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论的反思与重建
摘 要：《作者能不能死》一书回应了当前文艺理论研究的几个重大问题：一是提出“强制阐释论”，指出西方文论在阐释学上的错误的认识路径和功能性缺陷;二是如何认识阐释对象（即作者、文本）与读者之间的主客体关系问题;三是确立了主客体关系之后如何解决阐释的确当性的难题;四是探讨了当代文论的民族性和意识形态问题。《作者能不能死》在对西方文论进行整体上的梳理、考辨的同时，对中国当代文艺理论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也做了艰苦的探索，其系列观点在认识论上厘清了思路，在方法和观念上并不排斥西方文论，而是根据本民族自身特点对西方文论的合理部分进行吸纳和融合。在全面向西方哲学、西方文论学习40年之后，作者试图对本民族的学术研究进行一次严肃、系统的反思。
中国阐释学的学科发展目前还处在“开路破题”的阶段。与取得巨大成就的经济发展相比，在相同的历史机遇下，理论建构却是一个缓慢而复杂的工程，需要理论家做艰苦的思想探索和极其细致的理论辨析。中国阐释学的本体论、方法论、认识论都不同于西方阐释学。它涉及本民族自身丰富的实践和浩繁的材料。一旦落到实处，理论家就不得不重新思考阐释的原点、边界和合法性问题。对这一问题的把握，首先要回到创作主体、文本、读者，回到词的本源、实物和“个别”，对诸多具体事物进行归纳，找到规律性的东西，提升为理论，然后再指导阐释实践。张江在《作者能不能死——当代西方文论考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2017年1月）一书中对上述问题做了深入的研究，对中国当代文艺理论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对当前文艺理论研究的几个重大问题进行了回应。一是提出“强制阐释论”，通过论证、还原，指出西方文论在阐释学方面的错误的认识路径和功能性缺陷。二是如何认识阐释对象（即作者、文本）与读者之间的主客体关系问题。三是确立了主客体关系之后如何解决阐释的确当性的难题。四是探讨了当代文论的民族性和意识形态问题。在此书出版不久，张江又发表了《公共阐释论纲》《“阐”“诠”辨》《“理”“性”辨》《“解”“释”辨》等重要理论文章。这一组文章都是在“强制阐释论”基础上进行的理论延伸，也是在与各种思想体系和理论流派交流碰撞后，通过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而提炼出来的标识性概念。
在古诗词中，洗练作为一种风格，与杂芜相对立，是一种简洁明净的艺术风格。但在阐释中要把洗练这种东西说清楚，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司空图在《二十四诗品·洗炼》说道：“犹矿出金，如铅出银。超心炼冶，绝爱淄磷。”①他借用了采矿选矿的专业术语来阐释诗歌中的这一独特品质。打开核桃需要一把锤子或者其他坚硬之物，正如叶燮所说：“譬之石中有宝，不穿之凿之，则宝不出。”②对文学的阐释，仅用文学本身的力量显然不够，需要其他学科的通力合作，才能真正看清文学的内部和全景。在中国古代的文学阐释行为中，大量的非文学因素的加入并没有使文学丧失其本质，反而增光添彩。在中国文论中，诗话、词话、例话，明清点评，也常常借用其他学科的知识，如统计学、社会学甚至自然科学，使文本获得一种“确当阐释”。西方文论的理论中心论可能会导致“目的推论”“前置模式”“前置立场”或者“前置结论”，为了使理论“逻辑圆满”而不得不进行“词语贴附”“硬性镶嵌”，从而导致“强制阐释”。这是中西文论的根本区别。
阐释的对象至少包括两个方面，即作者和文本，后来把读者也考虑在内。从体质人类学的观点出发，人从猿演化过来，通过直立行走，解放双手，制造工具，直立的目的是为了看得更远，发现食物，判断敌情。这种判断往往建立在发现者的经验和立场之上。可以说，阐释的活动可以追溯到人类本身的演化行为。也包括早期智人超越其他人类的“认知革命”。①主体客体二元对立的阐释方法有西方文学独有的特色。西方文化强调整体直观，其文学作品也大都有一个主客体的对应。而中国文学作品很多需要“明心见性”，主体与客体的关系经过“庄周梦蝶”式的几个层次的转换。根据王国维的“有我之境，无我之境”说，有我之境是主体与客体直接发生关联，而无我之境则把主体对象化。他认为陶渊明的《饮酒》、元好问的《颍亭留别》都达到“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的境界。西方文论的意图和目的在这里是失效的。
在清理当代西方文论的脉络时，张江把整个西方文论放在大纵深时间和大广度空间的坐标上来观察，承认当代西方文论所取得的骄人成绩，涌现出众多重要的思想流派和诸多的思想家，但同时其缺陷也十分明显，西方文论彻底颠覆了古希腊以来的理论传统，解构了历史和理论对文学的认识，很大程度上偏离了文学本身。一个重要的现象就是“强制阐释”：
“强制阐释是当代西方文论的基本特征和根本缺陷之一。各种生发于文学场外的理论和科学原理纷纷被调入文学阐释话语中，或以前置的立场裁定文本意义和价值，或以非逻辑论证和反序认识的方式强行阐释经典文本，或以词语贴附和硬性镶嵌的方式重构文本，它们从根本上抹杀了文学理论及批评的本体特征，引导文论偏离了文学。其理论缺陷表现为实践与理论的颠倒、具体与抽象的错位，以及局部与全部的分裂。”②。
具体表现在“场外征用”“主观预设”“非逻辑证明”“混乱的认识路径”等方面。在当代西方文论中，俄国形式主义和英美新批评是关于文学本体论和形式论的理论，除此之外，其他重要流派都是借助别的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来构建理论体系的。哲学、史学、语言学、心理学被理所当然地用来构建文学理论体系。这种现象在中国古代文论中也是很常见的，中国自古就有文史不分家的传统。但是，西方文论把政治、社会、自然科学顺手拿来用于构建文艺理论体系，却改变了文学本身的结构和属性，比例过重，杂质过多，如异族入侵，形成一种紧张和对立的关系。张江对这种被强制移植到言论场内的“外来理论”表示担忧，认为这种引入导致文学批评偏离文学本身。主观预设是批评主体早已预设了一套立场、模式和结论，文本成为其表达主观意愿的工具，带来的直接后果是把经验背景与前置立场混为一谈，然后拼凑立论证据。西方有着很强的科学主义传统，这一传统不可避免地渗透到文学理论中来。在当代文论的建构中，他们以极大的热情寻找一种统一的批评模式，并幻想这种模式可以成为解决文学阐释的万能工具。他们忽略了文学是一种流动不居的情感表达，感性力量无法用理性的公式框定。但感性的力量也有它自身的内在逻辑和规定性，并不是可以肆意妄为。令人遗憾的是，当代西方文论在具体的批评过程中，为了达到想象的理论目标“无视常识”“僭越规矩”，张江认为这种混乱的逻辑认识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即自相矛盾、无效判断、循环论证、无边界推广。中国古代文论也有场外征用，但经过改造的范式与文学深度融合后，变成为文学的一部分。同时，中国古代文论也有“六经注我”，但与“主观预设”有根本性的区别。“六经注我”虽然也是阅读者利用经典著作里的思想和智慧诠释自己的思想和生命感悟，但它遵循了原文本中本源性的东西，这种本源性必须是有过类似的情感经历，遭遇到同樣的精神苦难，实现了“视野融合”，从而借助“阐释”得到一种升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