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特劳斯及其结构主义的历史地位

小引。

由列维·施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 1908—)创造性发展的结构主义(le structuralisme),在20世纪法国哲学发展史上占据特殊的地位;它可以说是当代法国哲学一切理论革命的最重要思想基础。不了解结构主义,就不可能了解整个法国当代哲学的基本精神。

但是,结构主义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社会思潮和思想派别,它不只是向人们提供了观察社会和人类文化现象的基本观点,而且也为人文社会科学提供了进行科学研究的新方法。结构主义本身,就其构成成分、传播状况、运用程度以及演变过程而言,都是很复杂的。它的产生首先是在语言学和人类学的领域中发生,然后迅速地扩散到文学艺术界以及整个人文社会科学多学科的广泛范围;而在它的理论和方法中,又涵盖着语言学、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历史学、心理学、哲学、文学和精神分析学等多种类学科的特征。因此,把握它的基本精神,必须越出哲学的狭隘范围,同时了解与之相关的各种有关学科的知识,而且也必须对当代法国哲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过程及其历史背景,有一定程度的了解。

尽管结构主义是在多学科领域中形成和发展,但不可否认,结构主义在各个学科中的运用及其效果是完全不一样的。这就导致结构主义在人文社会科学中的分布及其影响程度的不平衡性和多样性。在人文社会科学的范围内,结构主义的最主要表现领域,是人类学、社会学、语言学、心理学、精神分析学、宗教学以及文学艺术。

这就是说,结构主义首先非常明显地在环绕着“人”及其文化生活的研究领域内表现出来。正是在人类学、社会学、语言学、心理学、精神分析学、宗教学以及文学艺术领域中,人文社会科学家们集中研究了人,人的精神世界、语言、文化行为等重要问题,由此他们才发现了结构主义所探讨的基本问题。

列维·施特劳斯的结构主义思想的产生,在法国社会人类学的发展史上,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它的产生,意味着此前早已在法国人类学和社会科学界存在,并一直在缓缓地发展的象征论传统,到了20世纪四五十年代,经历几个世纪的演变和充实以后,尤其是经历列维·施特劳斯个人的理论加工以后,已经足以采取较为完整的理论表现形态呈现出来。

列维·施特劳斯的结构主义思想的产生,也意味着法国社会人类学终于在理论和方法上,总结出依据本民族文化传统特色,同时又适应于当代文化发展成果水准的一个独特表达形式。通过结构主义这一独特的理论和方法上的表达形态,法国社会人类学才有可能同早已建立其独特民族特色的英、美、德等先进西方国家的社会人类学,在理论和方法论上并驾齐驱,在互动中竞争和相互渗透,并在新的历史时代里,面对各种重要的课题,共同进一步推动社会人类学这门学科的发展。

列维·施特劳斯从发表《亲属的基本结构》(Les structures elementaires de la parente,1949)开始,就以其结构主义基本概念和方法,严厉地批评了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Kasper Malinowski, 1884—1942)的功能论和芮克里夫·布朗(Alfred Reginald Radcliffe—Brown, 1881—1955)的结构功能论(Structuralist Functionalism)。列维·施特劳斯的结构主义的强大威力,从一开始就显示在他的动态的动力学文化结构分析方面。表面看来,列维·施特劳斯的结构主义所说的“结构”(Structure),只是人类文化深层基础中不变的和不动的二元对立关系网。但实际上,列维·施特劳斯成功地将传统的象征论分析方法,透过涂尔干及其学派的“社会事实总体”(le fait social total)的概念,以人类文化历史整体作为共时性(synchronisme)的结构为基础,揭示出不同历史时代文化间的内在动力关系。所以,列维·施特劳斯的“结构”概念,以“整体性”和“系统性”把人类文化的再生产基本动力的模式揭示出来。这就在根本上不同于英国传统的社会人类学,因为在列维·施特劳斯的结构主义中,研究的重点已经不是这样或那样既定的文化结构,而是转向各种文化结构之所以产生、更新和随着历史发展而再生产的运作机制。

对于人类学研究来说,最重要的问题,并不只是面对、搜集和观察现有的各种经验性的文化事实,而是要进一步说明人类文化何以如此多元化而又永远不断地更新。人类文化不同于自然界各种事物的地方,正是在于人类文化以自然事物无可比拟的发展和更新的速度,同时又以自然事物无可比拟的多样化复杂形态,不断地,甚至永远地在进行自我更新和自我再生产。正是人类文化所特有的不断自我更新和自我再生产的性质,决定着人类文化特有的生命力,也决定着与人类文化密切相关联的人类社会的基本性质。换句话说,人类文化的特性,不在于它的存在样态或形式,也不在于它在某个历史阶段中所呈现的特殊结构,而是在于它自身内在地含有自我创造和自我再生产的动力。

因此,列维·施特劳斯的结构主义的核心概念“结构”,不同于以往任何“结构”概念的地方,就在于他并不满足于揭示静态或形式方面的文化结构,而是要通过结构概念,去揭示产生和不断再生产这种基本结构的内在动力关系网及其运作的基本模式。

正因为这样,列维·施特劳斯的“结构”概念,虽然有其深远的历史根源,也就是说,在他以前许多理论家和思想家都先后在哲学、心理学、社会学、语言学、经济学和自然科学等领域,尽管都使用过“结构”的概念,但是,列维·施特劳斯所说的“结构”,从根本上说,是指各种文化产品所赖以形成和再生产的人类思想的创造运作模式。

结构主义的上述性质,使它与严格意义的哲学理论和方法论都有很大的区别。我们既不能简单地将结构主义归结为哲学,也不能将它仅仅说成为人类学或语言学的方法。我们只能说,结构主义是在哲学、人类学、语言学、心理学、社会学及民族学等多学科领域中逐渐形成和成长的方法论,既包含适用于各个特定社会科学(如人类学、民族学和语言学)的具体内容和特征,同时又具有哲学方法论和科学研究方法论的普遍意义。因此,对于结构主义,既不能忽略它与人类学和语言学的具体关系,又必须使之提高到哲学方法论和科学方法论的高度加以讨论。

结构主义的上述特征,使它在20世纪上半叶更集中地在语言学和人类学中首先发展和成熟起来。在语言学和人类学中,结构主义最适合于深入分析各种象征性系统,并由此出发,进一步揭示人类文化的基本结构。由此可见,结构主义所研究的基本问题是以象征性体系建构起来的社会文化脉络。

文化是由各种各样象征性系统所构成的整体,而其中的首要象征性系统,就是语言、亲属关系、经济关系、艺术、科学和宗教(1)。从此,语言及其论述性话语成为了结构研究的重点,也成为“解构”人文社会科学及其主体中心主义的基础领域。作为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Deconstructionnisme; Deconstructivisme)的出发点,语言及其论述话语(le discours)是揭露传统“主体论”奥秘的关键。

在上个世纪60年代受到结构主义的启发而深入研究文化和社会再生产基本逻辑的朱丽娅·克利丝蒂娃(Julia Kristeva, 1941—)在谈到结构主义对她的启发时,很激动地说,是结构语言学和结构人类学对主体的解构威力,使她的思想发生根本性转向。她特别欣赏和引用当时法国结构语言学家埃米尔·本维尼斯(Emile Benveniste, 1902—1976)的这样一句话:“正是在语言中,并通过语言,人才使自己建构成主体”(C`est dans et par le lanmgage que l`homme se constitue comme sujet)(2)。这样一来,对人文社会科学来说,研究的重点和基本方向,不是探讨如何建构逻辑主体或如何围绕它进行真理的探索,而是深入揭示语言及其基本结构对人的思考及其文化创造的决定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