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林文化冲突理论的分析与适用——以广州城中村农民工犯罪为视角
关键词: 文化冲突理论 广州城中村 农民工犯罪 犯罪研究范式。
内容提要: 文化冲突论是美国著名犯罪学家塞林最具代表性之学术贡献，而广州市城中村外来农民工犯罪现象则为塞林文化冲突理论的分析与适用提供了一个极好的研究样本。拓展眼光，坚持运用多种视角整合性观测评价犯罪原因，将有助于使犯罪学理论达致即深刻又全面的理想性综合发展形态。
当代中国社会结构日益复杂化，各种文化同时并存且相互间在不断进行着交流与融合。但不同文化的对立甚至冲突也从未停息，且在特定时空中这种对立及冲突还处于主导地位，而文化冲突在城中村这个农村和城市文化直接碰撞独特场域中表现尤为突出。美国学者塞林的文化冲突理论将犯罪归结为文化冲突的产物，认为文化冲突的日益激烈，使得人们难以承受异质文化的冲击进而导致犯罪发生。近年来广州市城中村外来农民工犯罪现象逐渐成为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而借助文化冲突理论，沿用“打工文化与城中村原住民食利文化之冲突一边缘人及文化焦虑的出现一选择犯罪”分析路径可以对广州市城中村农民工犯罪原因作出令人信服之解释。
（一）人类的文化解释命题 “文化”一词内涵极为丰富。古典进化论学派的代表人物、被称为人类学之父的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是学界第一个对“文化”的含义进行专门意义探讨的学者。他在1871年出版的《原始文化》一书中指出：“文化或文明，从其广泛的人种史的意义上说，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伦理、法律、风俗以及一个人作为社会的一名成员所掌握的任何其他能力和习惯在内的一个复杂的整体”。[1]文化能够在刻画特定人群的精神气质，型塑其价值取向，铸造社会规范及国家制度等方面起着显著作用，因此，可以借助文化来对社会现象及其原因做出合理的文化解读，文化解释的概念也就应运而生。而文化解释用克利福德·格尔茨的话来说，就是“深描”（thick description）的过程，即把“文化”看作是“由可以解释的记号构成的交叉作用的系统”，一套风俗画面构成的生活景观，“在其中社会事件、行为、制度或者过程得到可被人理解的——也就是说，深的——描述”。[2] 文化解释命题的提出意义非常深远，其意味着人类对自身及其所寄身之社会的研究视野大为拓展；同时也说明人类的存在虽然不能脱离其动物性本质，但人类社会却是一种超越动物本能的文化社会，因此人作为不同于动物的存在物，其最大的本质就是文化的存在。美国人类学家R·本尼迪克曾说：“个体生活历史首先是适应他的社区代代相传下来的生活模式和标准。从他出生之时起，他生于其中的风俗就在塑造着他的经验与行为。到他能说话时，他就成了自己文化的大小的创造物，而当他长大成人并能参与这种文化的活动时，其文化的习惯就是他的习惯，其文化的信仰就是他的信仰，其文化的不可能性亦就是他的不可能性。”因此，一定程度上来讲，文化就是有关人类历史和现在全部信息的积累与沉淀，而相应地“对人类的真正研究将被证明不是关于人的研究，而是关于文化的研究。”[4] （二）犯罪与文化冲突论 犯罪是一种以非法形式而合理存在的正常社会现象，是人类社会生活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其集中体现了不同群体或个人之间的冲突与对立，是社会矛盾在人类某个生活场域激烈升级的具体叙述与写真。犯罪也是一种选择，其必然包含犯罪人在特定时空及特定文化中所具有的情感、理性和独断，包含着他们的希望和恐惧，风尚和欲望，因此其与犯罪人的文化背景必然有着密切联系。 中国著名犯罪学家严景耀对犯罪和文化之间的关系曾做过精彩的评述：“犯罪不是别的，不过是文化的一个侧面，并且因文化的变化而发生变异。它是根据集体的一般文化而出现的，它既不是一个离体的脓疮，也不是一个寄生的肿瘤。它是一个有机体，是文化的产物，文化是有它独特性的事物，并只能由它本身来解释……据此，如果不懂发生犯罪的文化背景，我们也不会懂得犯罪。换言之，犯罪问题只能以文化来充分解释。”[5] 而在犯罪学领域，对文化与犯罪文化之间的关系作出系统化研究并将之形成规范性学术理论体系的则是美国著名犯罪学家、社会学家索尔斯坦·塞林（Thorsten Sellin，1896—]994）。 塞林在1939年出版的《文化冲突与犯罪》一书中，对文化冲突理论作了比较系统的论述。塞林认为文化冲突是社会变迁过程的自然结果，社会变迁导致产生无数的社会群体，每个社会群体对于生活情景都有自己的定义，对社会关系也各有各的解释，而对其他群体的社会价值却全然无知或每有误解。根据塞林对文化冲突的分类，文化冲突可分为外部的文化冲突和内心的文化冲突，所谓外部的文化冲突，是在社会分化过程中，某种同质的文化和价值体系向异质性转化时产生的副产品。当某种同质的文化价值体系变为不同质的若干文化和价值体系时，就不可避免地产生文化冲突，引起犯罪行为。但塞林认为，这种文化冲突引起的案件轰动一时，但是却不常见。所谓内心的文化冲突或心理冲突，是指个人从具有相互冲突的规范的不同群体中获取自己的行为规范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文化冲突就被人格化，深入到人的人格中，变成了一种心理现象。这种被人格化了的、互相冲突的行为规范之间的矛盾，具有最强的犯因作用。[6]因此，塞林得出了其文化冲突理论的基本论点，即现代犯罪产生于文化冲突。详而言之：“刑法是主流文化行为规范的表现，犯罪则是与主流文化相冲突的下层阶级和少数民族群体文化的产物；由于下层阶级和少数民族群体文化与主流文化相冲突，所以遵从下层阶级和少数民族群体的文化，就必然会产生违犯刑法的犯罪行为。”[7] 塞林的文化冲突论是西方犯罪学所公认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学术论述，而其《文化冲突与犯罪》一书自出版伊始就被社会学界和犯罪学界视为经典读本而被广泛阅读。塞林将文化冲突原理引入到转型社会或变迁社会的犯罪问题研究中从而为犯罪学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视角，由此开辟了犯罪文化学的理论空间。
城中村是在我国特有的土地所有制和文化背景下，在快速推进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一种新现象，它的出现是城市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而在广州市385平方公里规划发展区内（不含番禺、花都区和增城、从化市）就有138个“城中村”。广州市城中村地理位置一般都相对优越，有的甚至居于城市的中心地带，如天河区石牌村、越秀区登峰街、白云区三元里、柯子岭等。“城中村”地区原村民宅基地私房相对集中而租金低廉、交通便捷且接近城市商业中心，自然成为外来农民：正首选居住场所。大量外来农民工的到来使得“城中村”演进成为以外来农民工为居民主体、以房屋租赁为主导的多元化居住区。 与此同时，90年代以来，日益严重的城中村外来农民工犯罪现象也渐渐成为广州市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有资料显示，2000年第一季度，广州市白云区发生重大入屋抢劫案178宗，其中仅发生在城中村出租屋内就有134宗，占75％。而广州市公安机关近年所抓获的犯罪嫌疑人中有八成是在城中村的出租屋中藏匿被抓获的。[8] 综观当前广州城中村农民工犯罪，其最突出的特点就是犯罪行为的“自我救济性”。农民工最基本的人身和财产权益经常受到侵害。繁琐的程序、社会地位的低下及城市主流文化对他们的歧视使他们难以选择以合法方式实现其正当利益。 与此相印证，农民工犯罪通常表现为以获取一定的经济利益为主要目的的侵财型犯罪，如盗窃罪、抢劫罪、抢夺罪等罪种。据广州流动人口犯罪研究课题组的调查，广州市流动人口犯罪类型前七名排序为：盗窃23.1％，抢劫21.9％，抢夺17.4％，伤害6.8％，毒品犯罪5.9％，诈骗4.5％，卖淫嫖娼2.2％。[9]这一客观事实充分说明：大多数进城农民实施刑事犯罪行为的主要目的还是为了攫取非法财富，这也显示他们企图通过盗窃、抢夺、抢劫和街头行骗等原始传统的犯罪方式来达到增加收入，摆脱生活窘境的强烈愿望。 以财产犯罪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广州市城中村农民工犯罪证明了农民工大多是出于摆脱物质生活的贫困及心理相对失衡状态，不得已才作出越轨失范行为，而这种犯罪特征也为下文运用塞林文化冲突理论解释广州城中村农民工犯罪的原因提供了具体思路和适用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