模、深层次、高强度的训练，通过角色互换、展现要求、历史重现等活动让参与的青年学生感知彼此思维差异。
首先，参与者要了解彼此的恐惧是什么，想回避什么，要进行分析性思考，而不是陷入辩论争执的漩涡。在相互了解的基础上，代表们被鼓励提出解决两岸争端的新思路，并对想法付诸实践可能面临的障碍作出充分的预估，最终找到克服障碍，重建彼此信心的措施。青年们希望以这种方式对政策制定者产生积极的影响，至少对参与者及其周围的人提供一种解决问题的创新思维。
除ICR会谈外，海峡寻新还设有专题演讲（Panel）、沙龙（Salon）及和平计划（Peace Project）等公开活动环节。
海峡寻新的交互式冲突解决方法较为显着地影响了参与青年对两岸关系发展的认知与理解，增进了两岸青年的信任与了解，为未来逐步化解两岸矛盾预作了一定的铺垫。
1．增加了两岸青年彼此的信任，强化了青年在两岸问题上的个人效能感。2012年海峡寻新香港论坛所作的调查显示，经过交互式冲突会谈，青年代表对彼此及其民众的认同度与信任感均有不同程度的增加（见图1、图2）。青年代表对个人影响或改变两岸关系发展的自我效能感较会前的提升尤为显着（见图3）。自我效能感是人们对自身完成既定行为目标所需的行动过程的组织和执行能力的判断，其相关理论认为，若个人具有较高的自我效能感，其在具体的活动中更能体现出试图参与、发挥影响力的倾向。青年学生在两岸关系问题中自我效能感的提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一个自我效能感强的群体，更容易在推进两岸关系的历史实践中积极作为，而不是碌碌无为，甚至消极阻碍。2．通过交互式冲突会谈达成的共识更易被青年认可，其后续计划则为青年持续参与解决两岸问题提供舞台。香港论坛2011年、2012年、2013年分别提出和平是内地、台湾、香港、澳门人民福祉的基本前提与共同诉求，要寻求两岸问题的最终解决，必须建在基于发现自我、正视差异、扩大共识的基础上，两岸应尽最大努力追求和平，尊重彼此，避免任何形式的武力冲突。
2012年台北论坛共识提出两岸本着互信友好的原则，拓展双方在经济与文化领域的沟通方式，致力于促进沟通管道的制度化、常态化。
这些共识体现了青年对两岸和平、尊重差异、共同发展等基本价值的认同，由于共识是参与者经历了深刻的互动冲突解决过程，经全体成员一致同意而达成的，便更易为青年遵循。
和平计划是海峡寻新的另一个显着特色。历届海峡寻新均提出了自己的和平计划（见表1），论坛代表依自愿原则组成数个小组，提出具有革新性、能为两岸长期稳定互动作出贡献的项目，以推动青年学生长期履行各自对两岸和平发展的承诺。这些计划为青年持续参与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提供了舞台，其溢出效应对越来越多的内地、台湾、香港、澳门青年产生积极的影响。3．通过交互式冲突会谈，青年们碰触到两岸关系中一些敏感的、深层次的矛盾，也关系到当下两岸存在的某些现实问题。海峡寻新交互式冲突会谈的话题涉及两岸民主制度差异、台湾主权以及台湾国际空间等敏感问题，在这些问题上两岸及海外青年虽仍有各自的立场，但交互式冲突会谈的独特交流模式让青年学生抛开了传统思维和一厢情愿的猜测，接触到了对方真实的社会、真实的民情，破除了由于两岸之间因话语体系不兼容造成的误解，两岸青年通过倾听及深层次的交流建立了理解与互信，认识到正视差异、扩大共识的重要性，寻求求同的可能性，并期望为解决两岸问题提供更多创新思维。而对于共同维护南海和平，两岸非现役军人的合作，保护在台陆生的各种权益等现实问题海峡寻新也予以特别关注，并积极呼吁我国政府与台湾当局在上述问题上展开实质性地合作并推进相关工作。
三、交互式冲突解决方法对两岸青年交流的启示 要保证两岸青年交流的效果需要创新方式方法，拓展交流渠道，交互式冲突会谈作为两岸青年交流的新尝试，为今后推进两岸青年交流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思路与启示。
（一）两岸青年交流既要有规模效应，更要有精致化设计以突出交流效果。
1978年以来，在两岸各界的共同努力下，两岸青年交流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尤其是2008年以后两岸关系的全面改善，为两岸青年交流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良好机遇。时至今日，两岸青年交流不仅在规模上已经达到了相当的程度，交流的形式也趋于多样化。但在两岸青年交流热潮的背后，我们仍然遗憾地发现一些令人困惑的现象，如频繁的两岸青年交流仍未有效弥合两岸青年在国家认同问题上的断裂，两岸青年在各种场合的摩擦不时发生，2014年3月在岛内延烧的太阳花学运亦让我们看到台湾青年学生面对大陆呈现出的集体焦虑与不安。这固然与两蒋近40年的反共宣传，以及李登辉、陈水扁主政20年的去中国化教育严重误导了台湾青年学生对大陆的态度与看法有关，但客观而言，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当下两岸青年交流效果与我们的预期目标仍存在一定的差距，如火如荼的两岸青年交流虽在一定程度上拉近了彼此之间的距离，但远未使两岸青年真正客观、理性地看待彼此。近年来在规模导向下，万人、千人的大型两岸青年交流项目并不乏见，参与人数、交流规模屡屡刷新记录，大规模的两岸青年交流活动固然有其优势及优点，但规模大、人数多、范围广与良好的交流效果并不存在必然的逻辑联系，特别是如此大规模的交流陷入座谈、参观、旅游的三段式窠臼，便更难保证交流良好的效果。有专家就批评由于当前的两岸青年交流存在过分追求规模，只注重参加交流的人数、团体数目多寡，追求新闻效应现象，甚至导致交流活动很多，两岸青年聚在一起，缺乏深入的交流，甚至不知道要做什么、讲什么的尴尬情况。
海峡寻新系列活动并不追求大规模人数的参与及其轰动效应，其运用交互式冲突会谈等方式引导青年进行小规模、深度参与的交流，反而取得了良好的交流效果。由此得出的启示是：两岸青年交流既要保持一定的规模效应，亦要注重对交流内容的论证，交流方式的设计，交流效果的评估，避免出现重规模、轻效果的现象。一方面，只有争取让更多的两岸青年参与两岸交流活动，直接深入彼此的社会，才能够为两岸青年创造更多接触交流的机会。但在保持整体交流规模的同时，我们需要更具深度的、更加精致的、更能拓宽视阈的两岸青年活动，需要更能启迪两岸青年思想，更能自觉吸引两岸青年参与的题目，如从各自的生活经验切入，逐步拓展到对两岸社会问题的探讨，对两岸民主发展的研究、对青年生活方式及价值观的比较等。在交流方式上，既可进行学术性的交流，亦可以实践体验的方式呈现。
在两岸青年交流过程中，两岸官方一直扮演着主导者的角色，内地进行内地、台湾、香港、澳门青年交流的有关团体往往带有官方色彩，这种官方色彩常常限制了交流活动的多元性和多样性。
也有学者指出，目前大陆方面推进两岸青年交流过于倚重公权力的运用，忽视了能深入并长久地影响台湾青年对大陆的感性认识和认同度的民间社会力量。
由官方主导和推动两岸青年交流，固然能在一定时期发挥推进两岸关系的重要作用，但为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新形势相适应，客观上两岸青年交流的推动主体、模式与渠道也需要与时俱进的发展。
海峡寻新等非官方交流活动，由于规模小，其更容易营造自由、轻松的交流氛围，更容易设计更为吸引青年的主题，也更容易实践一些新颖的交流方式。基于此，青年的参与与交流可能更加深入，体会也会更为深刻，也更容易走进彼此的生活世界，进而萌发对彼此的包容与理解。在今后的两岸青年交流中，政府积极的政策导向以及引领作用依然不可或缺，为两岸青年搭建制度化的沟通协商交流平台，完善两岸青年的联系协调机制，是两岸官方义不容辞的责任。但亦应充分重视非政府组织、青年社团、网络传媒等在两岸青年交流中的积极作用。可以说，官方的引导犹如大树的主干，而多元多样的交流渠道与方式则是大树的枝叶，若想要枝繁叶茂，则两者缺一不可。
（三）在两岸青年交流中要为两岸青年创造信任、理解、友善、包容的交流氛围与场域。
场域理论认为个体的思维与行动受到所处场域的影响，由于场域有不同的类型，处于不同场域个体会形成不同的惯习，具有不同惯习的个体以某种特定的方式进行感知、感觉、行动和思考，这种倾向是每个个体由于其生存的客观条件和社会经历而通常以无意识的方式内化并纳入自身的。
但另一方面，惯习也是一个开放的性情倾向系统，不断地随经验而变，从而在这些经验的影响下不断地强化，或者调整自己的结构。它是稳定持久的，但不是永远不变的。
两岸青年在不同的场域中成长，形成了不同的惯习。两岸青年在观察、思考两岸问题时有其特定的不同的方式，这种惯习具有持久性，以及拒绝改变的倾向，但场域的改变仍然可以为惯习的重塑创造条件。我们必须面对两岸青年之间存在差异这样一个客观事实。这种差异虽有可能导向对抗，但若能够客观地分析导致这些差异的原因，深刻理解造就彼此差异的特殊的政治历史及生活环境，进而尝试换位思考，抛开偏见，差异就不必然走向对抗。
交互式冲突解决方法能为两岸青年交流创设一个舒适的交流场域，在这个场域中个人的言论、生活经历、政治倾向、伦理取向能够得到保护、信任及尊重，在安全的场域中参与者可以放下包袱，畅所欲言，也比较容易避免各说各话，较快地切入问题的实质。尽管这仍然不会在短时间内解决两岸的实质差异，但却更容易使信任的种子萌芽，而只有厚植信任，两岸社会新的有机体结成的可能性才会更大。 （四）在两岸青年交流中要尊重青年的主体地位，充分发挥青年的创造力，有助于确保两岸青年交流的效果。
胡锦涛在纪念共青团成立90周年大会上指出，必须尊重青年、理解青年、相信青年、依靠青年，充分照顾青年的特点、发挥青年的优势。只有尊重青年的主体地位，广大青年才能焕发出极大的创造热情。
两岸青年交流亦应尊重青年的主体地位，以交互式冲突会谈介入两岸交流给我们的另一启示就是：要确保两岸青年交流以青年为本。为此，必须充分了解两岸青年的思想观念与价值诉求，深刻探究两岸青年的相似之处与相异节点。只有充分了解两岸青年，并尊重他们的想法，才能涵养两岸青年的创造力。正如参与香港论坛的代表所言，海峡寻新的可贵之处在于拥有完全不同价值观与认同的各方代表在一个很安全的环境畅所欲言，相互探寻与相互了解，以理性方式产生对事实的尊重是一种安宁而踏实的力量，相信这样的力量会成为改变两岸关系冲突根源的种子。
参考文献 [1]Ronald J.Fisher.Interactive Conflict Resolution[M]. New York：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1996. [2]Louis Kriesberg.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nflict Resolution Field［EB/OL］.[2014—04—29]. [3]海峡寻新［EB/OL］.[2014—04—29]. [4]海峡寻新组委会.2011年首届海峡寻新香港论坛成果手册[Z].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