赋象艺术论
艺术方式除了具象、意象、抽象，还有一种被人忽视的古老方式：赋象。赋象缘于人类早期物我同一的认知观。这种精神现象和视觉现象，作为造型艺术的本源，从新石器时代起一直存在，可是自古以来无人研究。什么是赋象？赋象是把自然现象以及人造形象或状态，包括平面的、立体的和活动的，视为指定的物象或事象。赋象可分为三类：第一类用比拟手法，赋予某个自然对象以别的形象；第二类赋予人为简化的形态以形象；第三类用人造符号指代物象和事象。以往人们只说直书其事是赋，忽视了寓言写物也是赋。在特定的作品中，赋象同具象、意象、抽象可能会重叠和互渗，在外表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界限不明。比如采用赋象手法形成的观感，有的可能被视为抽象，可是中国古代文献没有“抽象”这个词，也没有所指的对象。种种貌似抽象的中国古代图符，实为物象的简化形状。中国假山石被英国雕塑家亨利·摩尔视为抽象造型，便是误读。西方的抽象造型抽掉具体的物象，使自身成为造型的目的。假山石不同，从来都是具体物象的替身。苏州著名园林狮子林，号称“假山王国”，奇形怪状不规则的太湖石，通通被赋予狮子的形态，据统计能辨识出500多只[1]。
“赋象”这个词，较早的记载见于唐玄宗《野次喜雪》诗：“繁云低远岫，飞雪舞长空。賦象恒依物，萦回屡逐风。”意思是说：飞雪赋予大地的形象，总是依据地面物象而成形。赋象的同义词是赋形。无论是赋形还是赋象，都指被附会的形态[2]。
中国古代工艺品造型的设计理念，叫做制器尚象。制器尚象的“象”，古今学者有两种解释，一指物象，一指卦象。唐代孔颖达持后一种解释，认为器物的制作所崇尚的依据在于卦象。宋代郑樵持前一种解释，认为制造器物崇尚具体的形象，即赋予人造物以特定的物象。其实制器尚象的实际运用，包含了这两层意思。宋代朱熹、明代来知德据此折中了二人的观点。简明地说，赋象的象，在《周易·系辞》中是个哲学概念，内含卦象与物象，卦象涵盖所有的物象，圣人依据物象自身的阴阳属性和所属的卦象，使纷乱驳杂的物象变得有序和可控。人们按此制作器具，器形模拟的是被分类的物象[3] 。
赋象艺术品，考古发掘随处可见。比如用于煮汤的陶鬲，造型鼓胀饱满，鬲足至鬲腹的形状，如同哺乳期硕大的母乳。陶鬲煮食养育众人，如同母腹母乳养育子女。山东大汶口文化遗址出土的被释读为“日月山”的铭文尊，外形如同男根，应当同原始社会祖宗崇拜有关。祖宗的“祖”，由“示”和“且”两个字根组成，在甲骨文和金文中都是男根的简化。“且”是男根的象形，“示”中的“亍”指男根形状的祖宗牌位，左右两点表示洒酒祭奠。帝王祭祀天地四方的玉器，最常见的是璧和圭。圭是男根的象形。古代贵族订婚，男方送给女方的信物是玉圭，璧的本义是辟，读音指女阴。辟的象形文字，“尸”像女子仰卧屈腿，“口”像女阴，“辛”是大腿。这类礼教器物，都是预先有意图的赋象[4]。
赋象的三个类型，分述如下。
这类赋象常用常见，普遍呈现在人们的观感之中，并通过口语、文学文本、美术门类予以体现，诸如美女如花、西湖如西子、白云如苍狗、闲人如懒虫，都是赋象的表达。宋徽宗宣和年间营造皇家园林艮岳，园中的著名假山石共计62块，都是比附物象：像人的有舞仙、老人，像兽的有伏犀、怒猊、蹲豹、坐狮，像物的有玉宝、叠玉、南屏风等。看似抽象的艺术造型，其实是赋象艺术。北京北海公园琼华岛有两块艮岳遗石，一块名叫云起，一块名叫岳云，分别赋予云朵的形态。其中“云起”石形同风起云涌的状态，酷似积雨云。它是用相似的因素，让物理性质不同的两种物象关联。这种赋象的方法最为常见。中国各地的景观山、景观石，大都是赋象，浅显而世俗。比如各地的龙山、凤凰山、望夫石，三峡的乌龟出水，黄山的猴子观海，等等[5]。
在渔猎时代过渡到农耕时代的进程中，男人的生产力优于女性，由此形成以男性为中心的父系社会。父系社会崇拜男根，东西方相通。以男权为中心的思想，德里达称为“菲勒斯中心主义”，埃及方尖碑和欧美的方尖碑式的纪念碑便是实证。山东大汶口文化遗址出土的刻画“日月山”符号的大口陶罐，形状像男根，男人主宰世界的象征，多用于祭祀天地和祖宗。它们是用于祭祀的礼器，古人叫做陶尊。陶尊形状耐人寻味：它的外形像男根，内空却像母腹或子宫，两者都同生殖有关。安徽蒙城尉迟寺遗址出土的一批同类陶尊，里面装的是幼儿的尸骨，可以作为上述推测的实证，即祈祷生育的巫术装置。远古礼器更多地采用无实用作用的玉器，比如片状的玉圭，有尖头、圆头和平头。它们不是抽象的，而是象征男根，常常用于祭祀天地山川和祖宗。玉圭也是古代婚礼的信物，相当于西方婚礼中的戒指。古代贵族通婚，男子送给女方的信物是玉圭。天子的圭十二寸，诸侯九寸，士大夫七寸，一寸合2厘米左右。接受了玉圭的女孩叫闺女，闺女住的房间叫闺房，表示名花有主[6]。
比玉圭更早的是玉璧，象征女阴，它是女性主宰世界的产物。璧的本字是“辟”，指女性天子、帝王、诸侯，母系社会的用词。直到西周，“辟”仍旧是同贵族联系的词，其尊贵的品质直到西汉才开始转变。西汉末年文学家扬雄记载，在南方的荆楚一带，“辟”成了骂人的词。泰山玉皇顶上，传为汉武帝的无字碑，同玉圭的造型一脉相承。武则天的无字碑，除了碑额的浮雕，都是素面，仿佛暗示女皇没有根。有年轻学子问我：“古人怎么这么龌龊，爱拿男女见不得人的器官说事？”我说不是古人龌龊，是现代人，尤其是封建社会的道学先生们的心理龌龊，凭什么男女的核心器官见不得人？[7]。
江西道教名山龙虎山的一处岩穴，像女阴，称为地母，即大地之母。甲骨文的“土”字，写为“”，或认为是一坨泥巴，或认为是母乳，我认为是像女阴的牌位，女阴比母乳更本质。“皇天后土”的“后”，指大地，古代社會指王后、皇后、太后，女性。按父系社会之前是母系社会的思路细考，最初的皇也是女性。《老子》有个关键词叫“玄牝”，牝牡的牝。牝是雌，牡是雄。商代甲骨文“牡”，右边的字根不是“土”，而是一竖一横，它是男根造型物的简化，本体相当于祖宗牌位，其造型类似有座子的石碑。玄是颜色名，它形成的原理是按天南地北、南天为赤色而北方的坎位对应黑色，南北交会于中天，其色玄，玄即赤黑色。龙虎山地母的暗部，接近赤黑色[8]。
明代学者编纂的图典收录的这张图，尽管有一点晃眼，但它不是抽象画，更不是光效应艺术，它叫《区田图》。“区田”就是把一片土地划分成若干个方块，按照九宫图的方式展开，同远古创建的井田制有关。魏晋画像砖上的《缫丝图》螺旋纹，既可以视为陶纺轮纹样，表示旋转，也可以视为缫丝，表示螺旋状缠绕。这一类赋象还包括运动状态的对象。四川彭州采集的东汉画像砖上的一笔画螺旋纹，表示车轮滚动。这种螺旋纹还没有形成固定的符号，画得比较随手。如果把视野延伸到新石器时代，湖北屈家岭文化遗址出土的陶纺轮，上面的螺旋纹类似明代学者章潢绘制的阴阳鱼太极图[9]。
工艺装饰、建筑附饰常用的方胜纹以及婚礼奁盒常见的方胜盒，用两个正方形或立方体以菱形的形态重叠构成。方胜中的方形，初始含义是象征大地、国家、城邦，其寓意介于第二类与第三类赋象之间。古汉语中的方州、方局、方祇、方载、方舆，都是指大地，国土的代名词。《汉语大词典》解释方胜，只用了元代以后的见识，其实它出现得很早。甲骨文的“方”，常常指的是邦国，如人方、鬼方、羌方、土方、龙方、虎方，都是指华夏周边的文明之邦。大禹治水时，中国有1万个方国。1万是泛指，表示多。它是“万方来朝”这个成语的语源。方国与方国结盟、联姻，应当是方胜纹出现的历史原因。方胜是已婚女子的头饰，自左至右贯穿发髻。古代文献记载西王母头戴方胜，其原始意义不明，可能同远古邦国之间的联姻有关。方胜纹在秦汉以后，原始内涵逐渐隐退，演变为吉祥的象征[10]。
同方胜纹相似的纹样，是中古以来常见的盘长纹，其平面形状多见于刺绣和装饰画。盘长纹乍一看是方胜纹的合体，含义却全然不同。盘长作为汉传佛教“八宝”中最后一宝，最受信徒的青睐。它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点，表示心物一贯、无始无终、永恒不灭，民间以为吉祥的象征，别名吉祥结，又名盘肠结。盘肠结表示解不开的情结，多以刺绣的方式，用于情侣间赠送的香袋图案。盘长流传到当代，成为“中国结”的祖本。
第三类赋象分两式，或者寓物于形，或寓意于形。这种视觉方式，赋予看似抽象的造型以具体的物象，或者赋予表面抽象的造型以特定的意象，后者常常具有深层的精神含义，比较复杂难解。比如帝王礼服上的十二章纹，其中第十二章是黻纹。它不是抽象的几何纹。黻纹像两个“弓”字正反相背，表示公正。上节列举的方胜纹和盘长纹，当它以平面图案出现时，也可归入第三类赋象。
寓物于形的赋象，常见于装饰纹样。秦汉宫廷建筑使用的有纹饰的陶砖，菱形相套的是雷纹，双勾“S”形纹是云纹，分别表示流云和雷电。它们不是抽象纹样，因而考古报告将类似的纹样统称几何纹是不贴切的。几何纹指抽象纹样，而内涵不明的纹样，应当命名为佚义纹或者失义纹，不宜叫几何纹。它们的形状原本是有所指的，只是我们不知道所指的文献依据而已。湖南汤家岗出土的大溪文化类型的陶盘中心纹样，时间距今6500年以上。考古报告命名为八角星纹，我命名为五方八角纹。五方是指中间的正方形，包含东南西北中五个方位，对应五行；八角对应八卦。五行和八卦在数理上无法兼容，它们的最小公倍数是40，而40在中国古代术数观念中没有特殊意义。古人很聪明，用一个正方形加八个角，兼容了二者。这个图形，还能携带出河图洛书，它是中国上古的文化图式，统管各个领域。顺便指出，贡布里希著作中译本使用的“图式”一词，应当翻译为图样或图形。在宋代文献中，图式指的是礼器示意图或建筑样式图。在宋代之前，绘画的同义词是图形[11]。
山东大汶口文化遗址出土的彩陶豆和江苏邳州市大墩子文化遗址出土的彩陶盆，都绘有五方八角纹，时间都是距今约6000年。这些遗址的地域不同，文化内涵不同，却都把五方八角纹放在显赫的位置，这非常值得研究。在稍晚的时代，即5000—6000年前，辽宁和内蒙古红山文化遗址中，出现了精制的五方八角形玉器。它包含两类样式，一类如同端正的河图，一类如同河图旋转后形成的洛书。此外，上海崧泽文化遗址和江苏小徐庄遗址出土的陶纺轮，约为5000年前，上面的五方八角纹简洁而规范，可见这个文化图式普适的范围和时间[12]。
安徽含山县凌家滩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一只玉龟，上下都有孔洞。它的中间有两件玉器，引起考古学界的高度关注。其中一件是“含山玉版”，中心纹饰是五方八角纹，被众多学者视为史前时代河图的早期形状。另一件是玉鹰，中心纹饰是旋转了45°的八角纹，角朝上，中间的正方形变成了一个圆，形同洛书的变体。宋代学者画洛书，把河图的阴阳圆点分别正反旋转，就变成了洛书。河图洛书曾作为两种出土文物，先后被伏羲和周文王等圣人发现，用来作为治理天下的文化图式[13]。 相关热词搜索： 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