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长孺先生对义宁史学的继承和发展】 义理史学
陈寅恪先生(八九○――九六九)与唐长孺先生(九 ―― 九九四)乃二十世纪我国古史学界两位师,唐先生年辈晚陈先生,其治学亦深受陈先生影响,可以说,唐长孺先生虽非陈寅恪先生门下,但却继承了义宁史学精髓并有长足发展。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陈寅恪先生《隋唐制渊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相继发表,唐先生感佩陈先生治学方法,并受陈先生影响,对制史流变展开研究,撰成《唐兵志笺正》,九四六年,以稿递交原国民政府央研究院匿名评审通,晋升教授,评审专即陈寅恪先生,其陈先生与唐先生素昧平生,而激赏如。
陈先生早年诗作《题皮桓生墓》有句云“士有相怜宁识面”,殆非虚言。
九五五年七月《魏晋南北朝史论丛》出版,唐先生寄赠陈先生册,陈先生收到赠即致信唐先生,信谓。
长孺先生左右今日奉到示并著。
寅恪贤论史多不敢苟,独诵尊作,辄心折。
前数岁曾托令妹季雍女士及金君克木达钦,想早尘清听矣。
寅恪壮不如人,老更健忘,复以闭门造车学不希强合当世,近数年仅诸生讲释唐诗,聊用糊口。
所研者抵明清人诗词及地方志乘,而旧所授课即尊著所论围,其材日益疏远。
故恐详绎著,亦止有叹赏而不能有所质疑承教也。
旧作《从史实论切韵》册附呈,藉博笑。
专复谢,敬颂。
著祉。
寅恪敬启 九月十九日。
陈先生予唐先生论著以极高评价,而唐先生既深受陈先生影响,也非常尊重陈先生。
九八八年夏,山学首次召开纪念陈寅恪先生国际学术研讨会,唐先生因身体原因能与会,而题诗三绝,提交会。
其三绝云“掩卷心惭赏誉偏,讲堂著籍恨无缘。
他年若撰渊录,教外何妨有别传。
”唐先生年高望重,已是古史学界师,仍念念不忘陈先生当年对其研究肯定,虽以无缘入陈门憾,而以得其教外别传私淑弟子任。
唐长孺先生对义宁史学(义宁即陈寅恪先生)继承和发展,择其要者而言,主要有如下四端。
我国考据学,远流长,宋人长编考异法,至清人乾嘉考据学,更臻前所有高峰。
陈寅恪先生极推重宋人史学,复赞赏乾嘉巨子钱昕“清代史人”,可见其对考据方法重视。
陈先生著立论,必以察谬纠误、考究事、辨析异、对勘证基础,处处可见考据方法。
唐先生题赠纪念陈寅恪先生国际学术研讨会三绝二云“胜义微言若有神,寻常史迹考新。
先生有如椽笔,肯与钱王做尘。
”即对陈先生比肩乾嘉巨子考据成就做了高评价,而从种评价,也正可窥见唐先生治学方法取向。
但唐先生重实证精考据,又不止考证,更不考证而考证,而是从考证入手,探历史发展线和根规律,故其古史研究陈寅恪先生基础上更进步,脉络更清晰,体系更严整。
其二,对“二重证据法”继承和发展。
“二重证据法”早系王国维九二五年清华研究院任导师向学生授课所提出,其《古史新证》加以明确“吾辈生今日,幸纸上材外,更得地下新材。
由种材,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材,亦得证明古某部分全实录,即不雅驯言亦不无表示面事实。
二重证据法惟今日始得。
”陈寅恪先生《王静安先生遗序》进步予以发挥“曰取地下实物与纸上遗相释证……二曰取异族故与吾国旧籍相补正……三曰取外观念与固有材相参证。
”唐先生治史,继承陈寅恪先生“二重证据法”,重视出土、碑刻墓志等地下材运用。
唐先生更身体力行,亲主持整理吐鲁番出土,历十年,出版《吐鲁番》十册,开创了吐鲁番学这新学科领域。
周良曾谓“陈先生把敏锐观察力与缜密思考力相结合,利用习见史……发现别人从到系与问题,从现象深入质,做出新鲜而令人折、出乎想外而又入乎释……善因以见……长贯通、观察发展变化。
”(《毕竟是生》,十月艺出版社九九八年版)汪荣祖《陈寅恪评传》概括“以考据证史实、释史事步骤,然再就既证史实,说明其义,即所谓从史实史识。
”唐长孺先生治史,亦继承了陈寅恪先生“从史实史识”重要原则,擅长史实通和宏观把握。
正如冻国栋先生所言,唐先生“每论事,几竭泽而渔,并旁征博引,考订绵密,对相关伪存真,粗取精,由表及里,洞悉史实因系……而与,先生又极重视历史发展有机系和演变趋向,觉地以发展、变化观和方法研究相关制、历史事件、历史程或历史现象,揭示其渊流变,对所论问题予以合理释”(《唐长孺先生史学刊稿叙录()――附说唐先生早年刊稿所见治学理路与方法》,《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二十辑)。
“实证研究与理论探讨、微观研究与宏观考察结合上,历史与逻辑统上达到了新高。
”(《唐长孺先生与国古史研究――以社会济史研究例》,《河北学刊》二○○五年五期)。
其四,对化史观继承和发展。
陈寅恪先生治古史重种族和化问题,强调化民族融合、社会政治特别是统治集团构成重要作用,即论者所谓陈寅恪先生“化史观”。
唐长孺先生其研究也始终重视种族和化问题,如关孙吴江南山越、魏晋杂胡、晋末北境各族“变乱”及“五胡政权”、拓跋族汉化与拓跋国建立、北魏末期山胡敕勒起义等,以及关魏晋玄学、南北学风、南朝化北传等,唐先生都进行了系统深入研究。
尤其值得指出是,唐长孺先生晚年总结提出著名“南朝化”理论,有着“化史观”深刻烙印。
唐先生谓“由晋末动乱和北方少数族政权建立,北方封建社会发展走上了条特殊道路,从而与继承汉末魏晋传统南朝出现了显著差异……唐代变化和对东晋南朝衔接,即唐代南朝化倾向。
”(《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综论》,武汉学出版社九九三年版)唐先生认北方胡族政权建立和南方继承汉魏传统乃南北朝历史发展差异重要原因,认唐代变化乃对东晋南朝衔接,即终摆脱胡族迁以影响而回归汉魏传统,也即汉族与汉族化对胡族与胡族化统与化,可以说,唐先生“南朝化”理论虽牵涉到政治、济、军事、学术多端,其核却是种族与化问题。
唐长孺先生作义宁史学重要继承者和发展者,已得到海外学界公认。
日六朝史专宫川尚志所撰评论《魏晋南北朝史论丛》和《续编》评,认唐先生全面继承了陈寅恪先生代表考据史学传统,论著风格与陈先生极相似。
汪荣祖《陈寅恪评传》谓“唐长孺虽列门墙,但古史研究上,仍然渊相承,唐氏作品也曾得陈氏激赏。
”唐先生逝世,著名魏晋南北朝史专周良、田余庆教授合制挽云“论魏晋隋唐,义宁而,我公当仁称祭酒。
”日汉学权威所编《国史研究入门》共列举七位有影响魏晋南北朝史专,首举已故陈寅恪先生,次即唐先生,适脚。
外,武汉学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缅怀唐先生《著敢期延岁月,湖山倘许盘桓》(《武汉学学报》九九五年三期)、李涵《教外何妨有别传――唐长孺对“义宁学”继承和发展》(《陈寅恪与二十世纪国学术》,浙江人民出版社二○○○年版)、孙继民《二十世纪学术史背景下陈寅恪、唐长孺和胡如雷》(二○○五年四月“唐长孺、胡如雷先生与隋唐史研究”学术研讨会发言稿)等具体论述了唐先生史学研究对陈寅恪先生继承和发展。
二十世纪国古史学界,陈寅恪先生以其深厚旧学传统和深入学习西方学术研究方法融汇精神,师承乾嘉而不拘泥乾嘉,参考西方史学方法而以国传统学术位,开创了近代史学义上魏晋南北朝隋唐史学科领域,奠定古史研究基格局。
但陈先生逢乱离世,政局险恶,伤病交加,虽有“续命河汾向往”,终难遂其聚徒讲学、扶衰起废志愿。
共和国成立五六十年代,社会政治环境新,学术研究也陡然生变,陈先生门生弟子,对新思潮新方法趋若鹜,先生学术事业,实继乏人。
当,唐长孺先生虽不能不随顺世故受其熏染,但始终坚守义宁史学史法和史风,坚持客观严谨史学研究,魏晋南北朝隋唐史领域继续开拓创新,并武汉学执教四十余年培养了批从事古史学研究优秀学生。
作陈寅恪先生私淑弟子,唐长孺先生继承了义宁史学精髓并有长足发展,陈寅恪先生“续命河汾向往”也因得以曲折实现,可以说,唐先生既是二十世纪传统史学向新史学变期承旧新重要史,也二十世纪古史学研究向纵深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