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当代中国社会转型中的新文化构建
摘要：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现代文化与后现代文化、全球文化与民族文化的冲突，构成了当代中国社会转型中新文化构建的现实基础。要解决这些冲突，我们必须通过对各种中外文化的批判继承与整合创新、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行政治体制改革、重视教育、实现人的现代化等各种途径，积极建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中图分类号：G05 文献标识码：Ａ。
社会转型是一种特定的社会发展过程，在当今特指社会从传统型向现代型转变的过渡过程，确切地说，是由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变迁的过程。它以社会结构的根本性变化为主要内容，涉及社会组织、社会制度、社会生活方式、社会成员身份系列、社会主体价值观念、社会人格等社会各领域的全面变革。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过程集中体现为中国特色的现代化进程。在这一进程中，社会文化的转型既是社会转型的内在组成部分，同时又基于文化形态发展内在机制的相对独立性而深刻影响着社会转型的方向，制约着社会转型的进程。因此，关注中国社会转型中的社会文化转型，探讨社会转型中的新文化构建问题，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当前，我国正处于由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的工业社会变迁的重要历史时期，正经历着由旧的农业文明的文化模式向新的工业文明的文化模式的转换。而这一转换又适逢全球文化的生成及西方现代文化产生危机的特殊环境与背景，这意味着在我们的文化转型过程中，不仅存在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尖锐冲突，而且会同时存在现代文化与后现代文化、全球文化与民族文化的冲突。这些冲突在同一时间相遇，增加了我国文化转型的难度与负荷，构成了实现我国文化转型、构建新型文化模式的基本的现实基础。
社会转型在本质上体现为传统因素与现代因素此消彼长的进化过程，因此，它内在地包含着一个社会的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基于质的差异而必然产生的冲突与对抗。中国的社会转型最早是在鸦片战争中外国资本主义的枪炮下强行启动的，以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和封建专制皇权为基础的中国传统文化开始了与西方现代文化的正面交锋。中国现代化进程也由此在更深层次上成为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之间长期激烈而复杂的冲突过程。在近代，从洋务运动的“中体西用”、戊戌变法的“即中即西”、辛亥革命的“三民主义”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全盘西化”，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依次经历了在物质层面、制度层面和精神层面的对峙。然而，由于传统文化的根深蒂固，以及有识之士对传统文化的隔靴搔痒或只“破”不“立”，二者的冲突没有得到实际有效的解决。
1949年新中国成立，实现了我国社会文化形态的根本性变革，并在一定意义上体现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在特定层次上的现实融合。但遗憾的是，建国初期“全盘苏化”现象的出现企图以与传统文化一刀两断的非理性方式来建构中国社会的单一文化形态，结果导致畸形化的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胶着关系，并进而转变为二者在更广阔意义上的激烈冲突。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一方面，随着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确立，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关系问题引起了人们的理性思考和广泛讨论，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解决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冲突营造了良好的社会氛围；另一方面，当代中国正经历着以由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为基础的社会整体变革，产生于自然经济基础之上的中国传统农业文化正在大量失去生存的现实土壤，因此，现代文化对传统文化的颠覆与震荡将是最为彻底、最为全面而且是最强烈的，传统文化对现代文化的反抗与吞没也将是最为顽固而激烈的，这意味着二者的冲突会显得更为直接和尖锐。从其基本精神内涵看，传统的重义轻利观念和平均主义观念与发展商品经济所需的效率意识和市场竞争意识的冲突，传统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形成的封闭性思维模式与实现现代商品交换与流通所需的开放性思维模式的冲突，传统家庭伦理主义的政治治理方式与现代民主政治的冲突，传统群体主义及人身依附观念与现代人的个体主体意识的冲突，传统等级观念与现代平等意识和法律意识的冲突，传统文化的重经验轻理性及浓厚的封建迷信思想与现代科学理性主义的冲突，等等。在现实的较量中，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相互掣肘、相互纠缠、相互对立又奇异共生，构成了当代中国社会转型中最基本的文化现实。
中国的社会转型处在一个十分尴尬的境地，“我们不是在西方工业文明方兴未艾、朝气蓬勃之际来实现由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的社会转型和现代化，而是在西方工业文明已经高度发达，以致于出现自身弊端和危机，并开始受到批判和责难而向后现代工业文明过渡之时才开始向工业文明过渡的。”①这样，实现中国的社会转型不仅要解决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冲突，而且也要面对现代文化与后现代文化的冲突。后现代文化是人本主义在后工业社会的表现形式，是致力于对现代文化批判与解构的启蒙文化。后现代主义反对现代主义对传统的断裂，而主张关注并尊重传统文化；后现代主义反对现代主义在功利主义原则支配下的人与自然、主观与客观二元对立为前提的思维方式，坚持人、社会与自然是有机联系的整体，主张超越现代主义导致的极端个人主义、人类中心论、经济主义、生态危机、精神文明的衰落等消极后果，倡导个人对社会的负责、非人类中心主义、社会全面发展、绿色生态、人类经验、文化和价值观念的多样化；后现代主义要求摒弃现代科学的决定论和机械论的逻辑，坚持无序性、偶然性、自发性原则，等等。当然，后现代化文化本质上不是要终结现代文化，而是对现代文化的调整和延续。因此，一方面，现代化仍是我们今天必须面对并认真加以解决的时代课题，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由于现代文化的极度缺失不可能直接步入后现代化文化阶段；但另一方面，基于现代文化成为开始残缺的价值实体的基本现实，后现代文化对于现阶段中国文化转型依然具有不可忽视的警示作用和方向引导效应。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现代文化与后现代文化的冲突会时刻若隐若现于当代中国的文化转型过程中，对这一冲突的解决将直接决定我们能否消除西方国家在发展工业文明时经历的“现代化痛楚”和一系列“发展性危机”，最终踏上现代化发展的健康轨道。
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处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全球化是信息时代的直接产物，它以全球经济一体化为基础和动力，同时包含全球文化的整合化、全球政治的协同化、全球生态共生化和全球人类认同化等在内的全球性的经济社会整合。在文化上，全球化表现为“在世界范围内起作用的文化的生长与加速发展的复杂的整体过程，特别是世界整体意识和全球文明的形成过程。”②因此，中国的文化转型不仅要置于传统与现代、现代与后现代的双重框架内，而且还要在全球文化转型的特定语境中展开，在“重视民族文化中的差异性和特殊性的同时，又超越这一层面而透视到人类文明某一方面的共性和普遍。”③也就是说，一方面，全球文化是有差别的相对同一，存在着民族文化的“自我”认同与“他者”化的全球性文化认同的视域融合。另一方面，全球化既是一个批判和超越各种现代民族文化的过程，同时又由于西方国家的左右与控制而体现为文化霸权和文化殖民的过程。因此，全球文化不可避免要对我国的民族文化形成较大的冲击，要么是全球文化吞没民族文化，造成本民族文化在全球文化的发展中迷失自我，丧失发展的自主性；要么是民族文化由于情感因素有意疏离甚至拒斥全球文化，否认全球文化中所包含的全人类性或普遍性的一面，进而逆全球文化的发展潮流而行，采取文化保守主义或极端文化民族主义的方式来捍卫民族文化的尊严，最终使中国的民族文化走向沉沦，错失发展机遇。客观地讲，“当代的全球化总体上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全球化和本土化的关系，二者的紧张关系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将会存在下去。”④这就意味着，民族文化与全球文化的冲突必然要贯穿于中国社会文化转型过程的始终，并进一步增加了中国文化转型的复杂性与艰巨性。
总之，“我们正处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时期’，我们的文化正处在打破原有秩序、重建新秩序的历史转型期。传统文化的积极因素与消极因素共同活在现代人的生活中，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共同作用于我们的实践行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多元重构的矛盾境地中，承受着多方面文化引力的作用。”⑤这就是当代中国文化转型的现实基础。
文化冲突必然要引发相应的文化反省、文化批判、文化选择及文化重构，当冲突不可避免之时，完成文化的重建就成为解决冲突的最终办法。因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从解决转型期中国社会文化冲突的基本要求出发，着力构建当代中国新文化形态，便成为社会转型期的重要历史性课题。对此，首先必需明确的是，我们究竟要构建一个什么样的新文化，亦即构建当代中国新文化的主题是什么。答案其实从改革开放以来就已经很明确地被提出来了，那就是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为目标，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⑥这一主题有着特定的内涵。
（一）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根本，决定着我国文化事业的性质和方向。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对资本主义社会矛盾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并科学地预见了社会主义的到来，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自从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来，日益被“中国化”，形成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等新的具体理论形态。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业已形成一种新的文化传统，成为中华民族的信仰支撑，也因此在事实上成为生长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最重要、最核心的部分。如今，“马克思主义不仅是中国现代化总体的指导原则，也是文化现代化的指导原则。马克思的劳动人道主义规定了人的本质、人性、人权、人的价值、人的自由和发展等基本范畴，这些范畴，是具有深刻而长远的理论和历史价值的。社会主义文化的创立和发展，必须以此为前提。”⑦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只有反对指导思想的多元化，在具体实践中善于坚持并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我们的文化建设才能沿着正确的道路健康发展，抵制和消除一切落后的、腐朽的思想文化影响，不断创造出先进的、健康的社会主义崭新文化。”⑧。
（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必须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不允许毒害人民、污染社会和反社会主义的东西泛滥；必须继承发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而又充分体现社会主义时代精神、立足本国而又充分吸收世界文化优秀成果，不允许搞民族虚无主义和全盘西化。⑨。
（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主要用来处理现代人与自然、现代人与社会及现代人之间的关系，必将实现科学与人文、理性与非理性、传统与现代、理想与现实等的有机结合，是对当前中国社会转型期一系列文化冲突现实求解的具体形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既反映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和政治的基本特征，又对经济和政治的发展起巨大促进作用。它应当能够承担起塑造国人的基本人格、帮助国人形成合理的价值观念、建构完善的心理结构、确立健全的行为模式及养成科学的思维方式等重要任务，进而能够充分发挥出文化的先导作用，为当前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强有力的文化支撑。
（一）对各种中外文化的批判继承与整合创新是构建当代中国新文化的基本途径。
马克思主义文化、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和以工业化为特征的西方文化，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基本来源。但中国社会主义新文化并不是这几种文化的简单堆积，相反，应当是在对这几种文化理性批判与继承的基础上的有机整合。这是因为，任何一种文化都有各自形成与发展的历史条件与现实土壤，当被放置在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这一特定的时空结构中时，必然会产生“水土不服”和“时间差”问题。只有通过在有用性原则支配下的文化批判与继承的方式来实现文化的现代化、本土化或民族化，才能产生这些文化在现有社会结构中存续的合理性。而这一过程同时也是以文化整合与创新为本位的新文化的构建过程。文化批判就是对文化的不足与错误的自觉反思与抨击，它贯穿于文化发展的始终，是实现文化转型的前提和保证。文化继承就是在文化批判的同时对文化中的优秀因子的有意识的保留。文化批判与文化继承共同体现了文化转型中的文化选择，它们是文化整合与文化创新的基础。列宁曾经指出：“只有准确地了解人类全部发展过程所创造的文化，只有对这种文化加以改造，才能建设无产阶级的文化，没有这样的认识，我们就不能完成这项任务。无产阶级文化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那些自命为无产阶级文化专家的人杜撰出来的。”⑩因此，在建构新文化的过程中，我们要果断地抛弃马克思主义中那些已经过时的具体论断和观点，坚持那些超越时代、超越阶级的、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基本理论与基本方法；要摒弃传统文化中与现代精神相违背的文化因素，继承并充分挖掘那些与现代性相吻合的、有利于推动中国现代化的有价值的历史遗产；要坚决批判西方文化中的极端个人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道德沦丧及理性主义的癫狂所造成的人的“物化”或“异化”、生态的失衡等消极文化因素，合理吸收西方文化中反映现代化生产的、为中国特色现代化所必需的基本文化精神。从全球化的背景和中国具体实际出发，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为主题，通过对中外文化的比较研究和重新评价，通过文化间的相互对话来拓展视野，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西方文化从冲突走向融合，从而创建出一种新型的文化模式。
（二）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构建当代中国新文化的根本途径。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转型是社会转型与发展的基础和决定性因素。“经济转型成功意味着为经济发展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环境，而良好的环境又会影响甚至改变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人的某些行为方式、观念、意识等等，改变整个社会的主体状态、政治制度、文化制度，从而为实现整个社会转型奠定基础。”(11)建国前，我国经济发展十分落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商品经济极不发达，这种社会现实的长期存在孕育并维系了中国的传统文化。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实行单一的计划经济体制，从根本上否定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与此相适应，逐步形成了社会成员身份依附性、同一性、封闭性、经济政治化等社会文化精神。从本质上讲，这些都是与现代精神相违背的，结果使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包括文化建设）一度趋于畸形化发展。在改革开放新时期，我们经历了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转变，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世俗化、个体自主化、开放性、科技理性主义、竞争意识、效率意识、法律意识、权利意识、平等意识等现代文化精神才得以孕育并不同程度地凸现，极大地促进了现代人格的塑造和现代文化价值观念的形成，标志着一种崭新的、更具活力的文化形态正在逐渐生成，我国的新文化建设也因此在真正意义上启动了。但从总体来看，我国目前市场发育程度还不高，市场体系还不完善，市场结构还不合理，市场秩序也较为混乱，映射到文化上，体现为现代新文化的基本特质还没能全面、深刻地、绝对地存在于社会成员的日常行为和思想观念中，反而有时仍依稀可见反现代的、带有颓废倾向的文化踪影。因此，要实现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的转变，构建社会主义新型文化，就必须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此来彻底铲除传统文化滋生的旧土壤，造成新文化生长所必需的现实而肥沃的新鲜土壤。鉴于此，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新文化奠定雄厚的经济基础，是构建当代中国新文化的首要前提和根本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