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社会语境下的翻译小说研究
摘要 由于受到社会意识形态和译者价值观的影响，晚清的翻译小说在原文本的选择、翻译策略的选择、翻译方法的选择等方面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分析晚清翻译小说的特征，探讨其对中国小说现代性转型的影响，对于理解中国文学翻译的发展轨迹十分有益。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晚清期间，翻译小说达到上千种之多，翻译小说的繁荣成为不争事实。作为传播活动的一种，翻译活动受制于特定的社会语境与目的语文化规范，目的语社会文化全方位地制约着翻译过程的各个方面。受晚清时期社会、文化、历史等因素的综合影响，这一时期的翻译小说体现出了特定时期的文本特征与独特的时代特征，为中国小说创作现代性转型做出了重大影响，架设起中国文学古典性与现代性之间的桥梁。晚清翻译小说所折射出的启蒙思想和叙事模式、语言表达、人物刻画方面的现代性，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中国小说现代性的萌芽。
一个时期的社会文化需求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该时期翻译小说种数的多少，小说原本的国别频数则反映出该国在世界文化圈中的地位，以及它对译语国家的文化影响。我国翻译小说在晚清时期迎来了空前的盛况。根据马祖毅的统计，截至1911年共有400种翻译小说；而阿英先生的《晚清戏曲小说目》中，则收录了从1875年直1911年间的翻译小说608种。从1840年到1919年，翻译小说竟达到2567种。据郭延礼的统计，在当时可查明国别的翻译小说中，英美小说的比例超过一半以上，达到61%；法国小说居第二，占18.9%；俄国小说位列第三，为7.6%；之后为日本小说（6%）和德国小说（2%）；其他国家的小说占4%。由此不难看出，当时翻译小说的数量蔚为可观。另外，欧美国家的强势文化成为晚清翻译的小说的主要原语文本来源，一些弱小民族国家也有涉及。
小说主题类型的不同可以满足读者不同的期待视野。翻译小说的类型在20世纪初呈现出多元态势。晚清时期翻译小说的主要类型为政治小说、侦探小说、科学小说、言情小说、历史小说，其他的如寓言小说、军事小说、教育小说、理想小说等也都有涉猎，几乎涵盖了《大不列颠百科全书》所列的十七类小说。
晚清时期大批翻译家特色鲜明，他们的翻译趋向日趋明显，而鲜明的翻译趋向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译者的文化诉求。梁启超特别强调政治小说的社会功能，因此便与政治小说结下了不解之缘。在他的影响下，许多学者开始翻译日本的政治小说，如周宏业、熊垓、赖子、忧亚子等；陈景韩翻译的长篇小说《虚无党奇话》、中篇小说《虚无党》等，为虚无党小说的翻译做出重要贡献；周桂笙因翻译侦探小说而闻名，并率先使用侦探小说之名，此名一直沿用至今；吴祷致力于翻译俄国小说，成为我国第一位翻译著名文学家莱蒙托夫、契诃夫、高尔基小说的人，阿英在《翻译史话》称他为“真正能了解俄国文学者”；曾朴翻译过大量的雨果小说，还翻译过莫里哀、福楼拜、左拉等的作品，是法国小说译介的重要代表人物；包天笑全心译介西方教育小说，为儿童教育的发展起到了良好的作用。这种明确的翻译趋向能够让译者深入研究某类作品，有效地提高自己的译文质量，并为小说主题类型的拓展起到重要作用。
“转译是两种文本形态无法实现直接转换时借用第三种语言进行转换所产生的译作类型，是在源语文本和目标语文本之间无法直接对应下发生的。”晚清时期译者的外语水平有限，不能完全满足社会翻译市场的需求，导致转译的翻译小说作品数量上升，最常见的是从日文和英文译本中转译。由于留日学生大大多于其他国家，从日译本转译成为晚清时期翻译小说的一大特色。比如，最初的俄罗斯名家名著多数是通过日译本转译而来，如吴祷翻译的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第一部、契诃夫的《黑衣教士》等；这一时期半数以上的法国儒勒·凡尔纳的科学小说也是从日译本转译的。转译现象真实地反映了晚清社会文化需求与译语外语水平不足之间的矛盾，它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译文的不真实、影响翻译质量。
由于缺乏对翻译本质的研究，晚清时期翻译常被看做“启迪民智”的手段，译者多采用“译意”的手法，把原语文本做为框架，将原作的主要内容或主要故事情节翻译出来。这个过程中，译者的自由发挥度很大，他们可以根据目的语读者的需要、阅读习惯和审美情趣等进行删减或是添加。他们的做法类似于纽马克（Newmark）所谓的改编（adaptation）。另外，译者的翻译操作是以篇章为单位的，翻译的手法自由，涵盖了“直译”和“意译”的翻译方式。
当时的翻译目的是“译意”手法盛行的重要原因。这一时期译者以思想启蒙和政治宣传为目的进行外国小说的翻译工作，所以当遇到原语文本中出现与译入语的文化、社会、伦理、语言等不一致或者是冲突的地方，译者通常会将原语作品中的冲突之处进行删节或增补的改造。比如为了方便中国读者记忆，用中国名翻译原小说中的人名、地名；为了适应中国读者的欣赏习惯和审美情趣，采用中国传统小说的章回体，删除原作中大量的自然环境和人物心理描写；有时译者还会将自己在阅读原作时的思想情感在译作中表达出来，添加自己对原作的理解，也会根据自己的审美情趣增减情节，根据自己的政治观点或价值取向发表议论。
中国传统文人的观念里，小说是不登大雅之堂的“小道”，小说写作更是被君子与士大夫看作是贱劣的行为，他们以写小说为耻。在读过《水浒传》之后，胡应麟一方面对施耐庵的才华赞叹不已，另一方面又对其从事小说写作表示叹息，认为是对其才华的浪费。这种观念直到1898年戊戌变法后，随着外国翻译小说的大量译介才得以改观。
在重视西方小说社会作用的同时，晚清知识分子对小说的文学地位进行了重新评估。梁启超等发动“小说界革命”，极力鼓吹小说的社会作用。大量的翻译小说的出现让中国的读者了解到：小说在欧美是很有价值的文学体裁；小说作家在异域享有相当高的地位，卓有成就的小说作家及其作品，在文学史上均有专章论述。人们将小说与诗文相提并论，甚至比诗文看得更高。1903年，楚卿便在《论文学上小说之位置》中提出：“小说者，实文学之最上乘者也。”这些观点让人们重新审视小说，再次评估小说的文学地位。人们对小说观念的改变极大地激发了文人的热情，更多的人投身到小说的创作和翻译事业中去，掀起了中国文学史上的又一次高潮，促成了小说创作的繁荣和小说现代化的改革。
中国传统小说的种类比较单调，只有讲史和传奇两种。随着外国小说的大量译介，中国翻译小说的类型也逐渐丰富起来，涵盖了《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中的十七种小说类别。其中社会小说、科幻小说、侦探小说三种最为突出，它们填补了中国传统小说类型的空白。这期间翻译小说为中国小说的创作提供了新鲜的血液与视角，推动了中国小说的发展进程，为晚清“小说界革命”奏响了号角。据陈平原《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附录二显示：20世纪最初几年，翻译小说压倒创作小说，其顶峰在1907年；而1908年之后，创作小说则多于翻译小说，而且创作小说的类型得到极大的拓展。仅就言情小说这一文类而言，域外言情小说的译介使中国言情小说发生了次分类，出现了孽情小说、烈情小说、妒情小说、哀情小说、艳情小说、怨情小说、幻情小说、苦情小说、侠情小说、奇情小说、痴情小说等。
由话本或说书演变而来的中国传统小说，多采用传统话本的章回体程式；在叙事方式上往往以第三者全知叙事；叙述时间上通常采用按照时间顺序和故事情节发生的先后次序连贯叙述；人物描写、美丑形容，缺乏个性特征。晚清的小说作家从西方小说中看到中国传统小说的呆板，努力汲取外国小说的营养，现代意识得以显现，开始采用第一人称叙事，叙事的方式由传统小说的单一直线连贯式逐步引入模仿倒叙、插叙等手法。叙事方法的丰富很大程度上拓宽了作品时间、空间的表现力，使作品结构趋于复杂，呈现出错落有致的故事架构，增大作品表现的张力。如吴趼人创作的《九命奇冤》，小说的开头模仿了周桂笙翻译的法国作家鲍福的《毒蛇圈》，运用对话式开头，一开始便紧紧抓住了读者的心。在人物塑造方面，开始重视人物塑造和心理描写，如曾朴创作的《孽海花》就借鉴了外国小说的方法；吴趼人模仿外国小说心理描写的方法，在创作小说《恨海》时给读者带来了全新的阅读体验。
受翻译小说的影响，晚清创作小说选材多元，与普通百姓的生活密切相关。有反映社会问题、描写各个社会层面矛盾的作品，它们反映人民群众不满现实、要求改革的思想愿望，如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和吴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有描写违反封建礼教的爱情、矛头直指父母包办家庭专制、渴望婚姻自主新思想的作品，如符霖的《禽海石》、徐枕亚的《玉梨魂》、吴双热的《孽冤镜》等。言情小说开始描写社会低层人物，诸如和尚、寡妇等的爱情，力图避开传统的“才子佳人”的模式。
学界通常把现代语言变革做为文学现代性改革的重要标志之一，它直接影响到小说创作的现代性转型。
晚清初期语言的变革正在酝酿，白话尚未走向成熟，译者们在翻译小说时所采用的语言主要是文言或浅显的文言，直到鲁迅的《狂人日记》的产生，这才标志着现代白话文文学作品的成熟。
一方面，随着《茶花女》和福尔摩斯侦探故事的广泛流传，越来越多的中国读者开始喜欢上了翻译小说，读者群从知识分子扩展到了普通百姓，甚至一些识字不多的老百姓也产生了了解西方社会和文化、阅读西方小说的要求，他们要求译者使用通俗的语言，以便观览别具一格的西方小说；另一方面，小说的商业化运作体系逐渐成熟，迫使翻译小说必须使用白话，以实现读者数量的最大化，从而使出版机构获取最大的商业利润。报刊是晚清翻译小说最为重要的传播媒介，为了增加销售量，这些报刊必然追求受众最大化，以普通老百姓为对象，为了满足他们的阅读要求，报刊语言自然就会通俗化。另外，白话翻译文本的巨大读者空间促使晚清的译者主动使用白话进行小说翻译，这样白话翻译小说的数量逐渐增多，为译者带来了较为丰富的经济回报，比如当时著名的翻译家包天笑、周桂笙、陈景韩、周瘦鹃等大多都用白话文进行外国小说的译介。
晚清翻译小说具有特定的时代特征，它使中国传统小说获得了挣脱旧观念的动力，为中国文学的发展提供巨大推动力。它给“五四”新文化运动注入了引导力，给大批的作家带来文学创作的新动力、新观念、新视野，为中国小说现代性的转型做出了巨大贡献。受翻译小说的影响，中国传统小说将鲜明的民族风格与世界趋势、现代性进行整合，中国小说创作步入了全新的阶段，开辟了中国文学史上的新篇章，为世界文学的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参考文献：
[1] 周桂生：《歇洛克复生侦探案弁言》，《新民丛报》，1904年第55期。
[2] 阿英：《小说闲谈四种》，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3] 姜秋霞：《文学翻译与社会文化的相互作用关系研究》，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年版。
[4] 陆国飞：《试论中国晚清翻译小说中的“译意”现象》，《浙江社会科学》，2007年第2期。
[5] 黄霖、韩同文：《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江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6] 陈平原、夏晓虹：《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7] 陈平原：《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8] 陆国飞：《试论晚清翻译小说对中国小说现代性转型的影响》，《浙江海洋学院学报》（人文科学版），2010年第9期。
作者简介：唐卫华，女，1979—，湖南衡阳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英语教学，工作单位：广东邮电职业技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