狎主【十二敦盘谁狎主?】

相对于唐诗宋诗,明诗的选本不多。

选唐诗,任何时候都是一件乐事。

不管前人有多少好选本,也不管前人的选本分量有多大,有多少种选取角度,从童蒙读物的《唐诗三百首》到《唐诗别裁》的两千首,从分类选本到单取某一流派的几家精选,你若从头再选一本,不依傍前人,别开生面,照样能编出一本读者高兴、批评家也无话可说的本子。

即便是三百首这样小的格局,照样能做大文章。

宋诗的情形相去不远。

金诗元诗,比较简单,公认的名家,大致都在,只要选,不会太离谱。

然而明诗,时代近,作品多,选择最难。

这个难,不在通读的困难。

因为清诗数量还更多,但选清诗却比明诗容易。

起码我看到的现代清诗选本,质量要比明诗的好。

明诗的困难,在于明诗本身:有原创精神、艺术水准又高的好作品太少。

明诗中找唐人一样浑成、宋人一样精悍的作品,一点也不难。

挑出几首诗,让没读过的人猜测是否盛唐或晚唐之作,多数都会猜错。

清人很爱玩这种把戏,来证明某朝或某人的诗不差。

其实问题正在这里。

模仿前人模仿到置之被模仿者的集子里后人也不易看出来,我们除了佩服作者的聪明,还能说明什么。

开创者解衣盘礴,大匠运斤,因袭者不过照葫芦画瓢而已。

同是一瓢,岂可并语。

即如在今天,写一篇可以冒充新发现的鲁迅佚文的文字,并不太难,但作者若以为他因此便和鲁迅不相上下了,那就是笑话。

明诗在文学史上最尴尬的地方,就是虽然明人的文学运动风起云涌,文学团体遍地开花,诗歌理论轰轰烈烈,名家辈出,各领风骚,然而,明诗终究没有建立起自己的时代风格,也没有一个作家像唐朝的李杜韩白,宋朝的王苏杨陆,甚至后来的龚自珍,以鲜明的个性和高度的创造力,形成一种体,一个派。

宋以后的诗,相对而言,阅读不多。

明诗在列朝诗中,又是读的最少的。

上世纪九十年代在北京,沈德潜等人编的那一套别裁,除了清诗,都通读一过。

明诗别裁集》选诗一千余首,我对明诗的印象,基本上是由此书而来。

十年前读了《金元明清诗鉴赏辞典》,明人的个人集子,也读过一些,对于明诗,大致印象不变。

当初学文学史,对明朝诗坛的印象,一如中国现代文学史和当代文学史,前者文学社团空前活跃,后者是只见运动不见文学,对诗作本身,反而茫然。

觉得两头的诗人,明初的,由元入明,明末的,由明入清,比中间的有意思。

明末的,更好,既有陈子龙,又有吴伟业和钱谦益。

陈子龙才高一代,其诗“沉雄瑰丽”,由他来收结明诗,是明诗不幸中的幸运。

吴钱两家归于清朝,也算是各遂其志吧。

两头好的简单说法,属于过去,如今我不这么看。

由元入明的诗人,过去喜欢高启,因为他的七古,很有几分像李白。

喜欢高启,便觉得同时的其他人也好。

其实明朝的诗人,直到前七子出来,才算从朱元璋旷世无二的极野蛮下流的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摧残中缓过气来,诗才有点人味。

何景明的秀媚倒还罢了,李梦阳的磅礴大气,严整精纯,不得不推为一时的翘楚。

徐渭袁宏道,别出蹊径,虽非正途,却有趣味,较之那些学唐而仅得其皮毛的傀儡诗,高出一截。

但其不足处,是以小品文的笔法为诗,此在袁中郎那里,至为明显。

后来的效法者,便不足一观。

历代诗歌中向来有一种俗体,语言浅白而不失华丽,音韵上特别讲究朗朗上口,内容上,一是喜欢谈人生哲理,二是幽默滑稽。

刘希夷的《代悲白头吟》是一个路子,王梵志和寒山又是一个路子。

这类诗,尤其是后一类,除了社会学和民俗的意义,在艺术上没法评价过高。

宋元以后,市民文化兴起,见之于小说和戏剧,妙趣无穷。

后期明诗,受此风气熏陶,加上传统的影响,也形成一种新俗体。

往好的方向,见性情,发奇论,直抒胸臆,不拘常格,徐袁是也。

不好的,但求朗朗上口,言语通俗,作小巧警语,却没有气格,仿佛唱莲花落,又似宋人话本中常说的,“村夫子醉中所题”,“一年三百六十日,春夏秋冬各九十”之类是也。

这类诗,不是平易幽默,识见通达,而是趋向浅薄,只求说得口滑,又好用重叠、谐音、强造格言、硬说哲理等小巧手段,以求喧传,最不足道。

明初的诗人,一致的看法是格调高,有气魄,如刘基、杨基、贝琼、袁凯,更不用说被很多人誉为明诗第一的高启

这几个人,都有传奇的故事。

刘基在民间,是张良、诸葛亮一类人物,俗传变本加厉,近乎神仙。

袁凯外号“袁白燕”,又有逃避朱元璋迫害、被迫装疯的经历。

高启因不愿出仕,被朱元璋借故腰斩。

诗以人传,与实际情况有距离。

刘基、杨基,气派庄严,但都很枯干,也有些空。

读的时候,觉得他架子搭得很大,内中东西却不多。

元人学唐诗,往往粗略,细微处不能完全领略,算是一个不大不小的毛病。

明初这几位,大半个身子还在元朝。

高启七古学李白,读《登金陵雨花台望大江》,初读之下,一般人都会同意赵翼的说法,“置之青莲集中,虽明眼人亦难别择”。

高启用力处太明显,不像李白那样轻松。

李白诗如其人,人就是诗。

高启毕竟是在作诗。

明人看不起元诗,后人论诗,多说元诗纤巧。

实则元人一心学唐,能得其大处。

萨都剌、张翥、傅若金,气概都不是明人能比的,尤其是张翥的诗,既有盛唐的气度,又有中唐的熨帖,极为难得,可惜数量不多。

高启古体尚好,但他的近体,格调虽高,却多纤巧,巧则近俗。

“白下有山皆绕郭,清明无客不思家”,系从“芳草有情皆碍马,好云无处不遮楼”化来。

这样的对子,便是罗隐本人,偶一为之尚可,多用便落下流。

明诗三百首》的编者金性尧就说了,众口称赞的《梅花》九首中的“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其实是俗格;“翠袖佳人依竹下,白衣宰相住山中”,更嫌鄙陋。

张翥的七律,随便拿出几首,就能让高启和后来的杨慎没话说。

杨慎有才子气,诗也写得,诗话也写得,伪作汉人小说,居然天下轰动。

老杜的《秋兴》,古来敢于唱和的,都是有两把刷子,或自认为有两把刷子的。

杨慎写《春兴八首》,高堂深殿一变而为山亭水榭,落实得多,引申得少,与张翥比,相差甚远。

明人的大部分七律,也许像杨夫人那样,写几句“其雨其雨怨朝阳”,倒还本色。

明朝的小名家,看诸家所选,都和小传介绍的不大对得上号。

诗话里动辄说某人为一代宗主,读者左看右看,硬是看不出来。

大诗多空言,看得过去的地方,又多因袭。

小诗作时不经意,反能见出性情。

题画小诗,是选本中最令人清爽的。

唐寅作七古七律,出语低俗,题画的绝句,废话反而少些。

明代诗人的七古七律,其实倒是佳作屡出。

李梦阳的《林良画两角鹰图》阔大沉雄,酷似王安石的画虎诗。

唐人题画七古,无人出少陵之右,到宋朝,要让王安石独步。

他的题画诗神采飞扬,眼中无人,立脚点高,故能迁转自如。

这是性情,也是地位所决定的。

《林良画两角鹰图》兼得两家之长,在明人七古里,胜过高启,可称第一。

梦阳的七律阔大庄严,但句法章法,于唐人之外,实无新造。

从精深上来说,他比不过钱谦益。

钱谦益被归于清朝诗人之列,这里不多说。

他的七律由于功力深厚,学问深博,明清六百年来,矫矫独步,缺点是理过于情,一味求蕴含,情愁每不肯直说,偏要绕几个圈子,躲在层层典故――而且相当多的是僻典――之后,读者读时只觉钦佩,读后却不容易产生共鸣。

钱的诗几百首一路读下来,遇到一首“潋滟西湖水一方”,几乎要高呼“惊艳”了。

李梦阳的五律,诸家多选《郑生至自泰山》:“昨汝登东岳,何峰是绝峰?有无丈人台,几许大夫松?海日低波鸟,岩雷起窟龙。

谁言天下小,化外亦王封。

”用问答体,评家以为新奇。

结尾二句因孔子登泰山而小天下的故事在先,翻出新意,受到沈德潜称赞。

他另有一首《泰山》诗,和此诗不相上下,甚至可以说比此诗还好。

论新巧,有所不如,论功力,则在其上:“俯首无齐鲁,东瞻海似杯。

斗然一峰上,不信万山开。

日抱扶桑跃,天横碣石来。

君看秦始后,仍有汉皇台。

”句句精警,从头到尾,气势不衰,明诗中罕有其匹。

明人五律的顶尖之作,李梦阳的二首之外,还有徐祯卿的《在武昌作》,也是选家不肯放过的:“洞庭叶未下,潇湘秋欲生。

高斋今夜雨,独卧武昌城。

重以桑梓念,凄其江汉情。

不知天外雁,何事乐长征。

”此诗名气极大,王士�誉为“千古绝调”,而钱锺书在《谈艺录》中详细列举了其造句命意之所自。

假如祯卿之前无诗,这一首五律庶几无愧于王士�的称扬。

然而我们知道了每一句的来历,就觉得它像是一首集句诗,又像一件百衲衣,字句,意境,都是别处趸来的――头两句化用屈原的“九歌”,次联来自韦应物,颈联又和孟浩然脱不了干系。

明人中很多谨严精致而又气格高古的名作,多数难逃如徐诗的讥评。

清人讲性灵,讲神韵,其实明人早已讲了。

晚明小品,若论意旨,不折不扣,正是这四个字。

可是三袁也好,张岱也好,小品有灵气,却都不会写诗。

三袁里头,袁宏道的诗比较可读。

张岱文章最好,诗却最差,连那些喜欢因人取诗的选家,也不好意思选他的诗。

《西湖梦寻》里,每一处古迹之后,都罗列历代诗作,唐宋元明,依次而下,张岱自己的诗,也列了不少。

诗的优劣,相映成趣。

同题的诗最怕比,这一比,不由人不感叹张岱实在太不会作诗。

汤显祖是传奇大家,诗也平平。

也许不是不能,是不曾用力于此。

诗和词拉开了一步,词和曲又拉开一步,由曲回到诗,好比在相隔千山万水的两处茅舍之间串门,能是能,但不那么方便,也就不那么容易。

从前奇怪宋人有能诗不能词的,有能词不能诗的,诗词固然有别,但区别何至于大到比诗文的距离还大?欧阳修、苏轼、贺铸、姜夔,诗词都好,可见除了习惯,也受才气之限。

袁宏道的诗,趣味一如其文,不可论其法度。

其文又直是其人,故袁诗不讲起承转合,想到哪里写到哪里,奇思异想,随口而出,如面对其人,听他茶余酒后放言高谈,妙趣横生,满座皆笑。

周作人写“打油诗”,自陈效法寒山和志明和尚,依我看,他从袁宏道这里也学了不少。

试以周诗比较一下袁的《听朱生说水浒传》:“少年工谐谑,颇溺滑稽传。

后来读水浒,文学益变奇。

六经非至文,马迁失组练。

一雨快西风,听君酣舌战。

”情调语气,如出一口。

袁宏道自言:“至于诗,则不肖聊戏笔耳。

信心而出,信口而谈。

”他还爱故意与世人唱反调:“世人喜唐,仆则曰唐无诗;世人喜秦汉,仆则曰秦汉无文;世人卑宋黜元,仆则曰诗文在宋元诸大家。

”所以他的诗讲歪理,说反话,凭空而起,忽然而终。

《元明清诗鉴赏辞典》中选录的几首,很可发人一噱。

如《山阴道》:   钱塘艳若花,山阴芊如草。

六朝以上人,不闻西湖好。

平生王献之,酷爱山阴道。

彼此俱清奇,输他得名早。

又如《严陵四首》:   溪深六七寻,山高四五里。

纵有百尺钩,岂能到潭底?   文叔真有为,先生真无用。

试问宛洛都,谁似严滩重?   举世轻寒酸,穷骨谁相敬?如何严州城,亦以严为姓?   或言严本庄,蒙庄之后者。

或言汉梅福,君之妻父也。

最后一首,匪夷所思,简直就是信口胡说了。

其余的,像《戏题斋壁》、《显灵宫集诸公以“城市山林”为韵》,还有《戏题飞来峰》,都很好玩。

我们做诗虽然不学他,却也喜欢人世间有这一类不拘常格之人,教我们用另一种眼光看事物,教我们另一种生活方式。

明朝很有几位才华既高学问又渊博的,如杨慎和王世�。

但渊博是一件危险的事,尤其是博。

分散用力,很可能面面都平平,不比人差,但也做不到独步一时。

王杨都是明诗的大家,可惜没有十分突出的作品。

他们又都是大批评家,人们关注的,不是他们的诗,而是他们的文学批评著作。

何景明李梦阳同属前七子,他们在明诗里的地位,差不多像是唐朝的李杜。

李何二人的风格,一个雄壮粗豪,一个秀逸清远,也好像李杜那样,明显拉开距离。

李梦阳的好处容易看出,何景明的大气藏在多数温婉的诗作里,读熟了,才饮茶一般品出味道。

《鲥鱼》最能显示何景明学杜的功力,沈德潜说和杜甫的“西蜀樱桃”一样做法,确实全诗四联无不一一对应。

颔联的“赐鲜遍及中�第,荐熟谁开寝庙筵”,与杜诗的“忆昨赐沾门下省,退朝擎出大明宫”句法一致,尾联的“银鳞细骨堪怜汝,玉筋金盘敢望传”,与杜诗的“金盘玉箸无消息,此日尝新任转蓬”,意思和用词都相似。

何景明的诗很好,但他的诗论却出人意外。

在著名的《明月篇》的序言里,他说,诗发乎性情,“其切而易见者,莫如夫妇之间”,所以“辞必托诸夫妇”,才能意旨深远。

杜甫的诗,涉及夫妇的少,因此格调反而不如初唐四子。

这真是非常奇怪的说法。

另外,他认为杜甫歌行的音调也不如初唐四子婉转动听。

《明月篇》就模仿卢照邻和骆宾王。

然而卢王的七言歌行,富丽而已。

文辞的艳还是南朝余风,音节的流丽靠近刘希夷张若虚的俗体。

《明月篇》三十余韵,内容无非是一点闺怨,他自己标榜“风人之旨”,如果就是这个,实在很不足道。

唐宋都有文学艺术上的全才。

王维传诗不过四百首,然而古体近体,五言七言,每一体裁他都是一流人物。

杜甫的七绝稍弱,李白不耐烦作七律,王维这样的全面,唐朝仅此一人。

苏东坡是另一位全才,而且不限于诗。

诗、词、文和书法都称雄一代,宋朝也没有第二人。

到明朝,出了个徐渭,诗文书画,样样皆精。

他还写了杂剧《四声猿》。

如果不是时代的因素,他很可与东坡较一较短长。

徐渭的诗,袁宏道说他兼有杜甫、李贺和苏轼的风格。

他的七古学李贺,是一目了然的。

七律,介乎杜甫和苏轼之间,两边都沾了一点影子,但这也是说不清的事,各人凭感觉罢了。

徐渭为人怪僻,有精神病,不见容于世。

谢肇�在《五杂俎》中就拿他做戒世的例子。

《渔阳弄》里颇有愤世嫉俗之言,而且情绪激烈,但他在诗里就语气平和一些,近体诗相当有规矩。

齐白石佩服徐渭题画诗有意向他靠拢。

徐渭题画诗比唐寅和后来的郑板桥更有韵致,清高却不卖弄,随意却不低俗。

《题风鸢图》的纯真童趣,是一般人装不出来的。

效仿者喜欢儿童诗,笔下也有风致,但比起徐渭以及杨万里和范成大那样的涉笔成趣,得于无心,究竟有高下之分。

小批评家喜欢鹦鹉学舌,每多耳食之言,矮子看戏,随人说长论短,自觉俨然成定论,亦甚可叹。

《题风鸢图》诗,且看其中四首:   柳条搓线絮搓绵,搓够千寻放纸鸢。

消得春风多少力,带将儿女上青天。

春风语燕泼堤翻,晚笛归牛稳背眠。

此际不偷慈母线,明朝辜负放鸢天。

偷放风鸢不在家,先生差伴没处拿。

有人指点春郊外,雪下红衫就是他。

新生犊子鼻如油,有索难穿百自由。

才见春郊鸢事歇,又搓弹子打黄头。

其中第一首,以其易懂,据说已选入小学教材。

我最喜欢第三首,写小孩子逃课放风筝,画面色彩生动,人物声口活灵活现。

至于吴承恩的诗,选者涉及,全看在他是“《西游记》作者”的面子上。

然而西游作者是谁,迄无证据,可怜那些辛辛苦苦为吴先生作了传的人,望空造语,连篇累牍,将来恐怕真成一梦。

关于吴承恩,金性尧先生的一句话颇可解颐:“遗憾的是,在他的诗文中,找不到有关西游记演义写作的资料。

”一个人穷数年甚或数十年之功,写作一部旷世名著,却无一字道及,虽说很可能是性情恬淡的缘故,毕竟不近情理。

我读过现存的全部吴诗,约略有两点印象。

第一,他不是个性情活泼的人,其次,他不是个很有才气的人。

他的诗作可用一句话形容,就是古板,没有灵气。

这和《西游记》给人的印象大相径庭。

如果“文如其人”“诗如其人”有一点点可靠,很难相信《射阳山人存稿》的作者和《西游记》的作者是同一个人。

陈子龙死得早,未能把绝世才华尽情发挥。

那些苟活下来的人,反倒有漫长的岁月把诗艺打磨得玲珑精巧。

夏完淳殉国之时,尚不足十七岁。

他的诗喜欢反复用同几个典故,这是一眼就能看出来的。

如果是一个留下几百上千首诗的寿终正寝的作家,这说明他才气短,局面小。

夏完淳至死还是个孩子,在创作上,刚刚起步,然而天资卓绝,国破家亡的遭际和投笔抗清的经历又使他异乎寻常地早熟和深沉,读他的诗,令人每欲下泪。

这个缺点,就不算什么了。

金性尧先生在小传里说他:“十五从军,十七殉国。

仅此二年,足抵千秋。

泰山鸿毛,于此分明。

”又说,夏完淳“父子,翁婿,师生,皆先后捐躯”。

他的老师,正是陈子龙

明诗三百首》选了《秋夕沉雨携燕又让木集杨姬馆中是夜姬自言愁病殊甚而余三人者皆有微病不能饮也》。

杨姬即后来的柳如是。

她的原名,金性尧说是杨怜影,陈寅恪考证说是杨爱。

陈子龙与柳如是相交至深,设若柳如是果然是一个“不世出之奇女子”,那么,她慧眼择婿,陈子龙才是她心中的首选。

下嫁钱谦益,不过退而求其次罢了。

陈寅恪著书颂红妆,要是横云断岭,单写一部陈杨合传,岂不更令人会心于今日。

陈子龙最擅七律,王士�说他源出李颀和王维,品格极高。

他的词也好,《近三百年名家词选》以他的“点绛唇”开卷,这个韵密词短的小令,很少见人写得像他那样气势雄浑。

他的七律中有甚浅易的一联,却是我时常念诵在口的:   不信有天长似醉,最怜无地可埋忧。

他的《重游�园》,表达对王世�的敬慕,此刻,也是我们思及他时的心情:   放艇春寒岛屿深,�山花木正萧森。

左徒旧宅犹兰圃,中散荒原尚竹林。

十二敦盘狎主,三千宾客半知音。

风流摇落无人继,独立苍茫异代心。

唐以后的七律,江河百转,最后都归到老杜那里。

这首诗的尾联正是如此。

他悼念夏允彝的诗中有一联:“志在春秋真不爽,行成忠孝更何疑。

”也可以用在他自己以及他的学生夏完淳身上。

他的壮烈牺牲,使我想起顾炎武悼念吴炎和潘柽章的诗句:“一代文章亡左马,千秋仁义在吴潘。

”   陈子龙一代豪杰,夏完淳少年英才,以此二人为明诗压轴,合卷之时,总算把朱元璋的刻薄阴狠带来的几百年戾气和士林普遍的萧瑟低抑涤荡一尽。

1 次访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