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史学史研究和海外中国学研究的若干问题
内容摘要 近年来,海外中国学的研究,正逐步纳入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的范围,将其视为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科的一个新的分支方向｡中外史学交流和互动,是我们不可忽略的｡接受史学理论对海外中国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海外中国学研究对中国史学的深入研究,以及史学史研究对推动海外中国学发展的意义是双重重要的｡。
作 者 朱政惠,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心主任｡(上海:200062)。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突飞猛进,史学理论与史学史,作为历史学的二级学科,也在积极发展之中｡在推进这一二级学科的过程中,学术界同行不仅深入了对中国史学的研究,也加紧了对海外史学理论和史学思潮的研究,并努力开拓一些新的研究方向,充实和发展对中国史学的研究｡对海外中国学的研究,就是在这样特殊的历史背景和学术背景下提出来的｡为了认清这一学术探索的新现象,笔者就若干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而这些对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科的建设和发展是必要的｡。
近年来,国内一些学者在对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科的建设问题上,提出一些新的想法,就是将对海外中国学的研究纳入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的范围之内,将海外中国学研究视为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科的一个新的分支方向｡学者们不仅这样想了,也这样做了,而且已经在招收海外中国学研究方向的研究生了｡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科已经与海外中国学史研究“联姻”了｡。
它们如何走到一块的?在分析这一问题以前,首先要对所谓的海外中国学的研究对象作明确界定｡我们知道,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的研究对象,是历史学家､史学思想､史学理论､史学方法,以及史学机构､史学思潮｡我们所以对他们研究,是要探索总结其发展规律,探讨中国史学和人类史学发展的规律｡诚然,海外中国学的内涵很宽泛,它实际上是学科群,研究对象颇多,但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科所强调结合的海外中国学,是指其中很特殊的一部分｡海外学者对中国历史､文化和历史学家的研究,以及他们的研究著作､史学思想､研究思潮,都是我们的研究对象｡我们要探讨海外学者对中国历史､史学和文化的研究情况,探讨其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研究动态,并从中总结其发展特点和发展规律｡从这一点上说,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与海外中国学研究走到一起,是学科建设和发展中十分自然的事｡。
回顾历史会使我们对这些问题的认识清晰起来｡古代和前近代的东亚,基本是中国秩序的东亚｡中国文化和中国史学对东亚地区文化和史学有重大影响｡韩国､日本､越南的古代史学,在编纂体例､史学方法上都受到中国史学的很大影响｡这些国家的史学家长久地保持对中国史学的研究和探讨｡在韩国,还是在太宗年间,元代胡一桂所著《七史纂古今通要》就已刊行;世宗年间,司马迁的《史记•越王勾践世家》等著作就在韩流传｡世宗在位期间,刊行的中国史学著作还有如班固的《汉书》､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等｡古代朝鲜还展开对中国史学著作的研究,显宗年间有姜沆的《纲鉴会要》,肃宗年间有赵维韩的《史纂抄选》､权以生的《史要众选》等｡在古代日本,《史记》的研究著作也颇多,室町时代有月舟寿桂的《史记抄》､江户时代有猪饲敬的《史记天官书图解辅注》和《太史公律､历､天官三书节窥》等｡在江户时代,历史学家深入中国史学研究的著作颇多,如池云碧于斋的《史记律历书解》､冈本况斋的《史记传本考》､思田维周的《史记补正》等｡① 江户时代还有对《汉书》的研究,如户崎淡园的《汉书解》､恩田维周的《汉书质疑》等｡史料表明,日本学者受中国古代史学影响很深,编年体､纪传体等编纂体裁曾深深地影响其编纂体裁和方法｡所以要研究中国史学､了解其特色和影响力,不注意这很特殊的一块会很不完整｡。
近代以后,中国史学对外影响的总态势有变化,西方史学开始冲击和影响中国史学和东亚史学｡不过直到今天,中外史学还是属于交流和互动的性质｡作为对人类史学本质的探讨,海外学者始终保持对中国传统史学和当代史学的密切关注｡。
他们认真翻译中国经典的史学名著｡《史记》被翻译成多国文字出版｡有维特金(R.V.Viatkin)的俄文本､华兹生(Burton Watson)的英文本､沙畹(Emmanuel Edouard Chavannes)的法文本,还有韩文的版本等｡20世纪70年代开始,吉田贤抗､水沢利忠､青木五郎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做了日文的《史记》翻译｡本纪､世家､列传､书都有了翻译,译本还加注释,有评论｡在美国,关于中国史学通史的著作就有3部:嘉德纳(Charles Gardner)的《中国传统史学》(1938年),是美国第一本有关中国史学通史的著作;韩玉珊的《中国史学纲要》(1955年)为第二本,费正清亲自为之写书评;最近又有第三本,伍安祖(Ng,On—cho)和王晴佳合作撰写,书名《世鉴:中国传统史学》,这是第三个英文本中国史学史专著｡。
海外学者对现当代中国史学也有比较深入的探讨｡还是在20世纪50年代,以费正清为代表的一批中国学家就介绍过翦伯赞主编的《中国近代史研究资料》汇编｡刘广京､芮玛丽(Mary C.Wright)､邓嗣禹､房兆楹等都撰写了文章,评论翦伯赞这套文献集的价值｡费正清和芮玛丽还写了总的引论,代表了当时美国学者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基本看法｡[1]改革开放以后,海外学者继续在写关于当代中国史学研究的文章｡。
中外史学交流和互动的这些情况,是我们不可忽略的,是中国史学工作者认识自己的重要镜子｡认识他者眼光中的“我”的形象,有时比我们对自己的评价重要得多｡而事实上,这一块研究现在做得很少,甚至很少引起学者注意｡所以在对中国史学的研究中,增加对海外研究的一块,不是心血来潮,而是对客观史学进程的尊重,是深入史学研究和开拓史学发展新局面的需要｡对中国史学的研究,缺少了对海外这一整片情况的研究,就会是跛脚､不全面的｡。
史学工作者在提出这些问题的时候,也在思考理论上的依据问题｡任何学科的新发展,都有它的学科建设的理论背景｡中外史学是交流的,文史哲学科在互动｡在对这些重要问题的思考上,史学工作者需要借鉴其他学科理论的新鲜经验｡。
比较文学的发展曾给予史学工作者以很大的启发｡从国际学术背景看,接受美学和接受文学比较早地涉及到类似的学术现象研究｡1967年联邦德国康茨坦斯大学法国文学教授汉斯•罗伯特•尧斯,在《文学史作为文学科学的挑战》一文中,提出了“接受文学”的论纲｡这派理论的核心观点是:文学研究不能单纯以作品为对象,应该把读者也作为文学科学的对象,并由此出发,克服关于文学艺术的“独立性”的主张,恢复文学与历史(现实)的联系｡。
20世纪60年代以前,美国和德国的一些文学批评工作者,都把理论思维的重点放在文学作品文本自身价值的探索上,强调所谓文学作品的“独立性”,反对从政治､经济､思想史或其它根源上去分析文学作品,把艺术视为与现实无关的事情｡然而,60年代以后国际政治风云的变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人民的民族解放和政治独立斗争,一些国家民主进步运动的高涨,使他们日益感觉到,这种关于文学“独立性”的主张和形式主义理论,已无法回答日益引起人们关注的文学社会功能和社会效果的问题｡这一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迫使他们把理论思维的重点,转向文学的接受与影响问题的研究｡接受美学提出了一些人们以前所未曾注意到或者没有深入探讨过的问题,并对这些问题作了专门的研究,开扩了文学研究的视野,对文学理论和文学史的方法作了有益的补充和改革｡这一理论很快得到西欧各国､美国､日本等很多国家文学工作者的响应,成为文学研究中的新兴理论学派｡。
它的传播当然也会对历史学科的史学理论和史学史研究带来影响｡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海外接受美学和接受文学的基础上,中国的学者提出了接受史学的问题,强调关注史学的传播和接受问题的研究｡[2]根据接受美学的基本理论,史学工作者认为,历史学的全过程也应该由两方面组成:一是史家撰述的过程,一是读者阅读接受的过程｡只有当史家撰述完成,并由读者接受,也即从中汲取知识,指导自己的行为方式,史学撰述的全过程才算真正完成｡也就是说,历史著作完成的全过程由史家——史著(即撰述过程)和史著——读者(即接受过程)两个阶段构成｡在前一过程,史家赋予史著某种功能的潜力;在后一过程,读者实践史著的这些潜在功能,二者缺一不可｡研究史学史的工作者如果只注意史家——史著的过程,忽视史著——读者的过程,不但违背历史发生的客观事实,也不利于史学史发展规律的探讨,不利于对当今史学实践的指导｡。
史学工作者强调,在实际生活中,不只史学生产产生接受,接受也产生史学生产;不只史家创造读者,读者也创造史家;不只史著影响读者,读者也影响史家的撰述｡读者在接受活动中,决不是被动的反应环节,而有积极主动的一面｡首先,史著发表后,读者必然会有不同的反应,从这些反应可以看出史家撰述期望的效果与现实的需要是否一致,两者的差距大小与否都有利于史家检验自己的撰述质量｡其次,历史的前进,史学的发展,方法论的改进,都会使读者的视野发生变化,引起史学评判标准的相应变动,迫使史学家更新思想､更新体例､更新研究方法,适应新时代读者阅读的需要｡同时,读者的阅读和反思,也不是消极的,尤其是作为读者一员的历史学家,都会对古今史著提出积极的批评和建议,这使后起的史家在进行深入研究时,不得不对这些批评和建议作出反应,推动史学发展｡。
由此,对于史学接受方的研究,成为史学研究不可缺少的一环｡一部有影响的史学著作,不仅同时代的各种人阅读它,不同时代的各种人也阅读它;不仅本国的人阅读它,异国的人也会阅读它｡时代的变迁发展会使读者对史著的洞察和鉴别能力不断提高,对史著潜在意义的认识和评判也会越来丰富｡一部卓越的史学著作的潜在意义,不会､也不可能为某个时代､某个国家的读者所穷尽,只有在后来不断传播与接受的链接中为读者逐步揭示出来｡。
学者们所提出和阐释的关于接受史学的理论,实际上为史学史研究和海外中国学研究之间的关系作了有意义的理论阐释｡根据这样的理论解释,对海外中国史学的研究,不是要不要的问题,而是如何做得更好的问题｡。
毛泽东曾经说过,一个正确的思想认识,往往需要从实践到理论､再从理论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往复,以至最后形成｡对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与海外中国学研究辨证关系的认识,也是在这样反复的探索过程中形成和提高的｡。
最近,我们正在做关于美国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学的研究｡在这过程中,又发现很多与中国史学关系密切的问题｡例如,当时哥伦比亚大学韦慕庭(Wilbur C. Martin)撰写《中国前汉奴隶制度》,实际上是受中国社会史大论战的影响｡当时他正好在中国,赶上安阳考古新发现,也注意到中国社会史大论战｡他对陶希圣､郭沫若的观点都听得很仔细,说回去后要研究,作出自己的判断｡他从《汉书》里面找出128处,从这些史料中判断中国奴隶社会的规模和特点问题,然后写了一篇文章,提出前汉奴隶制问题,后来作为博士论文出版了｡这本著作一直到现在还被认为是西方汉学的经典著作｡芝加哥大学顾立雅(Herrlee G. Creel)的《中国的诞生》也有类似情况｡他1930年到中国,也赶上安阳考古发现,接触了一批中国学者如顾颉刚､陈寅恪､李济､梅光迪､傅斯年､柳饴徵､董作宾､徐中舒等,关系都非常好,在这个基础上写了《中国的诞生》,毕晓普(Carl W. Bishop)作前言｡他自己的序很明确,说是深受中国学者影响,是在中国朋友的支持､鼓励､帮助下写成的｡这部书也成了有世界影响的名著｡另外还有《古史辩》,也对美国产生影响｡后来担任美国东方学会会长的恒慕义(Arthur W. Hummel),把顾颉刚的《<古史辩>序》翻译成英文,加了非常详细的注释,写了序｡这个序被认为是当时海外学者看待中国古史辩派的重要文献｡美国学者非常关注当代中国史学的发展｡芮沃寿(Arthur A. Wright)到中国,被日本人抓到集中营关了3年,出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撰写《1941年——1945年的北平汉学研究》,发表在《哈佛亚洲研究杂志》,对当时中国的汉学研究做了详尽梳理,被认为是认识20世纪上半叶中国学术的重要文献｡还有一个例子,是史华兹(Benjamin I. Schwartz)的《毛的崛起和中国共产主义》｡作者强调,研究中国共产党应该依据历史文献,“文本”的研究是最关键的｡他从文本中发现,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和苏共有很大区别,其中最根本的还是文化传统的差别｡他甚至认为两党不久会有大分歧,而这时正是两党关系最好的时期｡他当时阅读了中国共产党建党以来的几乎所有重要文件,包括毛泽东已发表的论著｡。
实践研究中的这些例子,验证了我们的一些想法,说明海外中国学的研究,对中国史学史研究有重要意义｡。
首先,对海外中国学的研究,有助于我们对中国史学成就和特点的全面了解｡如果我们不注意到韦慕庭著作､顾立雅著作与20世纪30年代社会史大论战及其安阳考古挖掘的关系,就很难注意到这两个学术事件对于史学发展的深远意义｡中外史学是相通的,古代如此,现代也如此｡对中国史学的研究应该是全面､动态的研究｡如果只盯住一点,忽略另一边,就会不完整｡随着科技发达和学术信息的全球化,海外对中国史学理论和史学史的研究会更活跃｡中国史学史研究无疑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
其次,对海外中国学的研究,有助于我们对中国史学重大成就和著作的深入了解｡20世纪30年代,《古史辩》不胫而走,在美国也安营扎寨｡这说明一本好的著作的影响是拦不住的,全世界迟早会知道｡所以对重大史学著作的研究,离不开对海外的观察;也只有研究它在海外的传播和影响,才能对它的价值有更全面认识｡《史记》在国际上有很多种文字的翻译本,专门的研究著作也难以计数,如果能将各国对《史记》的研究作系统的梳理和探讨,将是《史记》研究的重大进展｡。
再次,对海外中国学的研究,有助于我们对国际上前沿史学理论与史学方法的研究和借鉴｡这种借鉴,还包括对其研究视角和研究思路的考察｡海外学者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研究水准,根本上不会超过中国,隔靴挠痒的弊端也很多｡但应该承认,由于这些学者看问题的角度往往与我们不一样,或者理念有差异,他们的有些成果可能处于相当前沿的水准,有些成果也会因视角独特而令人印象深刻｡这对我们的研究是重要的补充和参考｡如韦慕庭对《中国前汉奴隶制度》的研究方法､芮沃寿《1941年——1945年的北平汉学研究》对中国学术的系统梳理､史华慈《毛的崛起和中国共产主义》的研究思路及其理念,有些直到今天还不失经典｡与以往不同,现在海外对中国史学的研究越来越丰富,不仅《史记》､《汉书》､《资治通鉴》等著作有人翻译了,断代的､通史性质的中国史学史著作也有人写了｡在美国､加拿大､德国､英国､日本､澳大利亚,很多国家的学者还在探讨当代中国史学,美国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还持续了相当一段时间｡所有这些情况,都是我们要重视的,需要动用专家学者做专门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