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研究:问题\资源和方法
摘 要:性别研究在1990年代以来的中国学界已蔚为风潮,在视角、资源和方法上为各学科确立新的学术增长点提供了必要的参照。然而中国的性别研究潜藏着巨大的隐忧,影响了其向纵深处发展。因此,中国的性别研究需要通过强调“差异性”而实现对性别问题的“在地化”理解,通过以女性主义理论来统领和整合其他理论资源来实现对性别问题的全方位把握,通过“学科化”和“跨学科”的有效贯通,来摸索出在当前中国语境内性别研究在方法论上的突破。由此,中国的性别研究才能良性发展。
中图分类号:I0—03;C913.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09)12—0164—09。
作者简介:。
董丽敏,上海大学中文系教授 (上海 200444)。
作为当代最受争议、同时却又影响最大的新兴研究领域之一,性别研究在1990年代以来的中国学界中颇受瞩目:以性别视角重估已有的学术传统,并尝试确立新的价值立足点,已经成为各学科致力于实现的目标之一;以性别问题为抓手,拓展新的研究空间,并由此探寻新的理论资源,也使得各学科在学科分类越来越细的今天,寻找到了激发自身活力与生机的有效方法。
然而,无须讳言,在性别研究繁荣的背后,也隐藏着危机:对普遍主义意义上的性别问题理解的偏爱,使性别研究呈现出空洞化、游戏化的弊端;对“女性主义”这一新兴理论资源的夸大化使用,使得性别研究在强化自己的性别价值立场之余,呈现出孤立化、封闭化、雷同化的倾向;对性别研究“跨学科”的研究方法的片面化理解,在很大程度上妨碍了性别研究走向深入……。
因此,某种意义上,从问题意识、理论资源、研究方法等角度重新反省性别研究以及建立在其上的女性主义理论的有限性,可以说,包含着我们试图走出危机、重新建立本土性别研究的合法性努力在里面。
何谓性别问题,何谓中国的性别问题?当我们尝试审视性别文化的时候,显然,这些问题成为我们必须要面对的首要问题。
应该说,性别问题在其浮出历史的地表之前,曾经经历了长达数千年的蛰伏过程——在人类历史的漫漫长河中,它常常被视而不见,忽略不计,成为人类文明发展史中少有的盲区之一。那么,性别问题到底是什么问题,它为何会被人们置之不理呢?在性别问题被忽略的背后,又蕴含着怎样的社会文化现实呢?直面并且试图解决性别问题的女性主义运动/思潮是否能够实现其初衷呢?。
如果着重将性别问题理解为是男女两性之间存在的性别不平等问题,那么可以说,“性别”成为问题,是具有某种毋庸置疑的普遍性的。20世纪早期的女性主义者弗吉尼亚•伍尔芙(Virginia Woolf)就曾以“战争”作为分界线,将男性与女性划分为两大阵营,在她看来,帝国主义战争是无法以“爱国主义”作为人类确立立场的基本价值指向的,事实上,无论是处在战争的哪一方,女性都是受害者,因而在反对战争的意义上,跨国界的女性联盟是可能的,也是必须的。
可参见乔继堂主编《伍尔芙随笔全集》卷三之《三枚旧金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
伍尔芙的观点显然有一定的偏激之处,但无可否认,性别问题作为一种主要横亘在男性与女性之间的问题,是具有一定的普泛意义的。事实上,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在社会政治、经济制度、文化风俗、日常生活等诸多方面,男女两性之间显性与隐性存在的种种不平等状况,是如此的触目惊心,因而,在基本的层面上,可以认为,由于性别歧视现象分布的时空的广泛性与普遍性,性别问题的提出,是直接针对古今中外不同社会形态中所共有的不平等的男女两性结构/性别文化,对性别问题的讨论,是隐含着对以两性结构为基本构成的社会更和谐的形态的一种召唤和探询的。
可以说,这样的关于性别问题的普遍化的理解,构成了1980年代以来中国性别研究的基本出发点。
但是在实际的研究中,我们又会发现,如果仅仅强调性别问题的普遍性,并不足以形成一个有效的性别研究范式:“性别”为何在20世纪后半叶而不是在中世纪才成为普遍关注的问题;性别问题在英国、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和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其内涵是否一样,解决的路径是否一致,所要达到的目标是否相同?显然,在试图回答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能意识到性别问题在不同的时空中,其形态、内涵、特点又是不能一概而论的。而如果过于偏重强调性别问题的普遍性:一方面,有将性别问题静态化、凝固化因而不能展现其丰富复杂维度的危险,另一方面,在问题意识的展开、在理论资源的运用、在价值立场的设置等方面,各个国家的性别研究又会呈现出雷同乃至简单复制的倾向,1990年代以来中国的性别研究日益丧失活力和锐气的历程无疑证实了这一点。
可参见屈雅君《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本土化过程中应注意的问题》,载李小江等《文化、教育与性别》,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由此,在讨论性别问题的时候,其与特定的历史、地域、种族、文化、阶级等因素之间的复杂关系,就有必要纳入到考虑的范畴中来。美国学者索恩(Thorne Barrie)指出,作为进入“社会性别”研究的前提,“差异性”是需要首先被认识到的:。
社会性别本身,正像种族和和阶级的概念一样,不是一个角色(虽然它同其他男女的具体角色相连);离开了具体的场景或组织情景,此概念是空洞的。
Thorne Barrie,“Gender. . .How Is It Best Conceptualized”, 转引自周颜玲《有关妇女、性和社会性别的话语》,载王政、杜芳琴主编《社会性别研究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386页。
的确,如果意识到“性别”以及“性别问题”是被特定情境建构起来的话,那么对性别问题的理解,就不能仅仅停留在普遍性的层面上,“差异性”应该是更值得去把握的因素。
性别问题差异性的表现是多方面的。首先体现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中。在不同的时期,性别问题的实质、重心、目标是不同的。在中国20世纪中期之前,性别问题在西方世界中更多地体现为男女两性在现实生活中所实际遭遇到的不平等,在受教育权、财产处分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工作权等方面表现出来的两性巨大差异,使得女性主义运动一开始就以“男女平等”为口号,将争取女性在现实生活中应有的各种权利作为自己的斗争目标,因而这一阶段也主要被称为是“女权运动”阶段。通过各种轰轰烈烈的斗争,应该说女权运动逐渐深入人心,取得了很大的成效。
20世纪中期之后,在女性主要的现实权利基本达到目标后,性别问题再次受到关注,问题的重心已有所转移,它更多被理解为更深层次的文化、知识、科学技术领域对现有的性别秩序的支持,因而女性主义运动的侧重点就逐渐转换到对各种文化体系与知识生产中性别歧视现象的反思和批判。
张京媛:《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前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页。
从上述对女性主义运动史的简单梳理中,不难看出,性别问题的演进历程是相当复杂的,因而其内涵也难以一言以蔽之。正是因为这样,在面对不同历史阶段的性别问题的时候,我们不能简单地采取一种直线主义的“进步论”模式去加以把握,不能简单地将今天语境中形成的性别问题思考模式套用到其他历史阶段中,更不能因此简单地加以臧否,否则就会出现“失之毫厘,谬以千里”的“去历史”的弊端而陷入“秦琼战关公”的尴尬。