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质性焦虑【《鸣凤记》的新闻性特质】
明代传奇《鸣凤记》直面现实，把现实中刚刚发生的政治斗争搬上了舞台，具有新闻性特质。
其新闻性特质主要表现在创作的时效性、内容的纪实性、传播对象的广泛性。
《鸣凤记》创作的时效性。
戏剧是一种人类生命运动的特殊的展示方式。
它常常把已经完成的事件当做好像目前正在发生的事件表演在读者或观众面前。
尤其是我国古典戏曲与同为叙事文学的古代小说一样，大多选择历史、神话与民间传说为题材，追求一种传奇色彩。
明代中期以后，商品经济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市民阶层进一步壮大，加之统治宽松，小说和戏曲都渐趋兴盛并极大地普及开来，与社会生活的联系也更加紧密和广泛。
同时，统治者的昏庸和政治黑暗加剧，内忧外患不断，社会矛盾空前激化，关乎国运民生的大事不断发生。
这一切给有忧国传统的士人以强烈震撼，广大民众也渴望及时了解事实真相。
《鸣凤记》全剧用41出的篇幅写严嵩父子专权与独断，反对大学士夏言收复河套，与总兵仇鸾勾结，阻挠出兵，并把夏言害死。
兵部主事杨继盛极为愤慨，弹劾仇鸾、严嵩父子，又被害死，其妻亦殉节而死。
斗争前仆后继，最后进士邹应龙、林润等经过种种曲折，终于斗倒严嵩，清算了严党的罪恶。
可以说《鸣凤记》脱离了对历史事件、英雄人物、传奇色彩的渲染与追逐，以反映一个时代“倒严”这样一个重大政治事件为己任，让时人直接感受时代的风貌特征。
据焦循《剧说》卷六载：“相传：《鸣风》传奇，�州门人作，唯《法场》一折是弁州自填。
词初成时，命优人演之，邀县令同观。
令变色起谢，欲亟去一弁州徐出邸报示之日：‘嵩父子已败矣。
’乃终宴。
”《鸣凤记》写严嵩父子势败下狱是据邸报而来，但曲成上演时县令居然还未得知这一大事。
诚如陆定一先生所说：“新闻是对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
”几乎就在严嵩事败同时，以揭露当时黑暗政治的现场活报剧《鸣凤记》横空出世，一个现实生活中撼天地、泣鬼神的政治悲剧用舞台艺术的形式使之定格、再现。
可见剧本写成之快，剧本创作的时效性。
《鸣风记》内容的纪实性。
所谓新闻的纪实性，指的是纪录现实，用事实说话。
这里有两个要点：一是纪录现实，即是指必须具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
二是用事实说话。
而事实即是客观存在，它泛指人的一切活动和自然界的一切现象。
它是真实存在的和实际发生的，具有时间、地点、人物、事件、原因、结果六个要素。
明代《鸣凤记》传奇对嘉靖年间严嵩结党营私、把持朝政、祸国殃民的罪恶行径，极尽鞭挞和揭露之能事，对“前后同心入谏臣，朝阳丹凤一齐鸣”的夏言、杨继盛等给予热情歌颂，具有鲜明的政治倾向、及时大胆的现实干预意识。
吕天成《曲品》评日：“记时事甚悉，令人有手刃贼嵩之意。
由此可知《鸣凤记》就是以它独特的方式，表达一种对事实的尊重，它以曲为史，按生活本来的面貌对人物与事件进行较客观的反映。
可以说，《鸣凤记》所写的八位谏臣，除孙巫扬外，其余七人《明史》均有传记载。
《明史》196卷，有《夏言传》，载夏言主使曾铣收复河套，严嵩勾结仇鸾、交通宦官，制时阻挠并上疏劾铣，又诬夏言受贿，谤毁圣上，因此曾铣和夏言皆被斩首，其妻被流放全州，与剧中所写基本相符。
杨继盛《明史》209卷有传，他初授兵部员外郎，因劾仇弯开马市与俺答讲和，是奇耻大辱，时仇鸾被皇上恩宠，下继盛狱，后被贬狄道典史，但未作驿丞；在仇鸾奸谋败露后，继盛一年中被四次升改，盛兵部武选司。
继盛盛皇恩优渥，恨严嵩专权，遂上疏劾他十恶五奸罪恶。
因严嵩被帝宠幸，继盛又人圈圈。
但帝并无杀继盛之意。
严嵩恨继盛劾己，故将继盛名附坐大辟的张经之后，遂被杀。
其妻张氏伏阙上书，为夫鸣冤，乞代其夫。
《明史》并未写其死。
剧中所写与《明史》也基本相符。
刑部主事董传策、刑科给事中吴时来、刑部主事张羽三人联合同日劾嵩，又同被谪戍，《明史》都有明载。
当严嵩势衰，邹应龙上疏弹劾严嵩，成其大功；林润又上一本，使严世蕃，罗龙文被斩，严家被抄。
剧中所写反面人物如严嵩、严世蕃、赵文华、鄢义卿等，都收入《明史・奸佞传》中，所写与《明史》基本相符，作者虽用揶揄、夸张笔法，但并不过分。
其余象礼部尚书李本、都御史周用、礼科给事吴国伦、监察御史王遴都实有其人，不是作者杜撰的。
作者将这些真实人物通过集中、概括、艺术加工使这些人物形象更典型、更形象、更真实，更具有生命力和感染力，也更受群众所喜爱。
直到清初，京都各戏班争着上演，侯方域歌颂的马伶，就是一位善演严嵩的名优。
可见《鸣凤记》在当时的巨大影响。
黄旦在《新闻传播学》一书中指出：“新闻传播是人们之间相互进行的获取新情况、交流新信息的社会传播活动。
”这首先表示新闻传播并不只指报纸、广播电视等大众新闻传播媒介出现以后的传播活动或者仅仅是这些媒介所从事的活动，它包括整个人类历史长河中，人们在不同层次、以各种方式进行的获取新情况、新信息的一切活动。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未尝不能说明代传奇传播具有今日新闻传播的性质与功能。
换言之，笔者以为明代传奇，尤其是像《鸣风记》这样的传奇应当具备极强的传播对象的广泛性。
明代社会信息流通渠道少而且不甚通畅，官方的邸报发行量极小，发行的范围锁定在官府等上层社会，邸报上所录诏旨、奏章之类文章，均用文言写成，艰涩难读的语言，给普通民众的阅读设置了无形的障碍。
况且邸报由于文体和篇幅的限制，又很难详明理顺纷繁时事事件的来龙去脉，描述事件的发展过程，满足不了广大人民急于想了解事件的猎奇心理。
《鸣风记》就通过戏曲这种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以面向全体民众，用通俗的语言、戏曲形象的表演承担了信息传播的重大使命。
它让老百姓电能通过舞台和说都了解发生在当下的真人真事，使他们获得了知情权，从而不再被蒙蔽。
在严嵩“奸臣”形象的形成和传播过程中，有一个要素是不容忽略的，那就是《鸣风记》刘严嵩被盖棺论定为“奸臣”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长达41出的《鸣凤记》是以嘉靖朝朝廷内部忠奸斗争为主线，围绕严嵩父子及赵文华的“奸党”和夏言、杨继盛、邹应龙等“忠臣”之间的斗争展开戏剧冲突，成功地把严嵩塑造成为一个窃取权柄、结党营私、为非作歹、残害忠良、祸害国家的大“奸臣”及大“贪官”形象。
清初周亮工《书影》记载，海盐籍演员张金凤，年轻时以色幸于严嵩，严氏事败后，张扮演《鸣凤记》中的严嵩儿子严世蕃，惟妙惟肖，名噪一时。
侯方域《马伶传》也有类似的记述：明朝末年留都金陵(南京)大约有几十个因技艺高超而出名的戏班，其中最著名的有两个：一个叫兴化部，一个叫华林部。
某日，新安商人会合这两个戏班子，办了一个大堂会，两个戏班竞演的曲目就是《鸣凤记》，兴化部扮演严嵩的演员马伶输给了华林部扮演严嵩的李伶。
结果马伶跑到与严嵩相类的相国顾秉谦家里，在他门下做了三年差役，每天在朝房里侍奉他，观察、体味他的言行举止，终于掌握了这类人的特点。
马伶回到南京，请求新安商人再举行一次宴会，邀来三年前那些宾客，与华林部再次竞演《鸣凤记》。
结果马伶大胜李伶，兴化部的名声于是大大地超过了华林部。
这段记述说明《鸣凤记》传唱演出之广以及严嵩作为“奸臣”形象在民众中的影响之深。
明后期以来，《鸣凤记》传奇四处传唱，城乡搬演，经久不衰，促进了严嵩“奸臣”形象在市井民间的快速而广泛的传播。
在《鸣凤记》之后，以揭露严嵩恶行、刻画严嵩“奸臣”形象的通俗文学作品有戏曲《打严嵩》、《一捧雪》、《丹心昭》等，小说有《沈小霞相会出师表》、《明史演义》等。
较之《鸣凤记》，它们对严嵩之“奸”的铺排演绎往往有过之而无不及。
可以说，《鸣风记》所起的发轫性作用是不可小觑的。
《鸣风记》传奇是明清时期以当代重大政治斗争为题材的时事剧的开山之作，成为明末清初时事剧的直接先导和艺术典范，而且清初李玉的《清忠谱》、孔尚任的《桃花扇》等传奇作品，也都从《鸣凤记》得到了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